《清宫秘档》：走出深宫，贴近大众
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４日，大型文献纪录片《清宫秘档》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式，４０余位清史专家、影视艺术界权威人士参加了该片的观摩研讨会，并对此片的创意和制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该片是一部集知识性、趣味性、艺术性、学术性于一体的文化作品。
近几年来，荧屏和书市充斥着清宫戏和戏说作品，这固然为活跃人们的文化生活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其中一部分为了追求娱乐性而进行的虚构加工，导致这一类型作品出现历史失真和错位现象，对观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了解和认识真实历史产生了某种误导。而另一方面，大量反映历史真实的档案文献和历史研究成果，却又因为专业性强、内容艰深等原因，无法进入普通民众的视野。针对这一现状，《清宫秘档》坚持以“走出戏说，走近真实”为创作主旨，力求通过具象的影视手法、原始可靠的档案、轻松简练的叙事言，给观众呈现一段形象生动、真实有趣的清代历史剪影。
《清宫秘档》系统地利用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１０００余万件清代档案。怎样充分利用数量如此之巨的档案文献，又不至于使全剧流于枯燥说教的弊病？怎样才能将知识性、趣味性、艺术性、学术性融为一体，让深藏皇宫大内数百年之久的秘档以喜闻乐见的形式走近普通民众？这是《清宫秘档》创作的最大难点，也是播出后能否获得观众认可的关键所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该文献纪录片以近几十年来清史研究的相关学术成果构成全片脉络，以清宫档案作为叙述主体，通过精心的选题立意、灵活的档案运用、科学的叙事方法、雅俗共赏的创作风格等手段，创作出了这部作品。
一、精心的选题立意
《清宫秘档》这样一部通过历史档案来构建全片的历史科普作品，设定受众群体为普通民众。如果选题不符合受众的关注热点和接受习惯，必然就会出现无人问津的局面，而失去观众的电视片，也就失去了生命力。但因为档案本身存在局限性，如特定的档案对于历史事物的揭示角度相对单一，对历史事件的概括性较差等，要实现将知识性、趣味性、艺术性、学术性融为一体，就要求制作组在选题时，必须在新颖性、独创性上下工夫，从司空见惯中发现不同寻常之处，化平淡为神奇。
最终，选出顺治出家、太后下嫁、康熙南巡、雍正继位、乾隆身世、慈禧生地、光绪之死、太监命运、后妃生涯等２５个在民间广泛流传、野史连篇累牍记载的清代疑案趣闻，浓缩成２８集专题片。这２５个选题中涉及的历史问题，有的是因为流传太多而真假难辨，如顺治出家。民间盛传，顺治在２４岁那年，脱去龙袍换上袈裟，到五台山修身向佛，并于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左右圆寂，这也是被众多电影、电视和小说演绎过的故事。而曾经生活于顺治周围的僧侣们记载，顺治净发后又还俗。究竟谁真谁假？有的是至今也没有定论的迷案，如孝庄太后下嫁。野史记载说是为笼络多尔衮以保顺治的帝位，孝庄确实下嫁，更有诗文为证；史学家孟森考证说：太后不仅没有下嫁，且与多尔衮连同居关系都不存在，其后的史学家也是各持己见。正是因为这些真伪难辨、没有定论的问题，观众才可以根据自己的历史素养，去辨别，去推断，去想象，由此形成与剧情的互动，兴趣自然就被点燃。
通过观看该片，观众对上至皇帝后妃、王公大臣，下至太监宫女，那些只属于威严而神秘的宫墙内的人物和只发生在几百年前的传奇、故事，能够有一些戏说演绎之外的客观了解。《雍正和炼丹》告诉我们，雍正皇帝的暴亡原因，既非野史、影视中敷演的被侠女吕四娘行刺，也不是史学研究得出的中风而亡，而是死于丹药中毒。《权臣和珅》则彻底纠正了以往电视剧中在人物塑造上的错误，作为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贪财、敛财不假，却不是平庸无能。他不仅精通多种语言，且颇具经济头脑。
精心而恰当的选题，使观众有观看的兴趣，并且通过该片，可以增长知识，提高文化情趣；可以从中体会一些治国理政的心得；还可能从中获得一些有助于研究的提示。这正是《清宫秘档》一片让历史档案走出深宫、走近大众生活的第一步尝试。
二、灵活的档案运用
历史档案是《清宫秘档》的构片主体，以《求真务实话雍正》一集为例，其剧本是通过对３万余件雍正朝奏折、谕旨的整理和研究撰成，直接出现在影片中的档案就有１００多件。档案是历史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留下来的直接记录，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有关问题最原始的记载，尽管可能由于各种原因出现删改，但一般说来，仍然是研究当时历史最可靠、可信的凭证。该片系统利用的１０００多万件历史档案，在当时，即使是皇帝本人，也不一定每一件都能看到，更不用说其他人。清内阁大库被发现后，我们才得以见到这一大批珍贵的清代档案，因而，片中出现的这些档案，是既有神秘性又有权威性，我们完全可以用它作为破解历史之谜的凭证，用档案来说话。
影片对档案的运用，并不是生硬的全篇照搬，而是挑选有代表性、形式规格各异的档案，与专家讲述、历史画面回放、名胜古迹实景拍摄等穿插进行，使画面灵活生动，并且档案也是通过有针对性地突出重点内容来表现。所以，《求真务实话雍正》一集中尽管出现了１００余件档案，但并没有由此而变得沉闷、枯燥，档案中有关雍正皇帝务实反虚的经典性批语被筛选出来，摄入镜头。比如说，有的大臣想通过多写奏折讨好皇上，雍正批示：“说一丈，不如行一尺”；有的大臣经常请求进京陛见皇上，雍正批复：“若能实心办事，胜过来京陛见十次”；有的老臣攻击新提拔的官员经验不足，雍正形象地比喻说：“未有先学养儿子，而后再嫁人的。”这些雍正皇帝亲手写下的批语，既活灵活现地勾画出雍正讲求务实反对虚假的品格，又为全剧增添了幽默、诙谐的气氛。
正如我们所知，历史档案也有可能出于维护统治者利益的目的，或者其他原因，被按照统治者的意识删改编纂，因此我们在利用这些档案进行历史研究时，不能轻易地仅凭一件或数件档案就对复杂的历史事件下简单的结论，而要更广泛地运用其他档案及相关的文献资料做耐心细致地研究考据工作。譬如，根据档案记载，清宫太监李莲英入宫时年龄为１３岁，但他的家人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却记载为９岁，出入较大。根据其他材料分析，清宫太监入宫时虚报年龄的现象是存在的。所以，该片在创作剧本的时候，对于档案的“真实性”问题非常重视，除一些已经被社会公认的事实外，对于在认识上有歧义的人物事件，在引用档案说明的同时，还要尽可能地使用其他辅证，力求对历史作更全面、客观的分析和介绍。
三、科学的研究论证
利用档案进行影视创作时，为了使历史能以更全面、客观的面目呈现在观众面前，就必须尽可能全面地占有研究资料，深入地了解历史事件及其研究现状，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回避不同的学术观点。《清宫秘档》在创作过程中，大量吸收了近几十年以来清史研究的学术成果，结合清宫档案和有关文献典籍，进行分析考校，在对其他不同的学术观点给予充分重视的同时，通过专家采访、解说等方式，提出自己对有关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新观点或倾向性意见。例如在《慈禧生何处》中，关于慈禧的出生地这一问题，就介绍了目前流传较为广泛的六种说法：山西绥远说，安徽芜湖说，甘肃兰州说，山西长治说，浙江乍浦说，还有北京说。然后以清宫档案为凭证，一步一步指出前五种说法的不合理性，最后得出结论：慈禧的出生地在北京。《光绪之死》一集中也是采用的这种叙事方式，首先提出问题：光绪帝死因究竟如何？紧接着列出几种主要说法：（一）慈禧不愿往日的政敌光绪再掌政，遂在临死前一日将光绪害死；（二）李莲英平日依仗太后经常中伤和愚弄光绪，他怕光绪来日会清算其罪孽，便在慈禧死前将光绪谋毙；（三）袁世凯在变法时出卖了光绪，他知道慈禧死后光绪不会放过他，就找机会将光绪毒死；（四）光绪确是被人害死的，但不能确定是谁下的手。然后通过清宫档案一一将之驳倒，最后根据清史和医学专家对清宫太医留下的“脉案”的研究，及光绪亲书的“病原”，得出全新结论：光绪属于正常的病亡。全片由设问，到尽可能全面引用各种观点，再层层剖析，最后得到解答。环环相扣，步步深入，充分体现了该剧结构严谨、叙事科学和极富逻辑性的特点。
《清宫秘档》剧组在创作中始终本着可以给观众留下悬念但不能向观众传达错误信息的原则，对一些史实细节和典章制度，注重从档案、文献出发进行揭示，并且请教有关的专家，尽量做到准确无误。遇到有疑义的问题，则由几位总撰稿和执笔者反复商讨，集体定稿，以免失之偏颇。总之，力求科学、严谨。
四、通俗的创作风格
在市场化的今天，大众化应该成为档案资源进一步开发利用的主流。以影视的方法来叙述档案，则一定要避免说教形式和太学术化，以免给观众造成老学究、枯燥无聊的印象，但也不能为了迎合大众喜好，过于追求“俗”，而陷入格调品位不高的境地。要将学术性和趣味性相结合，用通俗的语言。观众习惯的叙述方式，讲述真实的、于观众有启发的清代历史故事。《清宫秘档》所采用的正是这种雅俗共赏的创作风格。
该片的叙述语言，尽量通俗化。为了更符合影视创作的需要，片中除了一些十分必要的地方引用档案原文之外，一般都改为现代语言叙述，以免造成部分观众难以接受。其次，该片在表现知识性、趣味性和故事性时，十分注重历史细节的表述，力求做到贴近百姓，雅俗共赏。故事性正是影片的核心，只有通过情节，历史才能展现原貌，为了使故事精彩，该片往往也兼及野史传说。从野史传说入手，最后回到正史。如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都是先从野史传说开始，然后摆出各家观点，各种推断，最后以正史得出结论，其间内容丰富、情节曲折，让读者看得兴味盎然。趣味性则决定了观众对作品的接受和喜爱程度，《清宫秘档》中通常是用设悬念的手法来激起观众的兴趣，《乾隆身世之谜》开篇就提出这样的疑问：乾隆究竟生在哪里？对于这样一位将清朝推向“康乾盛世”巅峰的帝王，这样一位身后传说无数的“十全老人”，居然到今天也无法确定其出生之地，甚至还有传说乾隆实际为汉人之后，实在是太离奇了。带着一连串的疑问，观众自然被带到影片中。知识性是体现雅俗共赏、寓教于乐的点睛之笔。比如《金榜题名》的拍摄中，有一段是关于清代科考防止作弊的“糊名弥封”制度的，就是将试卷上学生的名字籍贯款封上，使批卷官看不到，无法作弊。其具体操作方法，过去在文字上不好叙述，通过实物（清代考卷）在镜头上表现就一目了然。
五、结语
在以往，也有一些影视文学作品利用档案，但毕竟都是零星的、分散的。在系统发掘的基础上，以清代原始档案为主要依据，拍摄大型系列专题片，这还是第一次。由此说来，《清宫秘档》的拍摄具有开拓和探索的性质。该片问世后，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反响。它以久藏深宫的清代皇家档案来构建全片的主体，用档案说话，用档案破解历史谜团的形式，既避免了流于说教的弊病，又赋予了档案极强的故事性和趣味性。就纪录片而言，无论是理论还是内容上，这都是一种创新；而就档案本身来看，使文字的档案具象化，使记载片断的档案完整化，使神秘的档案大众化，这都是《清宫秘档》一片在档案主动服务人民群众、尽量实现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方面的全新突破。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档案信息不仅成为了潜在的出版资源，而且也开始成为某些展览的主体，这些说明，档案信息的开发利用已经呈现出综合性、多层次性、广阔性的特色。而《清宫秘档》的诞生则代表了档案也能作为影视创作的主题，档案与影视牵手的成功，引发了档案人对当今档案开发利用新形式的思索和探寻，影印出版、不同规模不同专题的展览、专题电视片、系列解密出版物、网络电子档案馆……有越来越多的途径和方式可以供人们接触和了解档案，档案的开发利用前景将会越来越开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