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档案馆 戴志强
近二十多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社会信息需求与日俱增和馆藏档案的逐步开放，档案编研工作呈现出空前发展的景象，无论是档案编研工作涉及的领域，还是编研成果的数量和效益都是历史上其它时期所无法比拟的。从理论的层面上总结我国新时期档案编研工作的新鲜经验，无疑有助于档案编研工作的与时俱进。有感于此，笔者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以供探讨。
一
我国新时期档案编研工作的实践表明，档案编研工作应坚持存真求新的原则。所谓存真求新原则，是指档案编研工作不仅要进行材料的去伪存真和整合工作，而且要适应社会需要谋求编研工作在选题思路和成果形式等方面的创新。这一原则的涵义似包括以下内容：
存真
存真是档案编研工作及其成果价值的根本保证。存真既是对编研材料的去伪存真，又是对编研材料的整合工作。具体来说，在去伪存真方面，一是运用形式鉴别和内容鉴别的方法，对编研材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进行鉴别，以定取舍。二是运用文字校正等方法对编研材料中的讹、夺、衍、倒文字进行准确的标注处理，以帮助读者准确理解编研材料的真实含义。三是运用注释、序言（按语）等方式对编研材料中不易为读者理解，以及某些失实的内容进行必要的处理，以帮助读者了解历史的真相。内容失实的档案仍有其固有的凭证、参考价值，而编研成果中是否运用内容失实的档案要根据该课题的宗旨而定。比如当涉及历史类编研课题时，几乎难以避免地要选用旧政权档案材料，一方面是内容中常有对中国共产党及人民革命运动的污蔑不实之词，另一方面它又是历史的原始记录。在编研材料中还往往涉及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性材料，一方面它出自亲见、亲闻、亲历者之手故有重要参考价值，另一方面又因年代久远记忆有误，或因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而有意虚构，对这两类情况都需要运用注释、序言（按语）等方式，使读者从中了解历史的真相，可以说，存真正是编研工作者对历史和读者所负有的庄严使命。
在材料整合方面，一是根据编研课题的内容和材料分布的状况，采用正确的选材方法，进行研究性整理，以“由表及里”、“去粗取精”。二是将选取的充分的、必要的和有价值的编研材料，按照既定的专题和合适的编排体例组合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通过如此的材料整合，才能达到编研工作揭示事物本质，再现历史真相，提升知识价值的目的。
求新
求新是增强档案编研工作活力和赢得读者的必要条件。求新不仅是指对编研成果形式的不断创新，而且包括编研选题思路的与时俱进。
具体来说，档案编研成果类型有抄纂型、编述型、著作型及少量的混合型、过渡型。编述型成果中又包括年表、年鉴、组织沿革、基础数字汇集、科技档案形成说明书、文摘、提要、专题目录、专题概要等品种，著作型成果中又包括论文、学术专著、方志及纪实性影视作品、大型主题展等新兴的品种。此外，不仅有传统型的纸质成果（包括文字的、图照的和图文并茂的），而且有缩微胶卷、音像磁带、光盘等新型载体成果。成果的公布方式有公开出版或内部发行，有书籍、报纸、刊物，还有广播、电视、展览、上网等。显然，在形式创新方面，只有根据编研课题宗旨、材料内容和有关读者群的需要，采用适当的成果类型、材料加工方法（包括转录方式、编排体例等）和成果公布方式等，才能满足社会的多样化需要，取得读者喜闻乐见的效果。
在选题思路方面坚持与时俱进，在当前来说就是要围绕新时期实践“三个代表”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来选题。面对新时期社会需求的多元化趋势，有必要始终将编研选题的重点放在社会需求的热点上，要及时把握社会需求热点的信息，以确保选题目标与时俱进，并做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准确性、及时性。
在档案编研工作的存真求新原则中，存真与求新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因为，离开存真的求新必然是毫无价值的求新，而离开求新的存真必然是难以发展的存真。只有正确地处理存真和求新的辩证关系，档案编研工作才能形成一种良性发展的运作机制，从而在资政、育人、存史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
探讨档案编研工作的存真求新原则及其运作走向，目的在于寻求档案编研工作与时俱进的发展思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为此，笔者以为，在我国加入WTO正式步入经济全球化轨道，党的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作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并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各行各业都正在新的发展平台上努力提升自己的竞争实力，以作为求地位的新形势下，档案编研工作存真求新的基本运作走向为在整合档案资源，拓展服务空间中寻求新的发展。
首先，档案编研工作者要增强时代责任感。这种时代责任感集中体现在编研选题的思路上，体现在对于先进理论和需求趋势的把握上。为此，我们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刻领会党的十六大重要精神，使我们对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观目标（需求趋势）有一个全面、准确的了解，对贯彻十六大精神的现实需要有清醒的认识，这样才能使我们不断增强关注社会需求热点的自觉性和捕捉热点信息并顺势而为的能力。具体来说，编研工作的选题重心要逐步由建国以前的历史题材转向建国以来的现实题材，逐步将编研的成果内容以编史修志为主，转向更多地适应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不断提高编研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水平和成效。编研工作要突破传统的历史研究型的选题思路，还须走出档案馆、室，作一些面向服务对象的现实需要调查，从中掌握第一手的需求信息，从而使编研选题真正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此外，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编研工作不仅要出一批内涵丰富的精品力作，而且要多出一些充满时代气息贴近社会需要的“短、平、快”成果。
其二，档案编研工作要有新突破，还应在整合档案资源上有新举措。随着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和编研选题思路的创新，对于编研课题赖以支撑的档案资源的要求也会相应提高，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要拓宽档案资源整合的视野，扩大编研选材的范围，即要根据编研选题的需要，不仅从已形成的馆、室藏及其他图书、文博等单位收藏的存量档案资源中选材，而且要从正在形成中的各种增量档案资源中选材。比如，随着社会转型、经济转制，政府职能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有的职能强化了，有的职能转化了，有的职能弱化了，因此，档案编研工作要想在政府职能转变中有所作为，仅依靠馆、室藏现有的主要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的档案是显然不行的。为此，必须一手抓选题论证，一手抓档案资源的整合，而且要做到“编研未动，整合先行”。诚然，在档案资源整合方面，档案编研工作部门不可能靠“孤军作战”，而应主要依托整个档案系统在档案资源整合方面的工作基础，为此，有必要创造一种编研工作与其他业务工作互动多赢的局面，即编研工作拟将自己在“存真求新”方面的优势向有关的档案业务领域辐射，进一步发挥编研工作在带动其他业务工作中的“龙头”作用。1、可以向档案收集工作辐射。据介绍，一些档案馆近年来已经尝试将档案编研工作与征集工作结合，以推动优化馆藏（改善馆藏结构，增强综合性和地方特色）的工作。实践表明，这种辐射既可为扩大归档、进馆范围提供建议，又能为“进口”质量号脉把关。2、可以向档案整理工作辐射。从国家档案资源整合的要求来说，不仅需要以系统化编目为主要内容的基础性整理，而且需要从档案内容出发的研究性整理----编研工作，如编制专题目录、汇编专题文献等。实践表明，这种辐射有助于弥补基础性整理的不足，在更高的层面上满足利用的需要（系统、全面、准确）。3、可以向档案鉴定工作辐射。鉴定工作贯穿于档案生命运动的全过程，无论是归档鉴定、进馆鉴定、等级鉴定还是存毁鉴定，都贯穿了相关的价值标准；而开放鉴定或公布鉴定则贯穿了国家利益和法制精神，这些都与档案编研工作的选题、选材、点校加工等方面的要求有一定的相通之处。4、可以向档案保管工作辐射。档案要实行分级管理，对珍贵档案进行特藏管理，对制成材料破损、字迹图象褪变的档案进行抢救，其中存在一个如何正确处理档案保存价值与保管成本的关系问题，对此如从档案编研工作对于档案见证历史和传承文化价值的把握出发就比较容易达成共识。5、可以向档案检索工作辐射。在检索工具多样化，检索手段现代化，以及检索体系建设的投入不断增加的状况下，如何体现实用性、大众化的原则，使投入巨大的检索体系更适应社会的需要，使普通用户都能接受，这里也有必要借鉴档案编研工作选题要考虑社会需要的经验。6、可以向传统的档案利用工作辐射。这里所谓的传统的档案利用工作主要是指各种形式的查档接待工作。据报道，上海图书馆确定的创建世界一流图书馆的三大指标是数字化程度、咨询能力和开放程度。这对国家综合档案馆的建设不无参考作用。要提高馆藏档案的数字化程度首先要确定馆藏档案数字化的范围，即进行数字化的档案必须是有长久利用价值的，这里或许可以参考档案编研工作通常的选材要求，即将对于见证历史（维护党和国家的历史真实面貌）和传承文化（为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参考）所必不可少的档案材料，作为馆藏档案数字化的范围。要提高档案馆的咨询能力，更需要发挥档案编研专业人员的作用，因为咨询能力往往是档案馆综合服务水平的集中反映，一般来说，档案编研专业人员的知识构成（包括对馆藏档案价值、相关课题研究动态、国家政策法规和社会需求等信息的总体把握程度）比较适应档案馆咨询工作的需要。特别是要提高档案馆的开放程度，更需要充分发挥档案编研工作的作用。实践表明，档案编研工作选材的范围，不仅是开放卷中的档案材料，而且包括控制卷中的可开放的档案材料，这就是说，通过各种形式的档案编研成果的发表，客观上可以使馆藏档案资源在最大的时空范围内得到共享。显然，档案编研工作“存真求新”的优势向有关档案业务工作领域的辐射，将有助于普及档案编研知识，发挥档案编研工作的“龙头”作用，进而拓展档案工作的服务空间。
其三，新时期的档案编研工作要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不断拓展自己的服务空间。近年来，党和国家加大了对档案工作的扶持力度，实践表明，档案工作在增强综合国力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档案工作要不断提升自己对于增强综合国力的贡献率，客观上必须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有更大的作为，这也为档案编研工作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因此，档案编研工作也有必要实施“走出去”战略。具体来说，一是要适应政府工作重心下移的需要，积极参与基层文化建设，通过送编研书刊下社区、巡回展览到街道，使档案馆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功能辐射到社区街道。二是要通过具有文化产品价值的编研成果的问世，使编研工作向会展、影视、出版、旅游等产业辐射。实践表明，类似“走近西藏”、“清东陵”等面向社会的档案文物展览，以档案史料为创作素材的影视作品（如电视剧《一号机密》、专题系列片《档案里的故事》等）和记实文学作品、礼品图书（如《追忆----近代上海图史》等）已经成为颇具影响的大众文化产品，其中有的还获得过电视剧“飞天奖”、图书“银鸽奖”。档案编研工作只要不断提高这种“源于档案，高于档案”的文化产品开发水平，就能在今后的文化产业发展中发挥独到的作用，并赢得一席之地。三是档案编研工作要进一步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工作。如通过互办档案展览、举行“档案与历史”学术研讨会、共同承担编研课题、出售档案缩微胶卷等，使档案编研工作在让世界了解中国、使中国走向世界的文化交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档案编研工作总体上是一项投入较大的工作，为了应对社会需求的挑战，除了要整合档案资源外，恐怕也要整合其他各种为编研工作所必需的资源，这样才有可能做大做强档案编研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