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档案信息资源接受者将译码后的档案信息资源变成自己的资源，这一点能否实现与其吸收能力是直接相关的。一个完整的档案信息资源，总是以若干片段呈现的，而片段之间总是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互相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有强和弱的互补性。档案信息资源接受者的知识积累等有助于对这些互补知识的理解。理查斯（I.A.Richards）断言：“意义主要地不存在与符号而存在于人们（头脑）之中”，而人的大脑不是精密仪器，由于人的认识能力的模糊性、局限性及不慎等原因，档案信息资源接受者对接收到的档案信息解读则会出现一定的能动性。其次，档案信息资源接受者对接收到的档案信息资源的成功解读取决于其是否成功将接收到的档案信息还原带入形成该信息的时空背景中去，一旦没有做到这一点，则所接受到的档案信息资源就出现了相应的变异，噪声由此形成。再次，作为档案信息资源接受者而言，对档案信息资源的接受会受到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接受三种选择性心理作用机制的共同影响。而这三种“选择性”心理会因为不同接受者之间的立场、观点、态度、价值观、动机（目的）、知识背景、工作岗位等差异而不同，所导致的结果必定是接受者接受到的档案信息资源与接收译码的有所差异，使得接受者难以形成完美的“接受”。
一、档案信息资源传播过程中噪声滋生的诱因
档案本身就是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文化、政治、经济、科技水平等因素不同组合配置的产物，档案信息资源性的表现需依赖于其背后的这四个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同时，它们也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传播的各个环节或要素，是各种传播噪声的主要诱因。1.文化因素文化是一系列规则和规范的集合，其外在表现为群体行为或个体行为，它限定了作为某一文化背景下群体或个体如何思考、感觉与信仰[7]，使得他们有着较为一致的目标结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心理结构，进而使得不同文化一般都具有不可通约性。文化是档案信息资源传播阐释的强大“前见”。现代建构主义认知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总是特定的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而形成一定的框架来认识、接受外在世界[8]。也即传播者会依据自己的文化认知框架和意识形态对档案信息资源进行理解，然后编码形成特定的符号或信号，选择传播媒介将其传输出去；接受者同样依据自己的文化认知框架来进行译码并选择性注意、理解及接受。当档案信息资源传播者、接受者是处于同一文化背景环境下，被传信息被正确解读的可能性就大，传播过程中滋生的噪声相对较小；反之，档案信息资源传播传、受双方所处文化环境的差异越大，二者自身积淀形成的文化氛围、文化规则差别越明显，则其有效传播的几率就较低，其噪声就越大。2.政治因素政治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其核心是权力。“一切拥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会休止。”[9]就档案而言，在古代，档案是特权政治的附属物，是“插在鞘中的剑”，档案及档案工作各个方面都得到统治者亲自“照顾”，伪造、篡改、“误读”是传播档案的常见手段（如历代“文字狱”统治现象）；现如今，档案是社会政治的共生物，管理者对档案的控制更多地表现在档案管理中遵循各种制度规约，贯彻各项方针政策，从而明确要为社会保留什么样的官方记忆，保罗•康纳顿直言不讳：“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等级”。首先，当权者通过利用社会政治、法律等手段对档案信息资源传播进行源头干预。一方面档案信息资源本身权属国家所有范畴，当权者可自主对所要传播的档案信息内容增删、调整，使其符合特定政治利益或某种意识形态的目的；另一方面，传播者拥有的政治态度和立场也对档案信息资源传播有一定的能动作用，使传播的档案信息偏离真实原态；其次，当权者通过操纵传播媒介来控制档案信息资源的传播。由于官僚理性的存在和特定政治利益的需要，档案信息资源会在通过传播媒介传输时受到严格控制而出现前后不一的状况，特别是在具有明显异于执政党政治立场、态度倾向的档案信息资源传播时，这种差异更为明显和显著；3.经济因素档案信息资源传播是一项资源配置使用的经济活动，其出发点是挖掘蕴含于档案中的各种价值。由于效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等经济效益原则的干预，档案信息资源传播过程中，经济因素的影响也因此无处不在，直接诱发了传播噪声的产生。对传播者而言，经济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档案信息资源传播者的自身业务水平、工作态度，同时决定了档案信息资源传播者能否选择优质的传播载体以及能否进行多种传播媒介的有效组合将档案信息资源传播出去；对传输渠道而言，其传播媒介（或传播载体）的拥有量和普及率越高，传播载体越先进、发展规模越大、可靠性越高，传播和接受档案信息也就越便捷；对接受者而言，如呈现出更积极主动的获取档案信息资源，选择档案信息资源时针对性更强，获取渠道更丰富，则档案信息传播效果会更真实准确，此时档案信息资源传播噪声也相对较低。此外，经济诱发噪声产生存在更复杂的情况。如档案信息资源中的传播者同样适用于经济学中“经济人理性”假设，在档案信息资源传播过程中，无论作为档案信息资源传播者的个体还是组织，在传播涉及到影响其经济利益的有用档案信息时，他们就会有意对其进行控制、重构，进而影响到传播的档案信息资源的真实性和可靠性。4.科技因素科技是决定档案及档案工作水平的重要因素，同时，不同的社会科技水平造成了不同的档案信息资源传播的客观环境，会产生迥异的传播效果。就更高科技水平而言，对档案信息资源传播者而言，科技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积累更多结构优化的档案馆藏资源，使其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档案资源，间接提升了源头档案信息资源准确度；对档案信息资源传输过程和接受过程来讲，现代电子科技使不同类型材质的档案材料之间格式转换更为便捷，对声像档案的模拟信号复制也达到了更高的仿真水平，同时更加利于电子信号的远程传输，进而使得档案信息资源传播者与接收者（或接受者）之间的沟通交流更加便捷，直接和间接的减少了传播噪声的产生；对档案信息资源接受者而言，高仿真技术、可视化转换技术等现代化技术，让其能更加直观全面的了解所接收的档案信息资源全貌，进而更客观的理解、接受档案信息资源，排除了不必要的噪声干扰。反之，在相对较低的科技环境下，上述各个环节正是噪声滋生的肥沃土壤。科技是一把双刃剑，正确掌握并恰当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档案信息资源便可以得到有效传播；过分依赖科技本身同样会造成传播噪声及失真风险。
二、消减档案信息资源传播过程中噪声的对策
分析档案信息资源传播过程中噪声滋生的原因，其目的是在厘清思路的基础上，科学、准确的开展有效措施，或寻本逐源，从根本上消除噪声滋生的土壤，或加强防范，提升档案信息资源传播效果。1.依法治档科学开发，营造档案信息资源传播共享的良好氛围应在《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的允许框架内，维护和加强档案信息资源合法传播活动，主要体现在：坚决维护档案资源自然形成规律，抵制外界恶意干预档案工作，破坏档案源的安全性和纯洁性；建立可信档案信息源的收集渠道，防止有误有害信息污染；及时对到期的涉密档案进行降密、解密，确保所传播档案信息资源的完整性，提高信息传播的正效应，进而努力营造一种实现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良好氛围。2.强化档案信息的加工与鉴定，严控档案信息资源传播的源头质量目前，我国馆藏档案数量庞大，而且随着电子档案数量的激增，从这些档案信息中淘出真正具有资源价值的“金子”，就应在档案信息资源进入传播环节之前，一方面，通过运用适当信息资源加工手段和方法，深化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加工;另一方面，在结合档案鉴定理论过程中,不断完善档案信息资源鉴定策略和方法,建立一整套能够规范、评判鉴定过程的基准标准和流程，从而能够保证档案信息资源“出口”质量，确保作为传播起点的档案信息资源在传播起点时的原始性、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3.提高编/译码准确性，减少档案信息资源传播的“言外之意”档案信息资源从其传播者到达最终的接受者，必然要经历编码和译码，这两个环节是档案信息资源在传播过程中获得“言外之意”的根源所在。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成熟，研究信息传播的信息论得到不断发展和成熟，关于在实际传播过程中，对编码和译码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实际的技术层面都已获得较大突破，因此作为编码者和译码者而言，应能够在编码和译码过程中熟练掌握这些理论和相关技术，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主观上编码和译码能够做到更加客观准确，在客观上保证选择一个更加完善或制定一套更加完整的符号体系和语法规则，进而减少档案信息资源在传输过程中的“言外之意”情况的发生。4.充分利用现代传播载体，拓宽档案信息资源传播的立体渠道档案信息资源传播过程中，现代信息传播载体不仅可以使得档案信息资源的传播突破时空制约，便于传播主体双方能及时沟通、交流，还能减少一些特定档案信息资源传播者对档案信息资源的操纵和干预，进而不断提升传播效果。充分利用现代传播载体，不断拓展档案信息资源的传播渠道，建立档案信息资源“立体式”传播网络，利用贴近公众的多元化传播媒介手段，使得档案信息资源的接受者以易于接受的形式接受档案信息资源，同时多渠道也可减少因信息不对称下信息传播渠道单一而致传播环节增多的诸多弊端。拓展档案信息资源的传播渠道并使之有效地发挥效能，是降低噪声的一个良好办法。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噪声产生的主客观因素十分复杂，要想彻底消除在整个传播过程中的噪声几乎是不可能的。传播过程中，只能综合利用各种方法和技术手段，尽可能全程控制噪声滋生，提升档案信息资源传播效果。
作者：魏扣 吴向波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