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尚瀛
档案是历史的记忆，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最具说服力的权威。然而，在档案的形成和收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认识的局限，致使有些档案的记载与历史真实相左。最近，我们在编辑《毛泽东与山东》这本书时，就发现了一个弄错时态，把虚拟的计划当做现实的典型。
1956年春，山东阳谷县石门宋农业社《我们一个社要养两万头猪》的文章在《农村工作通讯》上刊登，毛泽东看到后作了亲笔批示：这个合作社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别的合作社不可以这样做呢?毛主席的批示和石门宋的材料印发给了一些农业合作社。“一个社养猪两万头”的经验立即在全国推广，《人民日报》、《大众日报》发表长篇报道和社论，国内外先后有30多万人前去参观。而实际情况是，养猪两万头是该社1956年的计划，而这个数目大大超出了他们的实际存养能力。毛主席的批示给石门宋人极大鼓舞的同时，也给他们和地方党委、政府带来很大的压力。县委、县政府派出工作组落实养猪计划，有的驻社干部提出“将死物变活物”，“砸锅卖铁也得买猪”。即使如此，这个社养猪数量较两万头仍相差甚远。饲料严重不足，防疫措施跟不上，全社20个村有17个村发生猪瘟。农民的积极性受到挫伤，有的社员反映再开会开死也不买猪。省委根据发生的问题，1957年发出指示，对其进行了纠正。
类似上述事例，档案记载与历史事实不完全符合，甚至相去甚远，在我们的馆藏档案中并不是很个别的现象。如建国以来浮夸风曾一度泛滥，在诸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口号下，在追求虚假政绩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一些档案，它既是失实的，因为于事实不符；但又是真实的，它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创作者的意图。努力做到对档案负责和对历史负责的统一，应当作为档案工作者的追求。对档案负责，按照党和国家的有关文件，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将这些档案剔除销毁。对历史负责，就是要求我们防止误引误用，以讹传讹。所以根据档案形成的时代背景有重点地对档案内容考证，是非常必要甚至是非常迫切的一项工作。
档案馆进行档案内容的考证，首先要准确定位，它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档案整理，也不同于探求历史真相的史学研究，应当是档案鉴定的延伸和拓展，是档案管理向高水平提升的体现。二是确定工作重点和范围，档案馆馆藏浩繁，这项工作应当把特殊历史时期的主要档案和在档案利用工作中已经发现的问题作为重点，制定计划，逐步实施。三是明确目的、要求，不对历史事件本身作评论、下结论，仅以诠释和介绍性文字把档案形成的背景，用相关的档案印证，把客观真实引荐给档案利用者。诠释、介绍和档案印证，力求准确、全面、客观。档案内容的考证是一个过程，考证中所形成的材料，应作为档案附件同档案一起保存。档案内容的考证工作可以统筹安排，结合档案级别、价值鉴定、开放档案审查一并进行，也可在档案编研和编目工作中增添此项内容，一举多得。
档案业务工作实践和探索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档案学术研究也应对档案内客考证工作的意义、规律、具体做法进行探讨。借鉴诠释学、训诂学和古籍校注考异、文物鉴定等相关理论和方法，逐步建立起探讨其规律和方法的档案学科新分支，培养造就一批这方面的学者和专家。结合实际，广泛而又富有成效的研究，对于坚持真理，求真务实，营造良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也将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牛角摘自《中国档案》200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