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市档案馆石磊
19世纪前，传统史学研究以“今天的历史即过去的政治，今天的政治即未来的历史”作为理论基础。20世纪以后，这种具有一定狭隘性的传统史学被新史学所取代。新史学的研究领域不仅包括上层政治，还包括经济、文化，甚至特定时期内普通人的思想和生活。因此，对于新史学来说，开辟新的史料源变得十分重要。另外，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中期以来，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交流、融合，充分吸收其他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理论，使得历史研究在方法上也发生了变化。史学研究出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的需要，开始最大范围地运用和发掘档案史料。当代史学研究新趋势对档案利用产生巨大影响，也引发档案部门对档案利用工作新的思考。
一、新史学流派
(一)法国年鉴学派
1929年1月中旬，跨学科的史学杂志《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问世。该杂志由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共同创立，是宣传他们具有挑战性的新历史概念的主要舆论工具，以布洛赫和费弗尔为中心的历史学派因此被命名为年鉴学派。费弗尔坚持认为，新历史学必须从文字档案和由文字档案造成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它必须利用人类的一切创造物如语言、符号、农村的证据、土地制度、项圈、手镯，以及任何其他可利用的史料。它必须广泛吸收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发现和方法。同时它又必须抵制诱惑，防止把自己分割为经济史、思想史这样各行其是的“专门化”部门。该刊创刊号在《致读者》中阐明了自己的宗旨：打破各学科之间的“壁垒”，倡导跨学科的研究，在继承传统和立意创新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历史。该学派明确提出了“问题史学”的原则，要求在研究过程中建立问题、假设、解释等程序，从而为引入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奠定了基础，极大地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
(二)美国新史学派
1912年，曾在德国受过严格历史学训练的美国历史学家鲁滨逊首先举起了“史学革命”的旗帜，而具体阐释其“史学革命”主张的《新史学》也因此被公认为20世纪世界史学名著。在这部专著中，他要求冲破以政治史研究为中心的传统，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与感情”。他执教的哥伦比亚大学成为美国新史学的中心，逐渐形成了颇有声势的“新史学派”，一时风靡欧美诸国。同一时期，美国历史学家通过不断努力学习和创新，也使得他们所取得的成果打上了明显的美国式烙印。他们首先从欧洲各个学派那里大量地吸取新思想，尤其是应用了马克斯?韦伯的分析方法和模式。他们采取了社会学家、政治科学家、经济学家的“启发式概念”和操作工具。从20世纪40年代起，他们着手利用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发明的度量技术、方法和成果，并向整个世界证明：数据分析、计量技术、生态关联、计量经济学以及其他种种更为成熟的概念工具，在历史学家的工作中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三)英国新社会史学派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不仅是科学共产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20世纪30年代，即资本主义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爆发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迅速扩大，正如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那样：到1955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在欧美各国中，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成就最大。1938年，莫尔顿的《人民的英国史》问世，这是英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迅速发展，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等创立了“新社会史学派”，强调研究总体的“社会的历史”，提出“从底层向上看的历史”等主张，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历史学新领域和新方法
(一)计量史学
真正现代意义的计量研究始于二战以后，它包括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运用电子计算机，它不仅使得系统收集和利用史料以及进行统计分析成为可能，也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处理情报资料和分析多变量信息的能力；二是进行统计分析，这里所说的统计分析不是指以往史学研究中的描述性统计，而是高级推理统计学和多变量解析领域的分析；三是制作数学模型，借助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中的理论模型，用数理形式来表现历史文化现象。计量史学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经济学家西米昂运用计量方法分析货币流通的变化，奠定了该学科的基础。之后历史学家拉布卢斯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西米昂的方法，并把它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去。在美国，20世纪40年代以后出现了以广泛采用计量方法和数学分析为特征的新史学。
(二)口述史学
现代意义的口述史学发端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60年代呈迅猛发展之势。作为历史学新学科，口述史学有其规范性的操作程序，它通过有计划的访谈和录音，对某一个特定的问题获取第一手口述证据，然后再经过筛选和比照，进行历史研究。口述史学繁荣的原因，一是由于在“自下而上”历史观的指引下，历史学家注重关心普通人的生活；二是由于现代录音技术、廉价录音设备的普遍推广。口述史学的最主要特点在于生动性，其史料来源于普通民众，展现的是贴近生活的凡人凡事，运用的是雅俗共赏的大众语言，历史编撰者和史料提供者共同成为史学研究过程中的参与者。
(三)影视史学
影视史学是当代欧美史学大家族中的一个新生儿。1988年，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首创了“影视史学”(Historiophoty)这一新名词，希望通过视觉影像和相配套的话语传达历史以及对历史的见解。影视史学不仅仅是电影、电视等新媒体与历史相交汇的产物，它所指的影像还包括静态平面的照片和图画，立体造型的雕塑、建筑等。所有传达视觉影像和听觉音响的媒体，只要能够呈现历史论述，都是影视史学的研究对象。
三、档案利用新趋势及其影响
史学研究新领域的开拓和新方法的使用，必然会使得可供利用的档案的范围也相应扩大。这一新趋势的主要特点表现为：
(一)可作为史料的档案在内容上更趋广泛
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使得可供利用的档案史料范围从政治、军事方面向社会、文化甚至人的心理等相关内容拓展。以1975年在法国出版的一部典型心态史研究论著《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为例。①这部论著的作者是曾任法国国立图书馆馆长达6年之久的勒华拉杜里。勒华拉杜里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梵蒂冈图书馆内发现了一批13世纪地方宗教裁判所的档案。1320年，当时任帕米埃主教的雅克?富尼埃作为宗教裁判所法官在蒙塔尤调查、审理各种案件，并留下了578件详细记录。由于在审判过程中对这些“罪犯”反复盘问，特别是对他们的信仰、道德行为、社会联系等细节都不轻易放过，勒华拉杜里敏感地意识到这批档案“为研究农村普通人民的精神观念提供了机会”。他援引这批档案试图还原的并不是有关某个异端宗派的宗教史，而是使用“农民自已提供的证词”再现蒙塔尤的农民的日常生活、社会关系、宗教信仰、习俗礼仪、个人隐私等社区生活，来重现普通农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
这种趋势在当前中国档案馆的学术研究利用者身上有明显体现。以上海市档案馆1993年至2000年所接待的474批境外利用者为分析对象，其中从事学术研究的有432批，约占91.1%；新闻媒体有14批，约占3%；其他利用者27批，约占5.7%。432批从事学术研究的境外利用者主要研究政治史、经济史（含工商企业、金融、贸易）、文化史（含教育、卫生、体育）、社会史、宗教史和租界史。其中研究政治史的学者93批，约占21.5%；研究经济史的学者120批，约占27.8%；研究文化教育史的学者101批，约占23.4%；从事其他方面研究的学者有118批，约占27.3%，而在这118批学者中，有的研究人物，有的研究外侨团体，有的研究社会福利、慈善机构，有的研究民俗、婚姻。所利用档案在内容上有明显的广泛性。
(二)可作为史料的档案在性质上更趋多样
历史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往往同材料与方法的运用密切相关：新材料能激发新方法的援用，新方法又可以使新材料（当然也包括旧材料）得到更高层次上的解释。史学研究新方法的使用，很大程度上是新的技术设备的运用，它使得各种性质的档案都可以被纳入史料范围。以往的历史研究可能偏重于从行政档案、企业档案中的文书材料中挖掘史料；而在当代，档案史料的选材范围可以扩大到各种诉讼档案、会计档案、商标档案、地名档案、人口普查档案等等。正如在2003年召开的第35届国际档案圆桌会议第4次会议上，一位名为A?C?得布朗的档案工作者在他提交的报告《匈牙利和阿根廷的新历史和私人档案》中总结指出的那样：“研究者对档案资料的全面性的要求不断提高，我们应从现在起对这一问题加以重视。现在似乎任何一件档案都可能成为有趣的焦点，帮助学者从新的角度研究历史。仅仅是公众人物的档案是不够的，那些‘街上的百姓’也很有趣。”②
这一点在计量史学研究方面最为突出。计量史学家在电脑的帮助下，“可以最大限度地运用与发掘史料，这是传统的以定性分析的描述方法所无法解决的，”“新的史料被源源不断地发掘出来，诸如选民登记、教区档案、法庭记录、公私帐簿、公私藏书目录、病史记录、结婚登记、死者遗嘱、家谱、税单等等，都可以视为‘史料’。”③
(三)可作为史料的档案在载体和记录形式上发生变化
口述史学和影视史学的出现，使得纸质载体的文献档案之外的其他载体档案和其他记录形式档案也将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史学研究中去。国际档案理事会会刊《逗号》新近出版的有关土著民族的专刊中刊登了10篇文章，其中4篇涉及到以口述档案记录土著民族历史，1篇涉及到以音像档案记录土著民族的历史，正如英属哥伦比亚地区当地的一位档案工作人员所说：“数字摄像的形式使我们能够将档案与健在的老人的声音结合起来，再现Dane-zaa讲故事的剧场效果。”④
口述史学虽然在史学界尚未成为主流，但是它并不是新生事物。在《档案开发与利用教程》中，作者就将“档案史料”划分为“口碑档案”、“文物档案”、“文献档案”，并且指出：“口碑档案虽然史实与神话共杂，但它毕竟有其历史的内核和要素，因此可资后人分析利用。”⑤故老相传的口碑档案与现代人的口述材料在可信度上虽然不同，但是都可以作为档案史料来加以利用却是它们的共同点。例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内就收藏有大量中国口述历史资料。它的入选人员的范围包括：政府高级官员、军事领导者、反对党领导人、社会有影响的人士等。根据这?原则，哥大东亚研究所对17个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进行采访，整理了近3万页口述材料；另外，台湾近代史研究所也大力从事口述历史的记录和整理，其中在1961年至1965年期间完成的41人口述资料已经作为礼物被赠送哥大。⑥
如果说反映历史题材的纪录片能够纳入影视史学的范畴，那么影视史学在当代中国进一步发展，并且与档案史料有效结合的典型例子也有不少。根据中央档案馆珍藏档案制作而成的电视片《红旗飘飘----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今天》是中国共产党80年历史的全面生动的展现。该剧分为365集，以一年的时间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80多家电视台播出，观众达到1.7亿人。2000年下半年，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又一部大型文献纪录片《百年中国》在中央一套播出，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03年，由上海市档案局主持拍摄，反映上海独特城市发展风貌的百集纪实专题片《追忆--档案里的故事》第一期30集在上视纪实频道以一天一集的形式播出。该片一经推出就创下了上海地区专题片收视率新高。据央视索福瑞数据调查显示，该片播出30天中有21天排名在上视纪实频道当天收视率前10名以内，其中有2天排名第一。专家学者们普遍肯定该片“史料翔实、语言平稳、脉络清晰，精美完整地再现了近代上海的城市与生活，是了解上海历史发展的不可多得的生动教材。”⑦
口述史学和影视史学的发展对档案编研工作也产生一定影响。20世纪以来，大众传媒的发展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在没有广播、影视、互联网的时代，人们主要通过书籍和报刊杂志获取信息，因此档案编研产品也主要是以书刊的形式出现；广播、影视、互联网不仅具有和书刊一样的信息传播功能，而且它们具有超越书籍的传播优势。因此，有学者指出：“档案文献编纂公布活动应当保持与大众传媒的‘共进’，根据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活动方式的转变，在继承以往编纂经验和形式的基础上，积极从编纂形式、传播途径、用户心理等方面探寻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发展方向和规律，对档案信息进行全新的思想整合”。⑧
注释：
①参见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前言，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国家档案局外事办编印：《外国档案工作动态》，2003年4月第2期。
③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8页。
④参见《国际档案理事会会刊<逗号>档案与土著民族专刊文章摘要》，国家档案局外事办编印《外国档案工作动态》，2003年8月第6期。
⑤刘耿生：《档案开发与利用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
⑥参见杨天石：《美国访史杂记》，《档案与史学》1994年第1期。
⑦樊琳：《抢眼的上海历史印痕?<追忆?档案里的故事>拍摄随想》，《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3期。
⑧丁华东：《文献纪录片的繁荣带给我们的理性思考》，《上海档案》200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