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档案的编研工作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二史馆）是专门收藏民国档案的国家级历史档案馆，在收集、保管、整理及对外提供利用民国档案的同时，二史馆还十分重视编研工作。自１９５１年２月二史馆的前身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成立至今，除成立初期将主要精力放在收集散存在全国各地的民国档案并加以整理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外，二史馆历届领导都将编研出版工作作为馆里的一项重要工作。５５年来，二史馆编辑出版了一大批民国档案史料及学术著作，赢得了国内外档案学界和历史学界的广泛好评。

一

１９５１年２月１日，在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的指导下，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正式成立，其任务是“将民国时期北洋政府的档案和国民党政府遗弃的档案收集集中起来，加以整理，除提供现在的人民政府各部门调用外，进一步将其中有用的历史资料整理出来，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历史之用”，即承担民国档案的收集整理和编纂利用的双重任务。

南京史料整理处成立伊始，即将其全部精力放在了民国档案的收集和整理方面，至１９５５年底，已从全国各地接收了民国档案１５０余万宗，并对其中的１００余万宗进行了初步的整理。从１９５６年开始，在继续接收和整理民国历史档案的同时，将编辑民国档案史料的工作列入了议事日程。１９５６年３月通过的《关于南京史料整理处１２年远景规划的意见》，即将开展文献公布工作和编纂出版业务书籍列入工作计划之中，计划从三个方面公布所藏民国历史文献：（一）出版定期的文献丛刊，试办期间内部发行；（二）不定期的专题长编，即关于一个问题的大型的历史文献汇集，可公开发行；（三）不定期的史料丛书，即许多个较小问题的史料单册，汇成丛书，可公开发行。１９５６年７月，根据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指示，南京史料整理处根据所藏旧政权档案开始编辑中国现代政治史档案资料汇编，并专门成立了现代政治史资料组，下设资料汇编组和大事月表组，分别负责《中国现代政治史档案资料汇编》和《中国现代史大事月表》的编纂。

《中国现代政治史档案资料汇编》的选编工作从１９５６年７月开始，至１９６０年底全部编选完毕，并打印成油印本。该《汇编》共分四辑：１９１９—１９２７年为第一辑，共选编文件１４００篇，计３００万字；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为第二辑，共选编文件１５００篇，计６００万字；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为第三辑，共选编文件３２００余篇，计９００多万字；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为第四辑，共选编档案文件１０００余篇，计４００万字，四辑共收录档案文件７０００余篇，计约２１００万字，２００册。

《中国现代史大事月表》从１９５６年开始编写，至１９５９年９月完成了报刊资料的编写，计约５２０万字。其后，编写组又花费了半年时间，对已编写的大事月表补充档案资料２００余万字，共计８００万字。

在《中国现代政治史料档案室资料汇编》初稿完成后，南京史料整理处又着手编辑一套中国现代史史料丛书，即专题资料丛书，计划选编１００—１５０个专题。该专题资料丛书从１９６０年开始选编，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已选编的专题档案资料计有《辛亥革命史料》、《十月革命影响及中苏关系史料》、《帝国主义盗窃我国文物史料》、《北洋军阀直皖两系混战史料》、《白朗起义史料》、《五四运动史料》、《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华史料》、《济南惨案史料》、《日寇侵华暴行史料》、《东北抗日义勇军史料》、《十年内战时期的民族工业危机史料》、《台湾“二·二八”运动史料》等４０种，还有有关西藏的专题资料。

上述《汇编》、《大事月表》及各专题史料编辑成油印本后，即送交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宣部科学处、国家档案局审阅，并赠送给部分综合性高校历史系，作为中国现代史教学和研究的内部参考。

《中国现代政治史档案资料汇编》等受到了学术界的热烈欢迎，但因油印份数太少，不能适应客观需要，各方面都催促尽快公开出版。为了使这些史料发挥更多的作用，使近代历史研究工作者得到这些资料，南京史料整理处计划对上述史料陆续修订正式出版。为此，史料整理处制定了详细的修订原则和出版步骤。

遗憾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二史馆的编研出版工作陷于停顿，上述各项修订出版计划未能付诸实施。

二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二史馆的各项工作重新走向正轨，中断长达１０年之久的编研工作也开始全面恢复。在编研部门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和全馆同志的大力协助下，编研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自１９７８年起至２００５年底止，二史馆共编辑出版档案资料１亿余字，影印出版民国档案图书资料超过了１０亿字。

１９７８年开始恢复编研工作后，二史馆领导及编研部门根据馆藏历史档案的特点和当时史学界的实际需求，决定在“文化大革命”前选编完成的《中国现代政治史档案资料汇编》和专题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１９１１—１９４９）、《中华民国史专题档案资料丛刊》和《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书》。

为编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编者首先依据中华民国史的发展脉络，制定了编辑大纲，作为选材的线索和编辑分工的依据，同时“依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权按总类结合时间顺序分类编排”，将全书分为五辑。而第三辑《北洋政府》、第五辑《南京国民政府》则又各按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等分为若干册。在档案文件汇编形成方面，“为保持历史档案文件的原来面貌，采用原件汇编的形式，唯将其竖排改为横排。其所辑录的档案文件，除对错漏的文字加以必要校勘注明外，均按原文照录，并加以标点；而对一些往来承办的文件，在‘等因奉此’前复述的文字内容过多重复者，则加以删略。这样，既避免了官样文书的重复内容，又保持了原来文书的形式，以示《汇编》资料的可靠性和可信性”。

经过先后３０余位编研人员历时２０余年的辛勤劳动，全书由江苏古籍出版社于２０００年春全部出齐，共９０册，计５０００余万字。《汇编》共分五辑：第一辑《辛亥革命》，共收录档案资料１９２件；第二辑《南京临时政府》，共收录档案文件共有４３９件；第三辑《北洋政府》，共１７册，１０００万字。第四辑《从广州军政府至武汉国民政府》，共有２册，１３０余万字；第五辑《南京国民政府》。该辑又按历史时期分为第一、二、三编。第一编《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与十年内战》（１９２７．４—１９３７．７），第二编《第二次国共合作与八年抗战》（１９３７．７—１９４５．８），第三编《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覆灭》（１９４５．８—１９４９．９），全辑共７０册，４０００余万字。

《中华民国史专题档案资料丛刊》是为了弥补《汇编》因体例限制而无法将反映某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档案史料都选编进去，而以专辑的形式出版的专题档案史料系列丛书，计划出１００种。该丛刊从１９７８年开始编辑，至２０００年已出版有《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善后会议》、《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民变》、《护国运动》、《直皖战争》、《张謇农商总长任职经济资料选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民国外债档案史料》、《五二○运动资料》、《五四运动在江苏》、《北洋陆军史料》、《中德外交密档（１９２７—１９４７）》、《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等。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书》主要是将馆藏档案资料中独立成帙的日记、史稿、报告书、调查统计等编辑成书，供研究者利用。原计划出版百种。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已陆续出版了《冯玉祥日记》、《周佛海日记》、《抗战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北伐阵中日记》、《蒋介石年谱初稿》等。

上述《汇编》、《丛刊》、《丛书》虽编辑体例、内容不太相同，但又互相补充，共同构成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的基本内容。

在编辑《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的过程中，鉴于馆藏民国时期党派社团的资料十分丰富，而学术界对此部分资料的需要又十分迫切，因此又增加了一套《民国党派社团档案史料丛稿》的编辑计划，已先后出版了《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国青年党》、《民国帮会要录》等。

在编辑馆藏档案资料的过程中，二史馆还根据学术界的需要，以影印的形式，重印了部分民国时期出版的政府公报、报刊及部分较为系统的专题档案资料，主要有：南京《临时政府公报》、北洋《政府公报》、《立法院公报》、《国民政府暨总统府公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公报》、《国民政府行政院公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公报》、《汪伪国民政府公报》、《汪伪政府行政院会议录》、《中央日报》、《黄埔军校史稿》、《中央周刊》、《经济部公报》、《中央时报》、《民国法规集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８５９—１９４８）》（１７０册）、《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立法院会议录》等等。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世纪末的来临，人们的怀旧情愫日益强烈，同时，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大多数非专业研究人员来说，洋洋数十万言的纯文字著作根本无暇翻阅，人们迫切希望能在最快最短的时间内，以更直观的形式，获取知识的营养，于是各种以老照片为题材的出版物应运而生并很快获得了读者的青睐，二史馆典藏的１０余万幅有关民国历史的照片和图片，自然也吸引了世人的目光。二史馆编研人员也顺应社会需求，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珍藏图片库》（７册）、《老照片》等图片集。规模宏大，第一次以历史图片形式多方位、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华民国３８年历史变迁的大型图片集《中华民国图录》，经二史馆近３０位专业人员历时三年多的努力，也由团结出版社于２００２年出版，该《图录》共收录反映民国时期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经济、中外关系、社会等内容的历史照片和图片近３００００幅。为了向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及时提供民国档案资料，１９８１年春，二史馆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联合创办了《历史档案》杂志，并在杂志上公布两馆所藏档案文献。１９８５年，经国家档案局和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二史馆独自创办了《民国档案》季刊，专门刊载民国档案资料及民国史研究论文。该刊现已出版８４期，并被确认为全国历史核心期刊。该刊上已公布了民国档案资料８００万字，其中绝大部分为二史馆馆藏档案资料。

三

在编辑出版档案史料的同时，二史馆同志还充分利用馆藏档案丰富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积极参与历史特别是民国史的研究，承担了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参与或独自撰写了多部史学论著，发表史学论文数百篇，形成了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的民国史研究群体，为促进民国史研究的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一，承担了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据统计，从１９９１年起，由本馆研究人员申报的《中国抗战损失》、《日军战犯暴行研究》、《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社会》、《盛世才在新疆》、《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民国时期西藏及藏区经济研究》等项目（由外单位专家领衔、本馆部分人员参加的项目不包括在内）经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组织的专家评审，先后被确认为国家社科项目，并获社科基金资助。这些项目都已完成，并通过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组织的专家的验收。此外，还有一些项目如《民国档案与西部开发》被列为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资助项目，《汪伪统治区奴化教育研究》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列为资助项目。

其二，参与或独自编撰出版了一批民国史学术专著和工具书。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二史馆部分研究人员即与南京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史学专家合作，撰写了大陆地区第一部民国通史著作《中华民国史纲》和第一部全面反映南京大屠杀真相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合作编写的民国史著作还有《民国社会经济史》、《蒋介石全传》、《段祺瑞与皖系军阀》、《爱国将领冯玉祥》、《南京大屠杀》、《张学良年谱》、《中华民国实录》、《中外教育交流史》等。由二史馆研究人员独自编著的民国史学术专著则有：《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史》、《惨胜———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民国党派社团出版史丛》、《青红帮秘史》、《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抗战江河掘口秘史》、《中外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盛世才在新疆》、《日本侵华教育全史（华东华中华南卷）》等等。此外，二史馆编研人员还利用馆藏第一手资料编写了《民国职官年表》、《中国国民党大事典》、《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史词典》等民国史工具书。

其三，举办、协办或参加国际国内有关学术研讨会，撰写发表学术论文。１９８４年，二史馆与南京大学等在南京举办了首届中华民国史学术研讨会。１９８７年，二史馆主办并具体承办了“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海内外百余名著名专家学者汇聚南京，进行民国档案与民国史的学术交流。其后，又协办了第三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二史馆还有数位专家学者应邀赴美、日等国和港台地区参加有关民国史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大会上宣读论文。此外，在国内召开的历次国际国内有关近代史或民国史研究的重要学术研讨会，二史馆一般均派学者与会。１９７８年以来，二史馆的编研人员还先后撰写并发表了数百篇有关民国史的学术论文，并有数十篇文章被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全文转载。

四

综观二史馆５０多年的编研工作，概括起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以馆藏档案史料为主，根据社会需求，编辑出版档案史料，为政治和学术研究服务，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

二史馆领导和编研人员深知，作为历史档案馆，不同于一般历史研究机构，其编研工作应立足于馆藏档案，充分利用馆藏档案的优势，根据党和国家及学术研究的需要，适时选编档案史料，并开展学术研究。因此除部分合编资料集外，二史馆所编资料集的内容均为馆藏第一手档案资料。

同时，在档案史料的选编上，也坚持为党和国家大局和学术研究服务的原则。《民国现代政治史档案资料汇编》即是为了给中央编中共党史提供反面资料的，其选编的原则是：“（１）揭露旧政权的反动、黑暗、腐败和倒行逆施的材料；（２）揭露反动统治者内部的派系斗争和互相攻击的资料；（３）揭露反动统治者和帝国主义勾结卖国的资料；（４）揭露反动统治者压榨人民以发展官僚资本的资料；（５）反映人民革命力量的生长与反革命斗争的资料。”而《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则是“为了适应中国近现代史的科学研究与教学需要”，同时也是为了响应国家档案局“工作基础较好的档案馆，要着手进行档案史料的编研工作，研究档案内容，汇编档案史料，参加编史修志，为历史研究服务”的号召。

第二，坚持“编研结合，以编为主，以编带研，以研促编”的工作方针，将编研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

作为历史档案馆，不同于一般的综合性或专业性档案馆，要做好档案工作，就必须熟悉档案的内容，开展历史的研究。南京史料整理处第一任处长王可风本人就是一位历史学家，在领导征集、整理档案及编纂出版档案史料等工作之余，还充分利用档案史料，撰写学术论文。其后，二史馆历任领导都保持和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在参与历史研究过程中，广大编研人员加深了对馆藏档案价值的认识，提高了业务水平和学术研究能力，并进一步促进了档案资料编纂水平的提高。

第三，积极与社会各界合作，将独自编纂与合作编纂紧密结合起来，以适应社会不同需求。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全国范围修史编志热潮的兴起，二史馆利用馆藏优势，充分抓住契机，在编纂《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等工作的同时，与有关学术机构和修志部门联合编辑出版了一批馆藏档案资料。主要有：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作编辑出版了《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资料选编》（７册）、《十三世达赖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转世坐床档案汇编》、《九世班禅圆寂致祭和十世班禅坐床档案选编》、《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康藏纠纷档案选编》、《亚东关档案选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上、下册）、《民国时期西藏及藏区经济开发建设档案选编》等；与财政部财政经济研究所合作编辑出版了《民国外债档案史料》（共１２册）、《国民政府财政金融税收档案史料》等；与中央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档案资料选编》，已出版有《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日汪的清乡》、《华北事变》、《东北经济掠夺》、《华北历次大惨案》、《汪伪政权》、《华北经济掠夺》等；与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合作编辑出版了《台湾光复档案》（分为《历史图像》和《文献史料》两册）；与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合作编纂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共２８册）；等等。

第四，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结合起来，在考虑经济效益的同时，始终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历史档案资料的读者面相对较小，编研人员花费数年之力编纂完成后，往往不但不能取得经济效益，出版还得补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档案馆和编研人员编辑出版档案史料的积极性。二史馆领导深知，编纂档案史料是保存和传承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作为国家级历史档案馆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因此在考虑经济效益的同时，始终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受到学术界的热烈欢迎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