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企业档案系统
米卡爱拉?普拉卡奇娅
(意大利)
相对来说，历史学家直到近期才对企业(不论是大型企业，小型企业的还是中型企业)档案馆中保存的档案表现出兴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人们才着手对各国的工业历史进行系统的重建工作。
由于编史研究的查询领域不断扩大，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学院式历史的范畴，所以这种情况自然而然地导致人们对企业档案的兴趣大大加强，人们的工作重点也随之集中在了与之相关的必备文献资源的保管上。
从一开始，这个问题就呈现出一种复杂多样的特点(此处我单指地理意义上的西欧地区)。实际上，对于东欧国家来说，可以把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企业档案中保存的资料划分为国家管理的资料，在西方，这些资料的法律地位根据所涉及的企业类型而大相径庭，在意大利，这些企业包括完全私有化的公司，完全国有化或部分国有化的公司。
此处，我们先不考虑由于情况多样性引发的各种问题，与之相比，人们越来越重视充分保护资料的重要性。当前遍及欧洲的愈演愈烈的社会部门私有化的趋势实际上已经缩小了某个问题的范围，这个问题是私有企业档案保护所特有的。我们的同行保拉?塔西尼所做的评论足以简述意大利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方法。
恰恰相反，我所关心的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个事实上去(尽管这种集中是简短的)，那就是，从本质上讲，这种资料实际上并不仅仅是国家的，特别是关于“短暂的二十世纪”的最后三十年的资料。
此处我们先暂停，考虑一下这些事件的起因。毫无疑问，1989年是可以被看做起分水岭作用的一年，是政局发生巨变的一年，它标志着二战结束以来形成的格局向现阶段的变革的转型。
但是，人们一致认为，1989年没有，并且也不能成为各种人们先前从未注意到的冲突突然暴发的标志，就象人们毫无察觉的地下河突发的紧急情况。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发生的种种事件为冷战的结束铺平了道路，并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动荡。事件的最初起因是东方集团中的有些国家宣布欢迎“东方政策”，继而西方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出现了缓和。人们对这期间的细节已经再熟悉不过了，所以此处只需简述一下当时各国官员们为了渗透和最终打破“铁幕”采取的一系列谨慎的细小步骤，他们进行的非官方、继而是官方的访问、接触和达成的协议。
这里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重点是同样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外交人员的外交活动”(如果大家允许我玩弄一下词汇)是以事先在另一个层次上进行的接触和达成的协议为前提的，这些接触和协议为后来双方的政府人员的活动搭建了舞台。当然，我指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公司发起的大量的贸易协定，合资企业和投资活动，这些活动的目的就是占领广大的东方市场。这有点类似于“乒乓外交”，它的实际影响要远远大于仅仅在体育比赛上的会面。实际上，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的外交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最初的外贸协定阶段；后来的体育比赛阶段以及最后对上述步骤的官方政府认可阶段。
按照上述观点，很清楚，形成当前欧洲的政治局势这个过程的大部分历史事件，都记录在企业档案馆的馆藏文件中(在意大利，这不仅涉及大型公司，也包括小型和中型企业，特别是在近一个时期)。
我举几个例子。菲亚特集团的历史档案馆是1985年建立的，并于1991年被授权成为一个社会机构。这个档案馆的大量文献分成18个系列(公司管理，对外关系，产品，设计和技术，购买，贸易等等)，还有有关Togliattigrad创建方面的很多图像和声像资料。ENI和ITALGAS的档案馆保存着与前苏联和其他国家能源供应协定方面的资料。还有某些企业和银行的档案馆在开启与东方关系方面曾经起到过先锋作用。
正如我们可以看到的，特别针对意大利的概述性、甚至是表面性的调查已经引发了有关上述方面的各种研究主题。如果我们研究最近几年的情况，不同国家资源之间在企业档案馆部分的联系变得更为明显了。尽管一提到企业和市场，在讨论中都加入全球化的趋势已经有些陈腐，但考虑到这些经济发展状况对档案资源的影响，我们还是有必要借鉴这些已经属于老生常谈的词汇。
现在，谈论企业生成的档案资料的“国家”意义已经不可能了。就像权力分散现象一样，“后福特”经济时期的典型的技术发展和低就业率特征在本质上是跨国界的，人们对记录这些现象的相关文件(案卷)的兴趣已经远远超出了对文件生成地理区域的兴趣。
在这方面，只参考“欧洲范围”内的企业档案编史研究是有局限性的，因为目前的市场活动范围根本不是局限在一个大洲之内。对于此处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即企业档案的保护，在诸多可以选择的行动方式中，可以优先考虑欧洲范围内采取的行动。
最近几年来，为了保护在本国领土上经营的企业的档案，个别国家采取了大量的措施，措施数量较先前有了成倍的增长。
总体来说，与先前相比，更多的企业家们认识到了保护企业文件的重要性。企业采取的保护政策五花八门：荷兰对企业档案进行审查(这是根据对公司、企业和档案部门进行的问卷调查制定的一份十六册的目录)；意大利对某些领域制定了部分指南；法国、英国和德国则试图采取一些整体保护政策。
各国采取了种种不同的保护方法。在法国，以鲁贝为基地建立了一个Centre des archivesdumondedutravail中心，这是一个国家机构，由法国文化部的档案部设立，中心收集了各个不同部门的资料，包括公司、贸易团体、专业联合会档案馆及相关个人。与之对照，英国沃里克大学图书馆现代文件中心(这个中心保存有各团体和公司的档案，提倡本领域的统计数字，并对某些研究提供资助)是由一些相关学术人员发起建立的，目的是确保他们的研究资源的国际水平。这种情况下，依照固有的英国学术传统，资金主要来自私人捐赠(特别是来自LeverhulmeTrust的捐赠，这是一个支持与档案有关的研究和计划的组织)。
从1986年开始，各种德国L?nder发布了一些有关商会档案的法规。同时，德国还采取一些行动，鼓励建立档案基金会，或把二十世纪早期德国商会设立各种档案馆改造成基金会。这些基金会的地点设立在德国主要工业中心，并在很大地域范围内具有档案管辖权，包括企业界的当地机构和团体。
意大利最近采取的关于企业档案管理的做法是以德国的方法为模型的，即设立基金会，目前这种方法的使用只限于伦巴第地区(这是一个工业高度集中的地区)，由商会，当地政府，欧洲贸易联盟，档案监督处(这是一个保护非国有档案的本地档案管理机构)和Centrosullastoriadell'impresaedell'innovazione(企业与革新历史中心，这是一个以研究和收集文献资料为中心任务的私人机构)联合参与。该基金会的责任应特别包括对经济档案的统计(即公司，企业家，专业人员，个人，企业家联合会，贸易团体，商会等等的档案)，对濒临销毁的文献的修复，研究计划和资源的开发，以及其它促进此类文件保护的作法。
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存在种种不同之处，各国都意识到了档案遗产的重要性和保护的必要性，这种意识都是相类似的，并且日益加强。
任何情况下不同都是难以避免的，依我的观点，人们大可不必去消除这些不同。很明显，无论国籍来源(本文的题目中就是建议借鉴欧洲的网络)，企业的各种资源之间联系紧密，相互渗透，并且各国档案传统变化所遵循的环境，文化和途径是如此不同，即使是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成功地进行了机制的转换，这种作法也不值得提倡。
人们不仅要对文献在欧洲的“循环”有一个科学的认识，而且应认识到需要有一种通用的保护政策，用以保护和开发企业档案(此处，这些档案是同等重要并且是联成一体的)。如果在这个领域中需要制定一种积极的保护政策，这种作法似乎是必要的，有时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因而，人们还应在相应的欧洲论坛中讨论制定这个领域中的行为指南(还有私人档案这个更普遍的领域)。意大利最卓越的经济学家PaoloSylosLabini最近倡导“在欧洲范围内采取强有力的工业政策”，与之相似，我们可以，也必须号召建立一种关于某个领域的同样有力的同等政策，这个领域应是在一段时期以来一直被人们看作欧洲历史资料在国际范围上最完全的资源之一。
（陈慧涵摘自《外国档案工作动态》 李红/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