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编研规律探微
刘国能同志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说：档案事业的发展，必须遵循档案工作的客观规律。笔者以为，档案编研更应如此！那么，档案编研到底有些什么规律呢？档案编研作为档案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我国古代虽无其名，但有其实。它是我国古代文献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基石，甚至可以说是灿烂的中华文化的源泉。人类文明的发展催生了档案编研工作，档案编研成果的大量积累，对社会又产生了强大的反作用力，这种反作用力维系了中华文明的承传并加快了人类文明的传播与发展。在世界文明古国中，中华文明能一脉相承，数千年来从未发生断裂，这与我国自古以来重视档案编研的优良传统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没有古代档案编研的伟大成就，也就没有中华文明的灿烂与辉煌。但是，我国档案学术界对我国古代档案编研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认识还不十分到位，对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继承并弘扬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搞好当代档案编研工作，是我们每一个档案工作者应尽的职责。档案编研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纵观其数千年的发展与实践，有如下几点值得我们总结：
１档案编研的职能具有由合向分发展的趋势
首先，档案编研从官方专营向官私并存发展。据文献记载，我国档案编研实践活动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左传》记载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书。但事实上，人类的档案编研活动可能还要早，从甲骨文的演变来看，此前甲骨文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的，从某种意义上看，可以说档案是伴随着文字的产生而产生的（当然，在文字产生以前，还存在结绳、刻划等原始形态的档案）。有文字就会有档案，有档案积累，就会有档案编研，只是三代以前，人类可能有几千年的文化失忆期，夏、商、周断代工程因为史料的不足已困难重重，而对三代以前的研究就得更加依赖于新的考古发现了。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由于文字及档案主要为官府及社会的上层所掌握，所谓学在官府、学必有师是也，档案的编研是以官方为主进行的。到春秋末，孔子编订“六经”，开创了私人编研档案文献的先河。夏商周三代的档案编研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文化上为孔子儒家学说的诞生做了铺垫与积淀，应该说是时代与文化成就了孔子。自此以后，我国古代的档案编研活动连续不断，先后有大量的编研成果问世。这些成果既有官修的，也有私人编纂的。自孔子到唐以前，私家比官府更活跃些，自唐代始，官府较私家更胜一筹。
其次，编研人员从全能向专职转变。在古代社会，人类刚从蒙昧走向文明，社会分工尚不细致，档案工作基本处在巫史不分、文档不分、图书不分的状态，从事档案编研的人员往往扮演多种社会角色，大多为复合型的全能人才，他们集档案学家、图书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于一身。但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也越来越细，档案编研工作也开始从史档不分的混沌状态中剥离出来，按其自身的规律发展。在中国上古与中古时代，从事档案编研的人员多是颇有成就的大学者，到了封建社会晚期，特别是近现代，从事档案编研的人员的地位与素质都明显下降了，这与档案工作社会地位的下降是相一致的。
再次，服务对象从单一走向多元。一说这句话，人们以为这是今天档案工作者的专利，档案编研除为政权及各级领导服务外，还要发挥它的文化功能、教育功能与休闲功能，为社会大众服务。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等先哲们已用他们的行动实践了这句话。正是他们的大规模的文献编研活动，使上古专为皇家服务的档案编研活动走向社会、走向民间。孔子开创的私人办学，对打破学在官府起了重大作用。只是那时档案的社会化程度没有今天这样自觉与全面，因此也没能提出“从单一走向多元”、“为社会大众服务”这样的口号。
第四，编研地位从神圣走向世俗。在上古时代，我们的祖先经历了一个由神本向人本发展的过程。《礼记·表记》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殷商时期，掌管档案的巫和史，具有极神圣的地位，他们不仅是神人相通的使者，而且是皇家决定军国大事的重臣。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及文字的普遍使用，从事卜筮的巫也由专事问神逐渐参与政治管理和记录史实。随着档案的逐渐积累，人们开始从“尊神敬鬼”转向“敬天法祖”，于是原先的神圣光环开始褪去，档案工作者也开始了他的世俗化进程。自此以后，随着世俗化程度的加深，档案工作方式从封闭走向开放，是必然趋势。故此到了近现代，原本神圣与神秘、仅为君主及统治阶级服务的档案馆，已经敞开大门，面向社会，面向大众，成为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又一新的场所。这是社会的进步，更是档案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
２档案编研具有很强的条件依赖性
当今档案界讲“创新”是一个很时髦的事情，我们无论干什么，似乎都是在创新，一不说创新，那就意味着你保守、落伍了。这，要说对也对，要说不对也不对，因为我们把“创新”用得太多太滥了。其实，只有革命性的劳动才能叫创新，这种创新是可遇不可求的。所谓革命性的创新有两条最基本的原则，一是看历史上是否有过；二是看当今社会是否有过。并不是以我个人或本行业的标准来作为判断的依据，凡是学会了新的东西、干了以前没干过的事情都叫创新，这是对创新的误解。
档案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一个时代最前沿、最活跃的事物与行业，都要伴随着档案的产生与管理；档案载体及档案工作的变化，能起到反映时代发展变化的晴雨表作用。档案与档案工作的每一发展变化，都是社会创新的结果，而不是社会创新自身。因此，档案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做到与时俱进，充分掌握并利用好社会创新的最新成果，而不是如何去创新。这一点，我们每个档案人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要动辄说这也是创新，那也是创新，自视甚高可以，关键是别人承不承认你。
社会的发展进程，直接决定着档案与档案编研的方式方法。我们今天碰上了纸质档案向电子档案发展与过渡的时机，我们就要充分掌握并利用社会最新的技术成果，搞好档案工作。事实上，档案工作的与时俱进，并不是我们今天的专利，档案的收集、储存、编纂、传播等随着档案载体的不断变化始终都需与时俱进。在今天的电子化以前，至少还经历了从原始档案到金文甲骨档案、从金文甲骨档案到简牍档案、从简牍档案到纸质档案三个发展阶段。也就是说，档案工作始终依附于时代的物质与技术发展水平，你不能落后于时代，更不能超越时代，只能顺应时代的发展，你不与时俱进，你就搞不好档案工作，甚至没法从事档案工作。
档案实体是档案编研赖以开展的物质前提，没有档案实体，也就没有档案编研，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档案编研成果质量的高低虽然会受到编研人员水平的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档案实体本身的状态与质量。陈寿的《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对《三国志》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书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由于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编研档案材料，《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本人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的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档案文献。因此，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他没有条件编写志，所以《三国志》无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
就是这样一个浅白的道理，要真正落实到工作实处还是有困难的，在现今急功近利的心态下，就很容易出台违背这个规律的提法，类似“要什么编什么”等口号不是随时都可听到吗？这口号强调了“要”，却往往忽略了“有”的问题，这样的档案编研不搞也罢。
３档案编研对社会具有相对滞后性
事物的发展有始有终，人类社会从远古走来，亦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档案在社会不断的发展中随时产生，搞档案编研，从理论上说，只要产生了档案实体，就可以开始进行档案编研了。但事实并不如此，没有相当数量的档案积累，没有一定岁月的时间沉淀，档案编研是难以着手的。这就叫“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此，档案编研相对社会具有相对滞后性的特点，编研实践则呈波浪式发展轨迹，编研工作的优劣一定程度上是由被研究对象自身发展的阶段性决定的。
这一点，我们的前人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经验与遗产，后朝为前朝修史，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并为我们留下了皇皇巨著二十五史。档案编研是修史的基础，修史又促进了编研的发展，可以说修史与编研是互为表里的，修史是表，编研是里。不过人们往往只看到表而看不到里，所以档案人多是默默无闻的。档案编研的波浪式轨迹是对被研究对象的客观反映，是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的。这个规律我们不能违背，也违背不了。处在档案编研曲线波谷时期的人是无法干波峰时期的事的。我们是处在波谷还是波峰，这得由历史的机遇来决定，人是无法自主选择的。比如，上世纪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中期，我国档案界掀起了一个革命历史档案的编研高潮，并取得了辉煌成就。但今天无论你如何努力，已不可能再掀起这样一个高潮了。这就是历史机遇的选择。
另外，事物发展的阶段性亦决定了编研成果质量的优劣。在占有充分档案文献的基础上，一般而言，距离事物发生的时间越久远，你的编研成果就越接近历史事实的真相。那么处在波谷时期的档案编研工作，不是就无事可做了吗？其实我们也不必这么悲观，档案工作涵盖社会各个方面，有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不同领域，每个领域都有各自的编研曲线，有各自的波峰与波谷，各领域之间不可能同步发展，即它们的波峰往往是错开的。既然是此起彼伏，我们的编研又何愁没事干呢？就算处在低谷，我们也可以搞好档案的基础工作，修炼内功，积聚能量，为迎接编研高峰的到来做准备。
编研成果对社会具有强大的反作用力，但主要只体现在对人类文明的积累、传承、教化、传播诸方面。换句话说，档案及其信息属于历史的范畴，其核心作用就是在总结与借鉴两个方面，即增加文化记忆、沉淀人类文明与加强社会教化等。档案编研并不处在时代的最前沿，引领社会潮流不是档案工作者的主要职责。这一点，档案编研与经济、政治以及情报等社会一线行业是有区别的，我们不能过分苛求自己。
４档案编研具有很强的阶级性
档案的产生已十分久远，但档案编研的出现可能是在阶级与国家出现以后了。因此，档案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阶级的产物，也带有很强的政治性。档案编研更是如此，为统治阶级服务、为政权服务、为政治服务是它的主要目的，可以说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今天档案界提出档案馆具有文化与休闲功能，要为社会大众服务，这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档案馆的功能与服务对象有了拓展，但它的主要功能与服务对象并没有变化，谁主谁次，这一点我们绝不能含糊，否则将对档案事业造成不利。现如今将档案馆视为文化事业机构，忽视了它是政权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这种不妥的定性，致使我国的档案机构设置至今五花八门，给档案事业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这个教训是深刻的，我们应当牢牢记取。
档案编研，真实、准确是其生命，客观、公正是其理想。失去了真实与准确的档案编研是对历史的犯罪。档案人员可以通过主观努力弥补不足、克服缺点，不断完善自己，但要做到客观、公正就不是凭主观努力能解决问题的。档案人也是社会普通的一员，时代与阶级的局限对他们同样也是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因此，与历史事件及当事人保持适当的距离，这种时间与空间上的距离感也许是消除这种局限性的最好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