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档案编纂出版的文化功能

历史档案是独一无二的珍贵的历史资料，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是文化再创造的基础。然而，这些宝贵的档案资料除个别散落民间外，大都藏在各地档案馆，可谓“藏在深闺人未识”，无法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利用，也不可能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因此也不可能在文化再创造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文化的生命在于传播和创新，而出版物就是非常合适的载体。出版业介入历史档案的整理和公布工作，既对历史档案的整理、保护、利用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也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与创新起到积极的作用，具有独特的文化功能。

一、促进档案的整理、保护和利用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历史文化遗产十分丰富，其中历史档案的收藏量很大，诸如国家机关文书、民间契约、个人书信、日记手稿等都是十分重要的档案，值得我们发掘、整理和保护。从抢救珍稀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历史档案的整理尤为重要。我国的各类历史档案，有的因形成的年代久远，残缺破损比较厉害。例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明代档案，有些纸张粘在了一起，有些已被虫蛀坏，不经整理、重新影印出版，就无法供人们利用，甚至有进一步被毁坏的危险。还有些历史档案因数量庞大，经费不足，得不到及时、妥善的整理和保护，逐步受到损坏。有些历史档案因纸质较差，老化情况相当严重。有些珍贵历史档案或因战乱，或因种种原因而流落民间，甚至辗转流失海外，在国内档案部门反而缺藏。对这些珍贵历史档案，若不及时抢救、整理和保护，将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珍稀历史档案是历史上形成的文物，绝大多数是全国唯一的藏品，因而是不可再生的珍贵的文化遗产，需要我们精心保护。许多有识之士以文化建设为己任，在整理和保护历史档案上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近年来，一些历史档案收藏单位的文化工作者转变了观念，从被动的保护，转变为积极的保护，积极开展档案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他们工作踏实，作风朴实，态度认真，为历史档案的整理工作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为历史档案的出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一些有抱负、有眼光、有实力的出版单位也积极地介入这项工作。他们积极配合档案部门的工作，把档案出版工作当作重要的文化工程来抓，有的还成立专门队伍，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开发历史档案出版选题，并从其他图书的利润中抽出部分资金，以文献保护费、文献整理费的方式资助珍稀历史档案的整理和出版，这无疑有助于珍稀历史档案的保护和利用。

出版社从资金上和编辑力量上支持珍稀历史档案的整理，对珍稀历史档案的保护和利用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可以抢救这些历史档案。出版社参与和资助这些历史档案的整理工作，可以解决收藏单位经费不足的困难。收藏单位可以借此更新设备，改善收藏条件，也可以加快整理步伐。全国的各级档案馆属于事业单位，除极个别档案馆外，大多数档案馆靠政府财政支持，财力有限，除了支付庞大的工资、福利费用外，还要支付日常的办公费用，用于档案保护和整理的经费往往捉襟见肘。出版社的介入，无疑可以解决一些燃眉之急，补充部分档案保护和整理费用。另一方面，出版社把整理好的这些历史档案出版后，使用者不必到收藏该档案原件的档案馆查阅，看影印件即可。即使有读者到档案馆查阅，档案馆也可以提供影印本，而将原件妥为保管，以免受到损坏。

二、促进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依托于一定的载体。各类重要的历史档案，大多收藏在各地档案馆，而且全国仅此一份，不用说一般读者，就是专业研究人员也难以使用，更遑论交流和传播了。出版社以影印的形式将这些珍稀历史档案出版发行，将独一无二的文化珍品化身千百，既可以保存资料的原貌，又可以广为流布，让更多的人了解和使用。

文化的生命在于传播，只有在交流和传播中才有活力。文化的传播既有历时性的文化传承，也有共时性的地域扩散。从历史档案出版的角度来说，它兼具文化传播的历时性和共时性两种特性。我们从档案文献的分析和销售情况来看，这类图书的客户一般为全国大型图书馆、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及资料室、研究机构图书馆以及个别研究者。珍稀历史档案经整理、出版后，由一家收藏单位拥有，扩展到更多的收藏单位和个人拥有，尽管前者拥有的是原件，后者拥有的是复制品，但其文化含量是相同的。随着收藏单位的增多，这些文献所蕴涵的信息也得到了广泛传播。更重要的是，档案馆收藏的重要档案因种种原因一般不对读者开放，很难体现其内容上的文化价值。而这些档案出版后，使用者增多了，其内容上的文化价值便凸显出来，读者不但可以了解档案内容，从中了解历史真相，还可以以此为研究资料，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

珍稀历史档案出版物还是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近代以降，中西文化逐步接触，但各个时期各有侧重。近代时期，由于中国处于被侵略的地位，相较而言落后于西方各国。有志之士提倡学西学，变旧制。西学东渐，逐步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新中国成了后，中国日益强盛，中国传统文化也焕发出勃勃生机。世界各国越来越关注中国，不但关注现实的变化，而且还试图了解和探索内涵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挖掘、整理、出版历代珍稀档案，并向国外发行，把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介绍到国外，实际上就是向国外传播中国文化。这种跨文化传播在科技日益发达，交流日益增多的情况下，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而只有当这些一国拥有的文化遗产传播开来，为别国的读者所了解、研究，才能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中外文化交流并不局限于文化产品交流的层面。文化部门的交流与合作也是重要内容。国外的文化单位珍藏着许多从中国流散出去的珍稀档案，如何与国外文化单位合作，将这些珍稀档案整理、出版，既是学术发展的重要事情，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国家对此非常重视，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２００６年课题指南”中，把我国档案文献遗产调查及其文化价值研究列入申报范围，其中尤其强调对涵盖海外的档案文献的普查和整理。国内一些出版社也正在与国外有关机构洽谈，致力于流散海外的中国历史档案文献的挖掘、整理和出版。如果这些合作成功，那将是出版界、学术界的盛事，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有益尝试。

三、促进文化的再创造

文化的创造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同时还必须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上。珍稀历史档案是文化再创造的肥沃土壤。

从文化创造的传承性来看，珍稀历史档案是文化再创造的基础。历史档案资料蕴涵着前人丰富的思想内涵。历代哲人除自己所处时代的经验教训外，还思考着人类所面临的永恒问题。他们的思想结晶通过历史文献（包含历史档案）得以流传至今。当代知识分子、专家学者，在关注和研究现实社会，思考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大问题时，不能不站在先哲的肩膀上，从他们的著述中吸取营养，创造新的文化成果。由于年代久远以及历代战乱频仍，不少档案已经破损，不少档案已经散失，有的流散民间，有的流失到海外，国内反而没有收藏。将这些稀见且珍贵的历史档案加以搜集、整理和出版，无疑有助于文化的再创造。

珍稀历史档案对文化再创造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首先，珍稀历史档案所反映的某一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情况，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历史档案往往是当时当地及当事人的原始记录，具有全面、详尽、可靠等特点。通过研究历史档案资料，可以还原历史真相，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其次，珍稀历史档案的形成过程也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例如，满铁档案既有反映抗战时期各方面情况的史料，又有满铁这一日本殖民机构自己的档案资料，对研究满铁史、日本侵华史，以及中国近代史、日本近代史都有极高的参考价值。第三，珍稀历史档案隐含着其他方面的珍贵价值。例如，胡汉民晚年的函电稿，从不同的角度与学科看有不同的价值：不少书信是精美的书法作品，研究书法和笔迹学的学者，从中可以得到收获；函电中所用的信笺、信封、邮票、电报用纸等，无不透露出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气息；胡汉民与交往人之间的函电传送方式，也能反映当时中国邮电业的发展水平。第四，档案资料还是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素材。以历史题材创作的小说、电影、电视剧，要以一定的历史真实为基础，历史档案为此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第五，历史档案对重塑民族精神具有促进作用。历史档案保存了大量的抵御外族侵略以及中国人自强不息的珍贵史料。这些都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重塑民族精神的基本元素。总之，珍稀历史档案是人们从事学术研究、文学创作等各种文化创造活动的重要参考资料，是重塑民族精神的重要养料。

珍稀历史档案中的名人作品不少是文化精品。它生动地反映了先哲们对思想感情的表达方式和表现手法。其中许多作品反映了前人对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思考，是具有普适价值的思想成果，值得我们学习和吸收。我们对这些历史档案资料进行发掘、整理和研究，取其精华，择善而从，一定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文化。

综上所述，珍稀历史档案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对其进行发掘、整理、出版，有助于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有助于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有助于文化的再创造，是体现传统文化遗产价值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