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国化历程回眸与启示
攀枝花学院 邹吉辉
摘要 本文从“认识与接受”、“丰富与发展”、“改革与创新”三个阶段回顾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国化历程，总结了档案学理论发展进步的四点启示。
关键词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 中国化 历程 回眸 启示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诞生已半个多世纪，传入我国也有20多年了，
随着我国档案学者对其研究的不断深化和理性化，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形成了较为广泛的共识，建立了一定规模的理论体系，已达到相当深入、系统的程度，并随着档案实践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变革和认识的深化，研究必将继续深入和不断完善。本文简要回顾其中国化历程，意在探索档案学理论发展进步的规律与特点，请教于档案学界同仁。
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国化历程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国化大致经历了认识与接受、丰富与发展、改革与创新三个阶段，现简要分述如下：
（一）认识与接受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西方缘起和发展的历史，我国档案界人士大多耳熟能详，故不再赘述。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陈兆祦等学者介绍，进入我国档案学界，由此引起学者的极大关注，展开了热烈而认真的研讨，各种观点争鸣此起彼伏、持续不断，老、中、青几代人挥笔上阵，争奇斗妍，一时蔚为大观，出现了新中国档案史上第一次百家争鸣、百花竞放的盛况，经过十数年的思想交锋和学术论战， 至90年代末达到了高潮，何嘉荪、傅荣校合著的《文件运动规律研究
——从新角度审视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1】一书算是这一阶段标志性成果。
关于这一阶段的学术观点，1999年11月四川大学管理学院罗永平综述为“适用论”、“不适用论”、“慎用论”三种。“适用论”主张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完全适用于中国，代表性学者有浙江大学何嘉荪、四川大学黄存勋、绍兴文理学院潘连根等，代表作有何嘉荪的《应该如何看待“文件”、“档案”概念的不同——再论文生命周期理论完全适用于中国》（《浙江档案》1998年第11期）、《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完全适用于中国——与王茂跃先生商榷》（《山西档案》1998年第5期），黄存勋等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我国大有用武之地——与王茂跃先生商榷》（《档案学研究》1999年第1期），潘连根的《关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若干问题的再认识》（《浙江档案》1998年第10期）等，并认为“在我国，持肯定论、接纳论的档案学者和档案工作者目前占较大多数”。“不适用论”主张文件生命周期理理论不适合中国，代表性学者有安徽师范大学王茂跃、河南档案界刘东斌，代表作有王茂跃的《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评价不宜过高》（《档案学研究》1996年第2期）、《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为何不适用于中国——兼答何嘉荪先生》（《山西档案》1999年第1期），刘东斌的《试论档案运动周期与档案价值周期——兼论文件生命周期不适合我国档案工作实际》（《档案学通讯》1999年第1期）。“慎用论”认为我国已有文件运动周期理论，且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内涵并非完全符合我国国情，应“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档案自然形成规律与文件运动周期理论”，代表性学者有空军政治学院周玲，代表作有《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研究应该为我所用》（《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5 期）、《怎样看待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兼与潘连根同志<如何认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一文商榷》。【2】
2005年2月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靳颖述评这场大讨论，认为存在三派意见。一派是以王茂跃等为代表的否定论，他们以中国特色的名义主张“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宜中国化”，理由有四，一是认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所规定的文件与档案的概念与中国的不同；二是认为我国已存在档案自然形成规律 ,不能用文件生命周期这种“舶来品”来影响传统理论的地位，并认为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三是认为与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工作实际不相适应；四是从文件生命周期在国外产生的实践基础来分析，指出我国没有发展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实践基础——文件中心。一派是以何嘉荪、陈兆祦、傅荣校、潘连根、黄存勋为主要代表的实用论，他们以共同科学规律的名义主张文件生命周期学说“中国化”，理由有四，一是指出各国的文件运动具有共性，文件生命周期学说是对文件运动的规律性认识，可以借鉴和运用；二是强调文件生命周期学说“中国化”是一个扬弃与自我完善和提升的过程，并形成了用以解决中国档案管理实践问题的新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三是指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虽然基于广义文件观，但并不强求人们统一文件档案概念的认识，只要求人们承认文件与档案之间天然的、密切的联系，把握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精髓；四是认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国化是理论与现实的共同需要。一派是周玲、宗培岭、林清澄、吴品才、陈作明等折衷论，其两点论态度表现为既认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国化对于档案学理论研究具有积极意义，又对肯定派学者所致力于的这一理论保留一些看法，其焦点之一是质疑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所基于的文、档概念及其关系，认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符合我国关于档案概念的认识，是一种“重大偏差”；焦点之二是认为“在引进与研究国外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时，决不应遗忘或贬低我们自己的理论而一味去诠释甚至照搬国外的理论，应该更多的宣传、发展我国档案界业已产生形成的档案自然形成规律和文件运动周期理论”，主张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引入只是手段，传统理论才是目的与核心；还指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没有穷尽全部文件运动，“揭示的是所有文件共同拥有的文件纵向运动，……而文件运动除此之外还有横向运动”，不能为各类文件提出一个普适性管理模式，因此，它“主要是对文件线性运动规律而不是管理模式的科学描述” ,并批判了文件生命周期“万能论”。【3】
同年7月，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杨安莲撰文认为此阶段“形成了几种较具典型性的态度和做法”：一是“全盘引进，以之替代中国传统档案学理论的地位”，二是“过分强调‘中国特色’，贬低欧美档案理论的借鉴价值”，三是“积极引进，以之促进中国档案学理论的发展”。【4】
综合罗永平、靳颖、杨安莲的分析，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形成了“可中国化”、“不可中国化”、“或可中国化”三种不同认识，其中“可中国化”论者为数最多，影响最大，因此，虽然不同观点的论战并没有终结，但是接受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确在档案界形成了较广泛共识，这是不争之事。
（二）丰富与发展
这一阶段的理论成就主要有中国版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和文件运动特殊形式研究成果。
1、中国版文件生命周期理论
1999年9月，何嘉荪、傅荣校合著的《文件运动规律研究——
从新角度审视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一书出版，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作了中国式论述。该书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国化”为一个系统理论，赋予其理论内涵以新的深度和广度，多层面全方位地揭示了文件生命周期运动的基本规律与特点：“第一，文件从产生、形成到最后消亡（或臻于永恒）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即文件的运动具有完整性；第二，文件在全部的生命过程中先后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和价值，使其整个生命周期可以区分为不同的运动阶段，即文件的运动具有阶段性；第三，文件运动过程中各种因素之间有着特定的内在联系，因而在不同的运动阶段应根据其不同的特点，采用适宜的存放与管理方式。”从而在西方学者仅以文件生命周期作为文件管理的一种模式或学说的基础上，经过充实与改进形成了中国版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使之上升为档案学重要理论之一，即西方学说只具有文件管理学的应用理论意义，而“中国化”理论则具有了档案学的基础理论意义，标志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国化进入了丰富与发展的新阶段。
此后，虽有不少学者也在继续研究中国版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并不时闪现出一些新的思想火花，但大多都是对何嘉荪、傅荣校理论内涵的认识、理解和细化，在深度和广度上均无新的发展。
2、文件运动特殊形式研究成果
文件运动特殊形式研究成果主要是提出了“文件运动跳跃与回流”、 “文件横向运动”、 “文件螺旋式运动”三种不同的观点。
2000年初，何家荪、潘连根首创“文件运动跳跃与回流”理论，开始了对文件特殊运动形式的规律和特点的理论研究。【5】
2001年初，吴品才提出“文件横向运动”的新观点，旗帜鲜明地反对和否定文件运动“回流”观，与何家荪、潘连根开展论辩。【6】
2003年初，邹吉辉提出“文件螺旋式运动”（广义文件运动）的新观点，质疑文件运动“回流”观与“文件横向运动”观。【7】
其中，“文件运动跳跃与回流”与“文件横向运动”两种观点的论争较为激烈，不仅双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而且其支持者亦撰文参战，出现了不少富于理论性、思辨性、论战性的绝妙好辞，并且方兴未艾，势将持续不断。如何嘉荪 的《也谈文件运动理论中的几个基本概念》【8】、《几点简单回应——再析文件运动理论某几个基本概念》【9】，吴品才的《文件纵横运动论》【10】、《文件多维运动的揭示——冲破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研究文件运动现象》【11】、《再论“文件运动回流”——与仇壮丽同志商榷》【12】、《论文件的横向运动――科技文件运动状况分析》【13】、《论文件运动跳跃与文件管理跳跃》【14】、《文件回流运动与横向运动的思辨》【15】、《文件运动跳跃的思辨》【16】、《质疑“文件跳跃运动实例分析”——与仇壮丽同志商榷》【17】，仇壮丽的《关于文件运动“回流”形式的两点看法》【18】、《文件跳跃运动实例分析——与吴品才同志商榷》【19】，刘东斌的《也谈文件运动理论研究中的几个概念——与吴品才先生商榷》【20】等。
2009年3月，邹吉辉撰文全面评介了三种观点的由来、特点、异同、影响等。【21】
中国版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和文件运动特殊形式研究成果都是对文件生命周期学说的丰富和发展，前者实现了文件生命周期学说理论内涵的科学抽象，完成了从应用理论到基础理论的升华；后者扩展了文件生命周期学说的理论外延，实现了理论视域从一维到多维的重大转变，使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断趋于完整。
（三）改革与创新
当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国化尚在蹒跚前行，不少档案学者尚在努力普及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时，文件连续体理论的悄然而至，使一些档案学前驱者突然发现，面对迅猛发展的电子文件（档案）管理实践的新问题，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解答似乎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捉襟见肘。在这场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面前，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走向何方，这个问题引起了中国档案学者的深思，需要做出科学的回答。于是引发了新一轮学术大争鸣，“取代论”、“补充论”、“兼容论”、“共处论”、“指导与被指导论”、“互补论”、“中间道路论”等各种观点纷纷亮相，不同认识展开了激烈讨论，一时间，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和文件连续体理论“孰优孰劣”、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何去何从的论辩之声不绝于耳。如安小米认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已经过时，主张电子文件时代完全用文件连续体理论来指导和构想文档一体化管理工作，并取代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档案学中的基础理论地位【22】。黄霄羽认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对新生事物电子文件不能作出完全合理的解释，需要用文件连续体理论来补充说明电子文件不同于纸质文件的一些表现特点，主张用文件连续体理论的立体思维方式来改造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平面思维方式，在重新解释和修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完善这一理论，使之适应当今的文档工作实践【23】。何家荪等认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电子文件时代没有过时，仍然具有科学性与合理性，它和文件连续体理论之间没有排斥性，可以互相兼容，同时也指出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局限性，主张借鉴文件连续体理论，全面地探讨包括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内的文件运动规律和建立全新的文件运动理论【24】。傅荣校等认为两种理论是不同时代文件管理的理论指导 ,都体现了较强的实践特色，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纸质环境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较好地指导了以纸质文件为主的处理工作；文件连续体模式则在网络时代显示了其优势；面对电子文件的挑战，两种理论的发展将是进一步研究的话题【25】。邹吉辉认为两种理论都是对特定时代档案工作实践的理论抽象，分属于不同的理论层面（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属于基础理论，文件连续体理论属于应用理论），存在着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同时文件连续体理论又在应用层面发展和创新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26】。何达多认为既要看到两种理论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同一性和互补性，主张整合两者的优势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以指导电子文档工作实践【27】。章燕华认为两大理论都有其优点，破谁立谁都过于绝对，有失客观，反对用非此即彼的二元思想来强分优劣，力图寻找两大理论关系上的第三条道路，使之既能发挥各自优势，又能找到各自在档案学理论中应有的位置【28】。
这些观点，不管是激进的，还是温和的，其目的都是试图改变两种理论之间的关系，这是共同之处。不同的是，激进者只看到文件连续体理论的创新性，忽视了文件周期生命理论的基础性和可发展性，因此，他们把文件连续体理论视为文件周期生命理论的掘墓者，认为文件连续体理论颠覆文件周期生命理论并非危言耸听；温和者则认为文件连续体理论的创新性与文件周期生命理论的基础性之间存在着可协调性，因此，主张发掘有利于改革和创新文件周期生命理论的合理成分与积极因素，推动两种理论协调发展。由于后者为数众多，故改革和创新文件周期生命理论形成了主流之势。
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国化的启示
（一）一定的理论发展及其认识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这个历史条件就是具体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就内部环境而言，一般应具备三个基本因素——实践发展需要、理论建设需要和思想先驱者；就外部环境而言，已有现成的科学认识或先进学说。因此，当内部不能自发产生先进理论或推动理论进步时，外来思想就会成功着陆安家落户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国化如此，来源原则、全宗理论、文件双重价值理论、档案价值鉴定理论中国化亦如此，文件连续体理论中国化也将如此。同样，在认识理论发展过程、总结历史经验时，也不能脱离并且也脱离不了一定的历史条件，至于确立什么标准划分几个阶段，常常因人因时因事制宜，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实际上许多理论问题也总是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而争论不休的，这就说明任何总结性认识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思想产物，无论怎样力求完美无缺，都终因一定主、客观条件制约而会存在某些不足，不可能尽善尽美。
（二）外来理论中国化过程就是推动实践和理论发展的过程。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传入后，虽然我国档案界人士对其是否中国化作出了不同的回答，但始终以肯定者为主流，并且中国化进程一直在努力前行，尽管时有反对与怀疑之声【29】，只不过是对其中国化的鞭策和提醒罢了。之所以如此，皆因其推动了实践和理论的发展，一是为构建文档一体化管理体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二是为研究文件价值运动规律、文件群体运动规律、文件实体管理规律、文档信息资源开发利用规律等理论提供了科学范式与认识视角，起到了档案实践和理论进步的助推器作用。
（三）科学研究中出现不同的观点和理论，既是学术发展的正常现象，也是学术进步的必然要求。由于两个原因，对同一事物的研究会出现不同的观点和形成不同的理论，并都具有相对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一是因为观察立足点和认识视角不同，会导致不同研究者对同一研究对象形成认识侧重点及其结论的差异，且都能得出科学合理的解释，正如苏轼诗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二是因为理论具有试探性或近似性的特征，科学哲学认为科学理论具有指导实践的内在倾向性，具体表现为对现在实践的解释功能和对未来实践的预测功能，即寻求一种对实践的合理解释，但这些功能通常是通过基本假设的逻辑形式来建构其理论架构的，由于社会科学理论往往产生于独特的社会背景下，一些假设可能是隐含的，就会出现对同一问题可以发展出若干不同理论来进行解释的学术现象。正如波普尔所言，在真理面前任何科学理论都是试探性的、暂时性的、猜测性的，都是而且永远是试探性的假说或真理的近似【30】。因此，对于科学研究的不同观点和理论，应以包容大度的学者风范和谦虚谨慎的学习态度对待它们，善于在论辩中取长补短，丰富完善自己的观点和理论，推动学术进步。否则，轻易判断谁是谁非，实际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和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就理论和认识而言，没有最科学的，只有更科学的。
（四）接受外来理论并使之本土化，需要相当长的认识过程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国化虽说已20多年，其实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也不过10年，因此，我们对它的认识，不管从广度上，还是从深度上来看，都是远远不够的，今后的认识之路还会很长，即使说未有穷期，也绝非夸大其辞。在整个认识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应坚持严谨的科学态度，一要坚持从实际出发，为我所用；二要坚持实践检验，为我必用；三要坚持扬长避短，合理改造，科学发展，与时俱进，丰富完善；四要坚持面向世界，既有利于取长补短促我进步，又有利于优势互补融入国际档案学洪流。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如此，对其他外来理论也应如此。
参考文献
【1】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2】罗永平：《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争鸣综述》，《浙江档案》1999年11期
【3】靳颖：《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国化”问题述评》，《浙江档案》2005年2期
【4】杨安莲：《借鉴，发展，融合——中国档案界对欧美档案学理论的认识过程与特点》，《档案与建设》2005年7期
【5】《论文件运动的特殊形式——跳跃与回流》，《档案学通讯》2000年第3期
【6】吴品才：《文件运动跳跃与回流的几个疑点——与何嘉荪、潘连根同志商榷》，《档案学通讯》2001年第3期
【7】邹吉辉：《文件运动规律新论》，《档案学研究》2003年第1期
【8】《档案管理》 2006年1期
【9】《档案管理 》2008 年1期
【10】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
【11】《北京档案》2002年8期
【12】《北京档案》2003年5期
【13】《档案学通讯》2003 年3期
【14】《档案学通讯》2003 年3期
【15】《档案与建设》2007年第7期
【16】《档案学研究》2007年第5期
【17】《浙江档案》2008年4期
【18】《北京档案》2002年2期
【19】《兰台世界》2006年5月第9期
【20】《档案管理》2005年3期
【21】邹吉辉：《文件运动特殊形式研究述评》，《兰台世界》2009年3月下期
【22】《文件连续体模式对电子文件最优化管理的启示》，《档案学通讯》2002年第3期
【23】《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电子文件时代的修正与发展》，《档案学研究》2003年第1期
【24】《文件连续体理论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文件运动理论研究之一》，《档案学通讯》2003年第5期
【25】《理论核心问题 : 原则与内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连续体理论比较研究之二》，《档案学通讯》2004年第4 期
【26】《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和文件连续体理论研究现状评析》，《档案与建设》2005年第3期
【27】《新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连续体模式同一性探讨》，《档案学研究》2005年第3期
【28】《“水火不容”还是“和平共处”——再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和文件连续体理论的优劣之争》，《档案学通讯》2006年第2 期
【29】王茂跃：《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已经中国化了吗？》，《浙江档案》2004年第5期
【30】张茂泽：《论学术批评》，《学术界》2001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