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认为 “回溯”和“预测”在档案价值鉴定中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是马克思主
义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档案价值鉴定中的具体运用。
关键词：档案鉴定 回溯 预测 辩证统一
档案价值鉴定（以下简称“档案鉴定”）的“回溯”观和“预测”观，从形式和字面上来看，两者好像一条线段上的两个端点，是完全对立的。但是从档案鉴定的历史与实践来看，它们却正如一个圆上的起点和终点，是完全能够统一起来的。对此，本文再作深入探讨。
一、两种观点形成的历史过程是档案鉴定实践和理念继承发展的创新过程
辩证唯物史观认为，一定社会观念是一定社会实践的产物并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一方面不同的社会实践为不同的社会观念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土壤和气候，另一方面不同的社会实践和社会观念之间又存在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因此，一种理念的形成不仅体现了一定时代的价值观、认识观和实践观，而且反映了不同时代价值观、认识观和实践观的区别与联系。档案鉴定回溯观和预测观的出现与论争，既是不同档案实践作用于档案学者认识的结果，也是档案实践和理论发展过程中新旧理念的必然碰撞。
首先，两种观点是对两个不同历史时期档案实践的理论创新，反映了档案学人在档案价值取向上两种不同的认识理念。从世界范围来看，近、现代档案学史大致经历了古典档案学、现代档案学、后现代档案学三个发展时期。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为古典档案学时期，该理论建立在封闭式的登记室档案工作实践基础之上，因此，他们面向过去，从维护文件形成者利益的立场出发，认为档案为文件形成者服务是天经地义的，“证据价值”是档案的唯一价值，这样就形成了档案鉴定的“回溯”观。如20世纪20年代著名古典档案学者希拉里·詹金逊就竭力捍卫“证据的神圣性”，认为档案最本质的作用是充当其形成者职能、组织、计划、政策、决策过程和活动等方面的证据。杰拉尔德·汉姆也极力反对预测观，认为档案人员不可能成为试图预测未来的研究趋势的先知，并坚决反对档案人员成为“随编史工作风向变化而改变的‘风向标’”。20世纪30年代末到70年代末为现代档案学时期，该理论建立在开放式的档案馆工作实践基础之上，因此，他们主要面向未来，着眼于未来的社会利用者，更加关注的是档案的潜在价值——情报作用，从而建立了档案鉴定的“预测”观。如20世纪50年代中期著名现代档案学家谢伦伯格在《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一书中就提出并论述了文件双重价值的新观点，他认为文件具有原始价值和从属价值，原始价值是形成者的利用价值，从属价值是后来研究者的利用价值，包括了证据价值和情报价值，其中最重要的是情报价值。其后，美国档案学者进一步发展为“学者特别是历史学家的实际利用或预期利用，是鉴定什么是档案的最重要标准”。
其次，两种观点是对两个不同历史时期档案鉴定工作的实践创新，表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实践理念。持回溯观者认为文件形成者为备以查考而保存档案，文件形成者才是唯一的档案利用者，因此只有他们才能充当档案价值的法定裁判以决定档案的存毁。希拉里·詹金逊就一直坚持“让行政官员成为选留和销毁其文件的唯一代理人”，坚决反对档案人员参与文件的鉴定和挑选工作。持预测观者则相反，他们认为档案最主要的需求者是未来社会利用者，只有具备丰富的档案工作经验和档案专业知识的专门档案人员，才是鉴定档案价值和决定档案存毁的最佳人选。如谢伦伯格就主张文件价值鉴定由机关官员负责，档案价值鉴定由档案人员负责，他不仅坚持认为档案的价值主要取决于未来利用者的利用需求，而且肯定了情报价值将“促使档案人员关注的焦点从文件转移到其潜在用途上，特别是文件对于历史学家的用处”。
其三，两种观点的创新性在实践和理论上具有继承发展的历史联系。如前所述，“回溯”观源于登记室时期封闭式的档案工作实践。那时档案工作还是机关工作的一部分，尚未成为一项独立的社会事业，它与文件工作同处于一个机关之中，虽然职能分工是明确的，但只为本机关服务。因此，“回溯”观者把档案鉴定的着眼点投向文件形成者，这不仅是那个时代档案利用的需要，而且也是那个时代档案实践和理论的创新，它首次提出并回答了档案价值及其鉴定的目的、主体、原则等理论问题，为档案鉴定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认识基础。“预测”观既源于档案馆时期开放式的档案工作实践，又是在“回溯”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方面，此时档案工作已经发展成为一项独立的社会事业，它的服务对象已变为包括文件形成者在内的未来社会利用者，档案鉴定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档案鉴定的创新也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它是在“回溯”观思想的启发下，根据社会对档案馆工作提出的新要求，结合档案开放后利用者社会化的新特点，通过调整档案鉴定视觉，把目光投向了未来社会利用者的。由此可见，从封闭的登记室到开放的档案馆、从为文件形成者服务到为未来社会利用者服务，在这档案伴随着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如果没有“回溯”观作先导和基础，那么“预测”观创建以至整个档案鉴定的历史都将重新改写。
二、档案鉴定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史实质上就是两种观点对立统一的辩证史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物质运动总是不断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中进行的。
从1901年迈斯奈尔首次提出“高龄案卷应当受到尊重”的鉴定思想，开创档案鉴定理论先河开始，到1989年以后加拿大国家档案馆实行 “新宏观鉴定接收战略”，赋予档案鉴定理论以创新内容为止， 档案鉴定作为人类社会一种自觉的、理性的、必要的实践活动，为时不到百年。面对这一新生事物，档案界人士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其规律和特点，尤其是在档案鉴定的观点、理念、原则和方法上，都试图开拓出一条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的科学道路。笔者认为，翻开百年世界档案鉴定发展史，只要认真细致地比较研究一下，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哪一种档案鉴定理论和方法，也不管其创立者站在哪个角度上，其基本思想都有十分惊人的相似之处，即无不包含了回溯和预测辩证统一的因素。如普鲁士国家机密档案馆馆长迈斯奈尔的“高龄案卷应当受到尊重”的鉴定思想（通常称作年龄鉴定理论），其可贵之处，就在于迈斯奈尔能站在为历史和未来负责的高度，对珍稀档案的价值鉴定提出了应该“瞻前顾后”的忠告。20世纪2、30年代波兰档案学者卡林斯基在借鉴迈斯奈尔和布伦内克鉴定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职能鉴定论”，其要义显然就是以文件形成者已知的行政作用（回溯）来推定其未知的档案价值（预测）。即使是“预测”观的创立者、美国档案学者谢伦伯格，在他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文件双重价值论”中，也不得不在强调档案的情报价值的同时，承认档案的证据价值，谢伦伯格这种自相矛盾的思想，正是档案鉴定中“回溯”和“预测”对立统一的客观反映。1989年以后加拿大国家档案馆实行的“新宏观鉴定接收战略”，对档案鉴定采取了一种“职能结构研究模式”，从社会职能的宏观上对档案价值进行群体性鉴定（称作“块式鉴定”），这一新的档案鉴定思想，实际上也是以文件形成者已知的社会作用（回溯）来推定其未知的档案价值（预测）。至于我国档案学者提出的档案鉴定原则 “必须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用全面的、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判定档案的价值”（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和现行的档案价值直接鉴定法，就更加清楚地体现了档案鉴定中回溯和预测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了。
另外，现行由档案部门、文件形成部门与档案行政部门三结合的档案鉴定组织，就是为档案鉴定三要素——档案的形成历史、现实利用与未来利用所决定的，它直接反映和集中体现了档案鉴定中回溯和预测辩证统一的理性思维。
总之，以上列举的这些重要的档案鉴定理论、方法与组织形式，无论是着眼于档案形成的时间或机关的宏观认识，还是着眼于档案本身的微观认识，就其实质而言，其价值评判理念无不建立在档案形成历史背景、现实利用者需求与未来利用者需求相结合的客观基础上，因此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不同程度地包含了回溯和预测辩证统一的因素。
三、回溯和预测的辩证统一是档案鉴定中应该坚持的科学观
何谓档案鉴定？笔者认为档案鉴定就是运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认识并揭示档案客体与社会主体之间在历史信息方面已经形成、正在形成和将要形成的不同性质的必然与或然的利用价值关系。它具有一定的规律和特点，即一方面根据档案的本质属性、形成特点、信息质量、社会作用及其发挥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根据社会的现实要求和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揭示和描述档案信息与利用主体之间各种层面的价值构成。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溶档案客观价值、利用者价值观和鉴定者价值观为一体的交互作用的活动过程。因此，在档案鉴定中应该坚持回溯和预测辩证统一的科学观。
首先，档案利用实践要求档案鉴定应该坚持回溯和预测辩证统一的科学观。 大量的档案利用事实说明，利用者对档案价值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无论是历史研究者，还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普通人民群众，在利用档案时，既需要档案中所记载的证据性材料，特别是其中有关财产、经历、沿革、资源、公案、亲缘等等公私利益和利害关系的法律凭证，也需要档案中所记录的各种各样的情报性资料。因此，在鉴定档案价值时，就要求鉴定者把回溯和预测有机结合起来，统筹兼顾档案的证据价值和情报价值，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各方面的各种利用需求。
其次，档案价值的非唯一性和待证明性也要求鉴定工作应该坚持回溯和预测辩证统一的科学观。百年档案鉴定史表明，档案价值的显示和确定是一个不断发现与被发现的主、客观交互作用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原因有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客观上一是因为档案具有证据、情报等多种价值，二是因为档案的价值又是隐含在其内容、文字、格式、载体、时间等诸多因素中；主观上一是因为价值判断的标准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二是因为鉴定者的认识观念、学识素养、专业水平、工作经验、责任态度、思想情绪等参差不齐，等等。这就给档案鉴定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其价值难以做到一次性准确定位，也就需要在相当长的岁月中根据一定时期的社会要求对其做出新的价值定位，只有通过这种多次的长时间的证明过程 ，才能确保档案鉴定的科学性。因此，档案价值的客观性、隐蔽性和时效性，利用者需求的客观性、多元性和不确定性，就决定了档案鉴定应该坚持回溯和预测辩证统一的科学观，一方面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尊重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运用系统分析方法，科学地评估档案各阶段的客观价值；另一方面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抓住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运用辩证的分析方法，根据档案价值实现的特点和利用者需求变化的特点，全面、历史、发展地分析并揭示档案的各种价值。
参考文献：
1、 吴宝康主编：《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
2、 陈兆祦、和宝荣主编：《档案管理学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第2版。
3、 邹吉辉：《百年“档案”定义论略》，《攀枝花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4、 李春霞：《档案鉴定：预测还是回溯？》，《档案学通讯》2001年第6期。
5、张 斌：《档案价值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邹吉辉，攀枝花学院档案馆馆长、副教授，中国档案学会会员，已发表档案学论文26篇。电话：0812—3370668 、3333576。 邮编：617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