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编研成果形式

回顾历史，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创造出“编研”这样一个词汇，却已经拥有了门类大致齐备的编研成果，上述抄纂、编述、著作三类成果可以说古已有之。

不少中国档案史和档案编研学的著作都认为，孔子编订六经开创了中国档案文献编纂的先河。特别是《尚书》，更被公认为典型的抄纂型成果。自汉之后的历朝历代，编修各皇帝圣训、王朝律令、大臣奏议等等，堪称绵延不绝。它们都可以归入抄纂型编研成果之列。

孔子对编研工作的另一大贡献是开创了编述型成果的编撰。《春秋》的内容出自档案，但经过孔子的笔削加工，不可能是原文照录，故而有所谓“春秋笔法”一说，大可视同今日档案人员十分熟悉的大事记。纵观中国历史，与《春秋》相仿，源于档案的史籍，如帝王实录，王朝的政记、会要、典章，还有成千上万的各种方志，所在多多。它们莫不是源于档案，而又以不同于档案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都可以将之归入编述型成果的庞大家族之中。

著作型成果也代有所出。一部《春秋》，被人嘲作“烂断朝报”，没有《左传》为它作注解说明原委，一般人无法卒读。《左传》作者左丘明是一位史官，他有条件接触档案，故能为《春秋》作注解。《左传》完全有资格被称为著作型编研成果。人们所熟知的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与《左传》相比还只是后学。延至后世的官修史书，无不借重于档案，无不含有档案人员的辛劳，因此，把它们看作著作型编研成果，也有一定的理由。

中国古代以档案为主要来源的抄纂、编述、著作等多种形式的编研成果，可以说相当丰富。它们至今对丰富编研形式，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进入近代社会之后情况有所变化。特别从２０世纪初到五六十年代，档案编研工作中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各种档案文献汇编层出不穷，而其他形式的编研成果相对较少。从学界前辈，如刘鹗编《铁云藏龟》，罗振玉编《殷墟书契》，王国维编《流沙坠简》，到一些学者从国外抄录档案资料，如萧一山编《太平天国丛书》，王重民编《敦煌曲子词集》和《敦煌变文集》，尽管各书内容不同，编者的目的、价值观等也有明显区别，但形式上都可归之于抄纂一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会编了包括１１个专题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前身南京史料整理处开始编纂《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一个是聚集了众多史学大师的全国性学术团体，一个是后来在档案界有着广泛影响的权威机构，都加入了汇编档案的行列。现在回顾这六十来年许多人称之为编研成果的那些作品，给人以一个相当强烈印象的，似乎编研就是抄纂，就是档案汇编的代名词。

这个现象，不能用“好”还是“不好”作绝对的评价。它有贡献，确实让人们感到档案是十分重要的材料，引导人们重视档案。它还形成了一批丰硕的成果，实实在在地嘉惠后人，证明了“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书，不可轻议也”。单从档案编研学的角度来看，它也带来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汇编档案文献的高潮，所蕴含的经验也是丰富的，值得认真加以总结。然而，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这个高潮让人感到兴奋之余，不能不想到历史上形式多样的编研成果这时候到哪里去了，这些作品虽然大量来源于档案，但档案工作者的身影却很少见到。

在近代中国，大概只有１９２５年成立的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可以具有档案馆的资格，继起的档案馆要一直到５０年代才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档案工作者的缺位自然是不难理解的。如果再来考察一下中国档案工作的历史，更能看到这种情况同长期以来档案人员地位低下有关。殷周以降，档案工作和档案工作者日趋边缘化。殷商掌管档案的巫和史，就是参与或者说是决定军国机要的重臣。但以后每况愈下，至有清一代，档案实际上被不入流的书吏掌控。所以到２０世纪开始之际，档案人员已经没有能力来发挥档案所应具有的资政、存史、教化诸功能。这副担子不能不让别人来挑，让本来没有档案工作背景的一些学者来完成。

罗振玉以下各人能够在抄纂方面异军突起，也不是偶然的。他们是学者，懂得资料对于学术研究的价值，懂得档案的价值，也有能力体现档案的价值。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作为学者的他们，只可能从自身的学术背景出发，利用档案来推进自身的学术研究。因此，不能希望他们能提供形式多样的编研成果，那不是他们的工作。而现在把他们的抄纂成果算在档案编研的头上，多少有点“掠人之美”的意味。还应该看到，他们大多为一代宗师，影响极大。宗师倡导于前，景从者响应于后，必然蔚成风气，２０世纪的大半时间里抄纂盛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个因素可能也有影响。新中国建立后，苏联专家来华教授档案学的课程里包括文献公布学，这门课程成为日后档案文献编纂学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一批抄纂工作者也加入了研究抄纂理论的队伍，以至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既有成果显赫的实践，又有来头颇大的理论，抄纂的地位自然得到加强。在这种形势下，提出“编研”这个概念，实在是需要勇气的。而且这样的探索，一直到８０年代才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