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的产生是以处理复杂事务为目的、以一定的物质基础为载体条件的。在远古蛮荒的文明之初，是茹毛饮血的旧石器时代，投掷、尖劈、杠杆等知识帮助人们度过了漫长的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社会关系简单，原始社会早期人们的交往、社会活动仅靠口口相传就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我国的远古传说十分丰富，如有巢氏架木为巢，燧人氏钻木取火，伏羲氏结网捕鱼，神农氏种植五谷百草等。这些传说使我国远古灿烂的历史得以流传。但有了传说并不等于有了档案。
当社会从低级原始阶段向前发展时，为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生产和生活要求，人们开始以实物帮助记忆，即在物件上做出一些标记或符号表达思想或记事。我国历史上主要有结绳和刻契等原始记事方法。《易·系辞》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载：“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可见，结绳是我国最早的记事方法。
刻契记事比结绳记事更进一步。所谓刻契，即在木片、骨片或玉片上刻上符号以记事。这种记事方法在我国古籍也有记载，如西汉学者孔安国《尚书·序》载：“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
刻契记事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中也能得到印证。如《隋书·突厥传》载：“无文字，刻木为‘契’”，说明一些少数民族在文字产生前已有“契”了。到上世纪50年代，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仍以刻契记事。
原始人还善于用图画来记事，比刻契记事又进了一步。传说中，远古时期人们用花、虫、鸟、兽等各种符号记录种种事物。近年我国出土的原始社会晚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彩陶上的刻划符号，学者认为就是简化了的图画。
远古时期，人们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语言文字的限制，尽管借助于各种标记、符号，用结绳、刻契、图画等记事方法，能保存、传递相关记录信息，但由于原始记事方法的局限性，留存的记忆往往是不确切、不完整的，不能成为普遍的社会交往工具。历史、语言学家把这一时代称为“助记忆时代”。然而，原始记事在一定范围内有历史记录、契约、凭证、备忘等作用，因此，可以看作是档案的萌芽，即档案起源的初始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