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对话
攀枝花学院 邹吉辉 何永斌
摘要 本文从实践是档案理论之源、理论是档案实践之魂、档案实践是量天尺、档案理论是指南针、档案实践与档案理论的科学发展五个方面作了交流探讨。
关键词 档案理论 档案实践 作用 关系 发展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哲学元命题，也是社会科学永恒话题。档案学作为一门应用性社会学科，其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一直没有停止过，并将不断继续下去。
一、实践是档案理论之源
邹吉辉：档案理论来源于实践应是不容置疑的科学结论。这一命题的真实性，可从近现代档案学史中得到充分的证明，我将其归纳为两个方面六种情况。
首先，档案理论直接来源于档案实践。具体表现为三种情况，一种是通过总结档案工作实践，把档案实践经验抽象为档案科学理论，使之从感性认识层面提升到理性认识层面，如诞生于西方国家的全宗理论、来源原则、自由来源原则、文件生命周期、文件双重价值等，再如我国的档案自然形成规律、文件运动理论等，这些档案科学理论无一不是从档案工作经验中抽象出来的。再一种是在研究档案实践过程中受到一定启发，于是在档案理论上有所发现或发明，并以之解决困惑档案实践的新问题，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档案学者何嘉荪和冯惠玲首先提出并加以研究的“主客体全宗理论”【1】，就是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社会变革冲击下，传统档案全宗理论不能科学指导工程、技术等档案分类、管理和利用实践时所进行的理论创新；尽管有学者不认同构建这一理论的“广义来源观”，但也不得不承认该论述是有独创性的【2】。另一种是从档案实践发展历史研究中提出具有前瞻性的理论预见或先进性的行业理念，如1985年成都会议上正式提出的“文件管理与档案管理一体化”，这一新型管理理念与模式，与澳大利亚档案学者差不多同一时期提出的文件连续体理论的核心思想不谋而合【3】，虽然当时我国档案工作实践并不具备相应的条件，但后来的文档管理实践证明了“文档一体化管理”的合理性，现已成为我国文档管理模式构建的指导性原则。
其次，档案理论间接来源于实践。也具体表现为三种情况，一种是来源于已有档案理论（包括补充、完善、修正、发展、创新现有档案理论；或重新提炼现有档案理论，赋予新的表达方式），如中国版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文件特殊运动理论（包括何嘉荪等的文件运动“跳跃”和“回流”理论、吴品才的文件横向运动理论、邹吉辉的文件螺旋式运动理论）等。一种是借鉴别的学科理论来思考档案实践问题和丰富档案学理论，即通过合理移植或利用其他学科理论思想来研究档案理论和实践，以填补档案学理论之不足，常借鉴的学科有管理学、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学等。一种是综合档案学理论与别的学科理论来创新档案学学科体系，即通过嫁接档案学理论与别的学科理论来开拓档案学理论研究新领域，生发出新的档案学分支学科，如档案统计学、档案经济学、档案哲学等。已有档案理论与别的学科理论均为实践的科学抽象，因此，在它们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档案理论，说到底，其源头仍是实践。
何永斌：在论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时，人们常说实践之树常青，理论总是灰色的。至于“理论总是灰色的”的科学性，学术界已有人发声质疑。如果从鲜活的社会实践活动是理论产生的渊源这一方面来看，实践之树常青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世界在变化，社会在发展，时代在更替，奠基于其上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始终以千姿百态、流光溢彩的现象让人应接不暇，其斑斓多彩的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不仅体现着旺盛的活力和蓬勃的生机，而且呈现出推陈出新、神采飞扬的无尽姿态，既给人以变幻莫测、难以把握的神秘，又给人以意气风发、竞展风流的豪情，正如毛泽东慷慨高歌“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因此，实践是理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档案理论直接来源于档案实践的观点是无可非议的，但档案理论间接来源于实践的观点却似乎有些牵强，如果按照这个观点来理解和认识理论研究的话，岂非否定了理论的继承性和发展性，那么，还有必要深化档案理论研究，使档案理论不断丰富、系统和完善吗？
邹吉辉：你对实践是理论之源的认识不仅相当到位，而且论述非常精彩，同时提出的问题也很重要和尖锐。其实，档案理论间接来源于实践的观点，我已经作了简要而全面的分析，为了论述得更明白一些，再谈几点看法。首先，从现象上看，虽然有些档案理论直接来源于现存理论，但从根本上看，任何理论都只能来源于实践，即实践是理论的唯一源头，因此，表面上来源于现存理论的档案理论而实质上仍来源于实践。其次，任何理论的继承、发展、深化、完善等都离不开实践，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再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直至形成完全符合实际又为实际完全需要的科学认识，这样的档案理论才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换言之，离开实践的“档案理论”要么因其没有根基变得荒诞无稽，要么因其纯粹的思辩渐成曲高和寡，就只能“总是灰色的”了。再次，如果肯定社科领域理论可以来源于理论的话，将会助长学术界的不正之风。恕我直言，档案理论研究就存在着一种“坐而论道”之风，近些年来此风有增无已，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难耐调研之苦、利益驱动、浮躁心理等，这实际上是一种“学僚”作风的表现，我姑且谓之档案学研究虚拟化倾向。有档案界网友把高校档案学教授分为“学院派”和“草根派”，虽然这种分类的观点和标准有待商榷，但已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对档案理论研究中坐而论道之风的某些不满。“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因此，我们讨论并强调“实践是档案理论之源”，旨在引起档案学人重视档案实践的基础性、重要性与必要性，增强深入档案实践开展档案理论研究的使命感和自觉性，脚踏实地地研究档案、档案工作、档案事业科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与特点，实现档案理论研究从虚拟化向科学化的根本转变，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档案理论精品。
二、理论是档案实践之魂
邹吉辉：毛泽东曾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4】，这是毛泽东对科学实践观的精辟而形象的论述，由此，愚以为“没有科学理论武装的实践是没有灵魂的实践，而没有灵魂的实践是没有生命力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论是档案实践之魂”。
前述“实践是档案理论之源”，是从实践第一性的角度得出的科学认识。但是，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来看，坚持实践第一性并非主张“实践唯一性”和“实践随意性”，更非主张只要实践而不要理论，只是肯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认识是实践的产物，事实证明，只有当实践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并使两种认识有机结合形成一致时，才能使实践从不自觉走向自觉、从随意走向合理、从愚昧走向科学，从而优化实践的品质、提高实践的质量，这就是档案理论对于档案实践的重要意义。因此，“实践是档案理论之源”是科学认识的一个方面，“理论是档案实践之魂”则是科学认识的另一个方面，两者结合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科学命题。怎样全面理解这一科学命题呢？我认为它包含了三层意义，第一层是哲学意义，反映了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正确观念，即档案学理论研究必须始终坚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客观实际相结合；第二层是社会学意义，反映了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正确方向，即档案学理论研究必须始终坚持面向社会紧跟时代，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时代的的进步而进步，顺应社会潮流与时俱进；第三层是档案学意义，反映了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正确道路，即档案学理论研究必须始终坚持联系档案实践，深入工作实际，跟踪实践动向，探索档案事业建设和发展的基本规律、特点与趋势，为回答和解决实践问题服务，不断推动档案事业健康发展。这三层含义密切联系，共同构成一个完整命题的理论内蕴，并通过对它的认识和解读，我们不仅看到实践对于档案理论生发所具有的根本性和必然性，而且看到理论对于档案实践前行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前者已为近现代档案学史所证明，不再赘述；后者亦为中外档案事业史所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下去。君不见，档案学理论研究每前进一步（即每一次重大理论发现和取得的每一项重要理论成果），都不同程度地提升了档案实践建设的科学水平，增强了档案工作的合理性、规范性和标准性，加速了档案事业发展的科学化进程，优化了档案工作服务质量，强化了档案社会功能。如来源原则下的全宗分类，大大提高了档案收集质量、管理效能和利用效率；文件双重价值理论增强了档案管理部门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使人们更加关注文件价值的存在类型、运动形态、管理流程、实现方式的有机联系、合理组织、全程控制与整体效能等。
何永斌：我一向认为档案理论之于档案实践的重要性，与档案实践之于档案理论的重要性是等同的。遗憾的是，这一观点却不见诸理论家的著述，通常是在论述实践时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在论述理论时又强调理论的重要性，但是，到底实践重要性与理论重要性有何关系，或孰轻孰重，或不分轻重，或同样轻重，往往含糊其词，甚至毫无其词，让人云里雾里。其原因可能有三点，一是本本主义的影响，因为经典理论中没有明确的说词，故不敢越雷池半步，不讲也罢；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为自己尚未思考，故无话可说；三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因为本人尚未通透，讲不清道不明，但又攸关身份，欲罢不能，只好勉为其难，含糊其辞，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由于这个问题没有讲清楚，许多人的思想是模糊的，只好跟着感觉走，任随各自去认识和理解，因此，一些实际工作者根据“实践是第一性”而主张实践最重要，一些理论工作者根据“认识是先导”则主张理论最重要，各执己见，谁也不服谁。其实，在实践重要性与理论重要性等同的前提下，因时因事因地制宜，其关系也就不难认识清楚了，例如就增强实践的科学性，提高实践水平和质量而言，理论最重要；就创新、发展和丰富理论而言，实践最重要。如果明白了这一点，理论者就当自觉增强实践参与意识，实践者亦应自觉增强理论修养意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档案管理队伍学历层次提高和专业人员增多，群众性学术研究日益活跃起来，这种局面令人欣喜；但大多数仍属经验之谈，理论含量较低，这种状况又亟需改变，因此，增强实践者理论修养意识就显得格外重要。
邹吉辉：档案理论与档案实践本来就是一体两面，谁也离不开谁，如果离开了具体环境来评判孰轻孰重，那是永远扯不清的问题。就西方国家理论发展来看，其理论发现者和创新者均为实践经验丰富的管理者，当然其理论也就直接服务于档案工作实践了。而我国档案管理队伍至今尚未形成理论研究的良好风气，除了综合素质不尽人意外，理论修养意识不强和轻视理论建设也是很重要的原因，这对提高我国档案理论建设和实践发展的整体水平与综合实力是极为不利的，如此状况令人十分遗憾和非常担忧。因此，我认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档案事业建设的一项十分重要而又非常艰巨的工作，就是完成从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转型的历史任务。这次转型具有革命性意义，能否顺利实现，关键且根本在于能否提高档案管理队伍的整体科学素质。我们今天讨论并强调“理论是档案实践之魂”，就是希望能够引起档案管理者对档案理论建设的重视，实现从实践型向复合型（即具有丰富实践工作经验和较高理论研究水平）的重要转换，具体来说，就是在重视档案实践经验积累的同时，真正并充分认识到档案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强研究档案实践基本规律、特点的职业责任感，努力提高自身科学理论素养，自觉培养学术研究和理论思考的良好习惯，善于把感性认识优势向理性认识优势转化，逐步从经验型管理者转变为科学型管理者，为档案事业科学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三、档案实践是量天尺
邹吉辉：档案理论是否准确地揭示了档案的形成、演变、定义、性质、特征、价值、类型、结构、运动等及其规律、特点，是否恰当地描述了档案工作的体制、原则、内容、形式、性质、作用、任务、环境、条件、组织、程序等及其规律、特点，是否正确地反映了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及其特征，一言以蔽之，档案理论是否科学、合理、系统，用什么标准来检验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档案实践，即档案实践是检验档案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档案实践是一个开放系统，其内容和形式是纷繁复杂、发展变化的，作为档案实践的理性认识和科学抽象的档案理论，其内容和形式也是相应丰富多彩的，因此，如果仅从现象上或简单认识上来看，用纷繁复杂、发展变化的档案实践检验丰富多彩的档案理论，操作起来似乎非常困难。其实，（档案）实践是检验（档案）理论的唯一标准，不仅是一个哲学命题，更是一个从认识到评判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完整的理性思维活动过程（即完整的思想反省过程），换言之，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包括了为什么检验、用什么检验、怎样建立标准、建立什么标准、怎样进行检验等一系列互相关联和有机联系的思想问题与技术问题的组合。对此，可从以下三个层面来理解其蕴义：
首先是认识论意义，档案实践是检验档案理论的唯一标准，这是唯物主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立场与观点，即解决为什么检验和用什么检验的问题。具体而言，一则档案理论来源于档案实践，是对档案实践的理性认识和科学抽象，其认识和抽象正确与否，应该而且必须接受其来源——档案实践的检验；二则只有将档案理论返回档案实践，由档案实践对其进行检验，其正确与否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和答案，舍此别无标准。其次是方法论意义，档案实践是检验档案理论的唯一标准，也是唯物主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即解决怎样建立标准和建立什么标准的问题。具体而言，当检验档案理论的实践标准确立后，接着就要根据档案、档案工作、档案事业建设和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实际情况，印证档案学理论是否真实、准确、系统、完整的反映了档案、档案工作、档案事业建设和发展的规律与特点，是否从根本上正确回答了现存实践与未来走向问题。再次是应用性意义，就是在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具体运用档案实践事实系统检验档案理论认识系统的评判过程，即解决怎样进行检验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根据主观与客观、内部与外部、整体与局部、宏观与微观、原因与结果、手段与目的、条件与效果等构建的评价体系，验证相关理论内容（包括认识、方法、技术、过程、组织等）的科学性、合理性、系统性、逻辑性。总之，凡是正确地反映了档案实践发展规律、回答了档案实践问题并有利于促进档案实践健康发展的理论，就是科学合理的档案理论。因此，只要真正理解了以上意义，完全把握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技术及其要领，无论档案实践和档案理论如何复杂、变化，都可以透过现象抓住本质，通过定量和定性的有机结合，将检验化繁为简，收到以简驭繁的效果。
何永斌：档案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与原则，凡是唯物主义者都必须这样认识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但是，在具体运用时，我认为还得根据实际情况把握好原则性与灵活性，不宜搞一刀切。一是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各国国体、政体的不同，没有完全相同的档案实践模式，也就不可能形成大一统的档案理论体系，因此，必然出现一些反应不同实践特点的具有不同特色的档案理论，如我国学者所谓西方档案学理论、中国版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建设中国特色档案理论等；二是从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时段效应来看，由于实践和理论长期建设的需要，必然出现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创新理论或理念，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提出的“文档一体化管理体制”，建立中国“文件中心”管理模式的设想等。对于以上具有区域特色和前瞻性的档案理论，在运用实践标准进行检验时，必须以科学的态度谨慎从事，注意把握好合理的“适度”；否则，生搬硬套，就会适得其反，有违检验的初衷和科学精神，造成一定的伤害，不利于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先生以为然否？
邹吉辉：坚持实践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这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原则立场。当然，在具体运用时，还得结合具体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特别是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深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新时期，更要从实际出发，既要具有国家观念和世界视域，也要立足现实需要和着眼长远发展，做到“风物长宜放眼量”。
一是检验外来档案理论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众所周知，我国档案学理论的主体框架与核心内容最早是从外国进口的，经过新中国几代档案学人励精图治，根据我国档案实践具体情况进行合理改造和大胆探索，并在不断引进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科学论证、去伪存真、合理吸纳、有所创新，才逐渐丰富和发展起来，形成了现在的档案学理论体系和欣欣向荣的学术大观。例如来源原则、全宗理论、双重价值理论、价值鉴定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等，经过我国档案实践检验是科学合理的，都已纳入我国档案学理论体系，成为指导我国档案管理实际工作的重要理论。再如“文件中心”这一管理模式，随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传入我国20多年来，只有甘肃省永靖县试建了一个文件中心，并未在我国普及起来，这一现象说明其科学性与合理性尚需我国档案管理实践继续检验。又如“文件连续体理论”作为一种新生理论，目前正处于我国档案学界研讨阶段，尚未付诸实践，其科学性与合理性也有待我国档案管理实践证明。这些检验反映了我国档案学研究的国际视野。
二是检验现有档案理论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档案理论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体主要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要能正确反映档案实践发展规律与特点，另一方面要能引领档案实践前行的正确方向，促进档案实践可持续发展，这两方面不是分割的（也不能分割），而是紧密相连融为一体的。因此，落后于或脱离于档案实践的档案理论，都是缺乏科学性与合理性的，换言之，不断向前发展的档案实践，不仅需要档案理论对其发展的合理性作出科学的解释，而且需要档案理论能够科学地预示其未来发展的合理趋势。如果档案实践已经向前发展了，而档案理论仍然停留在过去实践水平上，那么档案理论就落后于档案实践了，如当电子文件逐渐主流化以后，建立在纸质文件基础上的档案管理模式及其理论显然不合时宜，因此，就必然产生电子档案管理模式及其理论了。反之，如果档案实践尚未向前发展（并且今后也未必发展），而档案理论却大胆假设、虚拟目标、展望前景并大肆鼓吹，那么就脱离档案实践了，前述“文件中心”在我国的尴尬遭遇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我也曾预言21世纪我国机关档案室将为“文件中心”所代替【5】）。这些检验反映了我国档案学研究的自省精神。
三是检验创新理论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就社会科学来看，理论创新的源头仍是实践，或来源于实践创新，或对于实践规律和特点的重新发现与认识，前者如来源原则、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档案自然形成规律、文件连续体理论等，后者如自由来源观、文件双重价值、广义来源观等。愚以为，理论创新可分两个层次，一是完全创新，这是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回答新问题、引导实践前进的新的理论概括【6】”，是前所未有的发明与创造，具有原始性，即原创理论，它是最重要和最宝贵的知识创新，因此，在学科发展上往往具有标志性、代表性和里程碑式意义，如来源原则、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文件双重价值、文档一体化管理模式等，其科学性与合理性都已经过了实践检验，或已得到国际档案界认同，或已得到本国档案界认同。二是部分创新，这是对现有理论的补充或修正，使其丰富、发展和完善，“体现继承与创新、坚持与发展的辩证统一【7】”，虽非原创理论，但同样是重要和宝贵的知识创新，因此，在学科发展上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如自由来源观、中国版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文件连续体理论等，其科学性与合理性已经或正在接受实践检验，有的已得到国际档案界认同（自由来源观），或已得到本国档案界认同（中国版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这些检验反映了中外档案学研究的科学态度。
改革开放、激励创新、文化多元化、传媒高度发达等新的历史条件，在推动并加快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大大开阔了人们接受知识文化影响的空间，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激活了人们的意识，扩展了人们的思维张力，使学术界出现了空前活跃的气氛。当此之际，档案理论研讨中出现不同的观点，发出不同的声音，本是完全正常合理的，也是理论发展和学术进步所需要的。但是，如果档案理论研讨的预期目标不明确和认识基点不一定，那么，研讨就会失去根本，理论就会变成快餐文化，学术只不过是时尚标签。因此，我们讨论并强调实践是检验档案理论的唯一标准，其重要性与必要性就在于要坚持实事求是，一是便于明确引进外来理论、研究现有理论、创新理论的目的，就是要有利于为我国档案实践科学发展服务，尽可能减少空泛议论；二是便于构筑对外来理论、现有理论、创新理论认识的基础，有利于形成研讨的共识，尽可能避免无谓的争论。只有这样，才能净化和优化学术环境，促进档案理论健康发展。
四、档案理论是指南针
邹吉辉：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认识来自实践并反作用于实践。胡锦涛指出“实践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8】。在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档案界人士都深刻认识到“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所谓“档案理论是指南针”中的“档案理论”，是指经实践检验是正确的档案理论，即在总结档案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认识和理论概括，只有正确的档案理论才能正确反映档案实践的规律与特点，正确回答档案实践问题，正确引导档案实践继续前进，因此才能成为科学的理论。例如“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仅正确描述了文件功用及其相应的存放和管理的阶段性变化，而且正确回答了不同机关应对不同价值阶段的文件承担相应职责的分工及其衔接问题，还客观地反映了文件运动具有整体性、连续性、各种要素关联性等特点，为实行文档一体化管理体制提供了思想基础。再如“文件双重价值理论”，不仅正确地描述了“文件”的原始价值（即对形成者的第一价值）和“附加价值”（即对社会的第二价值）的存在形态，而且正确回答了两种价值界定、价值主体类型划分等问题，还为开展已公开现行文件利用服务、全面开发文件信息资源、充分实现文件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又如“文件特殊运动理论”，不仅描述了文件非直线运动的各种表现形式、价值形态，而且回答了文件价值运动存在着常规形式和非常规形式两种类型、非常规运动机理（内因、外因）及规律与特点等问题，还为深入研究文件价值运动形式的多样性、全面揭示文件运动规律、健全完善文档管理实践等提供了新视角。
何永斌：在理论指导实践中，既要坚持科学理论对实践的正确指导，也要严防非科学理论对实践的危害。为此，我认为还有三种情况值得认真探讨，以引起档案界人士高度重视，警惕和防止其严重危害。一是要善于辨析伪科学理论，拒绝它对档案实践的污染；二是要敢于批判错误理论，避免它对档案实践的伤害；三是要勇于摒弃落后理论，清除它对档案实践的负面影响。怎样识别这些有害理论，归根结底，还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邹吉辉：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完全赞同你的看法。其实，在理论指导实践的历史进程中，科学与伪科学、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的理论交锋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今后也还会继续。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深刻认识到，加强档案科学理论对档案实践的指导，是确保档案实践科学化、提高档案实践水平和优化档案实践质量的需要，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和重视科学发展的历史新时期显得格外重要。这方面既有深刻的历史教训，也存在诸多的现实问题，的确值得特别关注。例如20世纪50年代末出现的档案工作大跃进，除政治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档案科学理论的指导。再如现在的地方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如何科学定位、公共档案馆是否构建与怎样构建、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档案工作如何改革（档案室小而全是否合理、半现行文件管理社会化是否可行）等一系列体制性问题，综合档案馆性质职能与其开展现行文件利用服务、两个“体系”构建等创新性问题，档案馆、室期满档案鉴定销毁等技术性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除了需要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措施外，还需要加强档案理论指导，在认识上和操作上提供系统性、合理性、前瞻性的科学依据，以增强解决问题的科学性和长效性，尽量避免少走或不走弯路，努力防止走回头路和反复折腾。
五、档案实践与档案理论的科学发展
邹吉辉：档案实践与档案理论的科学发展，这是当前档案界探讨的中心话题之一，也是今后档案界必须高度重视的一项重大课题。从世界档案史来看，档案实践发展和理论发展既平衡又不平衡，其中，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不平衡的绝对性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档案实践发生与理论形成在时间上是不平衡的，即所谓理论时滞性。档案实践总是在不断地向前发展，新生事物始终伴随着档案实践的发展不断地涌现出来，而理论对实践的认识——总结实践经验和回答实践新问题，总是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并且这种时间差的存在也是必要与合理的，从而导致了档案实践发展和理论发展的不平衡。具体而言，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作为人类记忆的档案就一天不会消亡，档案实践也就不会停止前进的步伐，不仅如此，档案实践发展既会受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和影响，随着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及其对档案需求等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也会受到自身发展规律的制约和影响，根据档案工作职责任务、领导体制、管理方式、机构设置、技术手段、人员素质等内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总之，档案实践始终沿着一定的发展规律不断前行。在其发展变化过程中，主、客观因素和环境始终存在一定的差异，就会导致档案实践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新情况，或产生新问题、新矛盾，或引进和运用新方法、新技术，或积累和形成新经验、新教训。对于这些实践新现象，档案人员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即必须对这些新现象进行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思考、分析、综合，通过研究，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把握其规律特点，从而回答它们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这样等问题。但是，从人类认识接受的基本规律和特点来看，同一实践和理论是不可能同时出现、同步进行和同期完成的，正常情况下，总是实践先于理论，新的理论来自新的实践，新实践的开展与新理论的形成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时间距离（其长短需视具体情况而定），只有这样，新的实践才可能为新理论的诞生提供具体、完整的研究对象及其全面、系统的情况，从而为提炼和形成新的科学认识奠定坚实的事实基础。再说，从认识新实践到形成新理论，这是一个完整而艰苦的理性思考和科学研究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完成；假若其间还出现别的新因素（如资料欠缺、事实不清、认识差异、观点争论等），探讨研究、达成共识、形成理论的过程势必加长，所需时间自然随之延长。这样，档案实践发展与理论发展之间就必然出现时间上的不平衡。
其次是档案实践与理论在内容上会出现不平衡，理论或落后于实践，或超前于实践（甚至脱离于实践），即所谓理论试探性或近似性。前面讨论“（档案实践）检验现有档案理论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时，我已列举了相关情况，不再赘述。在此，我想从科学学的角度作一些基本认识的探讨，科学学认为科学理论具有指导实践的内在倾向性，具体表现为对现在实践的解释功能和对未来实践的预测功能，换言之，理论研究就是寻求一种对实践的合理解释，即对事件、现象、关系和原因作出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科学解释，其基本价值就在于向人们提供关于事实的界说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事实。但这些指导实践的功能，通常是通过基本假设的逻辑形式来建构其理论架构的，由于社会科学理论往往产生于独特的社会背景下，一些假设可能是隐含的，就会出现对同一问题可以发展出若干不同理论来进行解释的学术现象。正如波普尔所言，在真理面前任何科学理论都是试探性的、暂时性的、猜测性的，都是而且永远是试探性的假说或真理的近似【9】。因此，档案实践与档案理论在内容上出现不平衡就不足为奇了。
平衡的相对性主要反映于档案实践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纵观档案发展史，档案实践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向前发展的，其发展过程呈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阶段性波浪式运动，在其静态阶段，档案实践出现稳定状态，反映这一阶段实践的档案理论与该实践在内容上就会出现暂时的平衡，换言之，静态阶段的档案实践与档案理论具有相对同步性。一般来说，只有当实践向前发展了，即打破了现存稳定状态，由静态阶段转变为动态阶段时，档案实践与档案理论内容上原有平衡才会被颠覆，产生新实践与旧理论之间的不平衡。如此周而复始，推动档案实践与档案理论不断开拓创新、丰富发展、成熟完善。
何永斌：据我看来，档案实践和理论的发展犹如两架马车，其关系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一种是结（符）合度很高，两者关系十分密切，即在同一条道上并驾齐驱；一种是结（符）合度较低，两者关系不够密切，即在同一条道上却相距甚远；一种是结（符）合度为零，两者关系呈分离状态，即在两条道上各自奔跑。不管它们在任何时间点和空间点上以任何关系存在，都是互相联系着的，即使是错误理论和伪科学理论，从根本上来看，也未离开档案实践，只不过它们对档案实践的认识是错误的（包括立场、观点、方法的错误，也包括有意或无意的错误），都对档案实践问题作出了不正确的回答与解释。因此，从社会科学来看，离开实践的理论是虚妄、空想的理论，即荒谬的理论；离开科学理论的实践是盲目、低效的行动，有时甚至是有害和危险的行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档案实践和档案理论的科学发展，根本在于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关键在于提高它们的结（符）合度，即尽量减少和避免低度结合与零度结合，积极寻求高度结合点，努力推进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具体而言，必须认真抓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实践人员要自觉学习和研究科学理论，提高理论水平；另一方面理论人员要自觉学习和研究档案实践，丰富实践知识。只有当两支队伍全面协调发展时，才能促进并确保档案实践与档案理论的科学发展。
邹吉辉：我虽然不完全认同你的观点，但不得不承认你对这个问题的观察和思考确有过人之处。诚如你所说的档案实践与档案理论的科学发展根本在于“理论联系实际”，但是怎样具体贯彻落实，获取最佳效果，这才是我们讨论的核心所在。为此，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供同仁参酌。
首先，努力遵循档案实践与档案理论发展的客观规律。如前所述，世界档案史已显示档案实践发展和理论发展呈阶段性的波浪式运动，这一发展规律和特点告诉我们，档案实践和档案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会出现阶段性的变动状态和平稳状态。因此，无论档案实践发展和理论发展处于何种状态，我们必须首先抓好当前的实践和理论建设，与此同时，还要善于发现和抓住发展机遇，积极推动档案实践和理论继续前进。具体而言，无论是档案实践者，还是档案理论者，在档案实际工作和理论研究中，既要善于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为现实实践服务，又要善于积累现实实践经验并从中发现和发掘新的生长点（即新问题、新矛盾、新方法、新技术等新生事物因素），还要善于研究新生事物因素，形成新认识，催生新理论，在正确回答现实实践问题的同时，指示档案实践继续前进的正确方向或合理趋势。
其次，积极利用档案实践与档案理论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推进档案实践与理论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遵循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对客观规律的简单复制和被动接受。换言之，推动档案实践与档案理论发展，既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又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前者强调的是善于行动，后者强调的是敢于行动，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也是推动事业发展的科学态度。档案实践与理论发展规律提示我们，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各种历史机遇，有时呈显性状态，有时呈隐性状态，前者如“文件中心”之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之于“文件连续体理论”等，后者如档案馆档案第一层分类和管理之于全宗理论（来源原则）、档案保管期限划分之于档案价值鉴定理论等。对于显性状态的发展机遇，只要善于抓住，就会迅速转化为新的实践和理论成果，实现档案实践及其理论的协调发展。对于隐性状态的发展机遇，不仅需要见微知著的敏锐，而且需要独具慧眼的大智，更是需要敢于创新的大勇，才能及时发现其端倪，紧紧把握其路径，将其转化为新的实践和理论成果，促进档案实践及其理论的协调发展。因此，敢于利用档案实践与档案理论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档案实践与档案理论的科学发展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和推动作用，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档案人才能有更大的作为。
再次，以人为本打造一支能文能武的优秀档案事业团队。理论联系实际、档案实践与档案理论科学发展，最终都是依靠档案人员（实践者与理论者）去实现。因此，当前及今后必须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切实提高档案人员的实践水平和理论水平，增强他们理论联系实际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换言之，档案实践与档案理论科学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取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水平和质量，而理论联系实际的水平和质量又取决于档案人员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正因为如此，才有必要建立一支能力强、质量优、水平高的档案工作队伍，为切实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水平和质量，确保档案实践与档案理论科学发展提供人才保障。为此，必须建立健全相关的管理体制与机制，激励和鞭策档案人员扎扎实实的提高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为推进和实现档案实践与档案理论科学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又次，统筹兼顾构建科学发展的和谐环境。我认为，理论联系实际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是指理论联系社会实际（即外部联系），微观是指理论联系专业工作实际（即内部联系）。理论联系社会实际的要义，就是要敢于破除自闭观念，走出档案大门，摒弃门户之见，参与社会建设，争取各方支持，跟踪科技前沿，开辟一条有利于档案实践与理论科学发展的金光大道。理论联系专业工作实际的要义，就是要深入研究档案、档案工作、档案事业自身发展规律与特点，努力构建完善的档案学科体系，不仅要科学回答与合理解释档案实践现实问题，帮助人们认识档案，而且还要正确引导档案实践不断前进。只有统筹兼顾宏观与微观、外部与内部的“理论联系实际”，才能真正推进和实现档案实践与档案理论科学发展。换言之，推进和实现档案实践与档案理论科学发展，不仅需要一个良好的内部环境，而且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只有内外两个环境和谐相处，才能达到预期目的。档案事业是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与各项社会事业同步发展，因此，一方面档案实践与理论建设需要社会各方的关心支持，另一方面档案实践与理论建设应该积极争取社会各方的关心支持，通过客观与主观的积极配合，共同作用，形成合力，为档案实践与理论的科学发展提供充分的社会条件、有力的建设保障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如健全完善的相关政策法规、足额投入的事业经费、强力支持的教育科技等。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档案事业与各项社会事业、档案学科与各门学科的协调发展，确保档案事业与档案学科不被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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