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档案馆 冯绍霆
上海市档案馆在闹市中心的外滩开设了对外服务的窗口，不再像老馆那样远离闹市中心。这不仅仅是档案馆地理位置的变化，更是档案工作理念的变化，也必将引发工作内容的变化。文化产品的开发，就是其中的一项。
档案馆的工作，说到底，就是提供档案为所有需要者服务的。这种服务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开辟阅览室，直接提供档案或者档案的复制品，供人查阅；一类则要将档案内容进行必要的整理纂辑，形成多种形式的文化产品，通过各种渠道为需要者所用。
一
对上海市档案馆来说，这样的文化产品并不是今天才有的。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档案的开放，我们已经提供了不少文化产品。它们包括多种档案史料汇编、档案缩微制品、图册，以刊布档案史料和刊登学术研究文章为主的馆刊《档案与史学》[1][1]，电视连续剧《一号机密》、专题片《追忆》，还有一些老照片，等等。这些东西的出现当然为本文述及的文化产品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随着上海市档案馆更加开放，随着它日益成为以服务社会为导向的公共档案馆，随着由此而带来的档案馆更为广泛的服务对象，早先的工作成果与文化产品之间还是有显著的差别。
以往的这些工作成果，是在档案馆开放初期所取得的，有着那个阶段的印记。概而言之，主要有这么一些特点。一是强调政治性，从选题到内容，到加工整理，政治色彩相当强烈。甚至一些档案史料汇编的封面，都反映了这一点[2][2]。二是服务对象面比较窄，主要是为学术界服务。
现在要开发文化产品，不是说要抛弃过去所积累的经验。好的传统还是应该继承，应该发扬光大。有些不合时宜的做法则应该改变。
从整体上说，这些文化产品还是应该从上海市档案馆的馆藏出发，否则就不成其为档案部门的文化产品。要体现上海特色，真实反映上海的发展历程。从上海历史上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到平民百姓的生活变迁。
它们也还是应该体现我们所倡导的价值观，要有倾向性。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作者的见解愈隐，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3][3]这些文化产品切忌直露粗浅，给人一种宣传品的感觉，而应该以其高尚雅致的文化内涵、别出心裁的外观样式来吸引人、打动人。
这些文化产品最显著的特点，还在于要适应更广泛的需求。因为，到档案馆来的人可能不再局限于查阅档案者。外滩新馆专门辟出四个楼面作为展览场地，参观者肯定会超过查档者许多倍。我们要考虑为所有这些人服好务。而这些人年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彼此的价值观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必然会有不同的需求。只是少数几种文化产品，是远远不够的，多品种，成系列是必然的追求目标。
二
档案馆要开发文化产品，不能不考虑是否必要的问题。
笔者认为，开发文化产品，首先是档案馆本身发展的逻辑结果[4][4]。长期以来，中国的档案工作者都将传承历史文化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商周时期，史官同时也是王室档案的掌管者。汉代的司马迁担任太史令，约略相当于国家档案馆馆长的职务，所撰《史记》开创了记传体史书的先河。当然他们只是为一家一姓的统治者服务。现代中国的档案馆，在继承古代档案工作与历史研究合而为一优良传统[5][5]的同时，改变了档案工作只为极少数人服务的局面。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档案馆开始打破封闭，走向开放，开始了面向社会的进程[6][6]。它始于开放历史档案[7][7]，继而《档案法》规定年满30年的档案应该开放，公民凭合法证件可以查阅档案。这是开放档案的阶段，许多事在今天看来还不能令人满意。上海市档案馆建造在市区边缘，一个重要原因是优先考虑档案的安全问题，而将方便利用者的问题放在比较次要的位置上，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现在，上海市档案馆在闹市中心设立了自己的服务窗口，清楚不过地表明，中国的档案馆进入了服务社会的阶段，有人称之为开放档案馆的阶段[8][8]。以笔者之见，如同我们的政府在向一个公共服务型的政府转变一样，各地集中管理党政机关档案的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也应该向公共档案馆转化，特别强调它服务公众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凭借档案馆所特有的档案优势开发文化产品，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文化产品的开发，还可以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当今社会的发展，文化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凸现出来。尤其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随着闲暇时间的增多，更多地享受文化生活，获取更多的信息，成了许多人的强烈愿望。电视、网络，越来越成为人们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正是这种趋向的反映。档案，是历史文化的积淀，是一种珍贵的文化资源，它应该为人们文化消费服务。因此，档案馆不单是传统意义上查阅档案的场所，在社会越来越进步的今天，它还应该成为公众享受文化生活的场所。还要看到，文化消费有时候表现为趋同性，因此追星可以成为时尚。有时又极其个性化，不少人会有他们的特殊的爱好。档案馆形成的文化产品，可能不会大红大紫，但是，在满足个性化需要方面，它却有广阔的天地。而且，从根本上说，我们国家的档案是社会的财富，人们享有使用这种财富的权力。档案部门应该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提供更多的文化产品。
对于城市档案馆而言，文化产品开发还具有传播城市形象的意义。这些档案馆收藏的档案，主要是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要想了解城市，档案馆就是最好的课堂，有关的档案就是最生动具体的教材。这是城市档案馆所特有的功能，任何别的机构都无法替代[9][9]。对于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们，了解这座城市的过去，有助于增强对它的认同感，激发他们为它的未来而努力工作的热情。爱祖国必先爱家乡，对生我养我的城市有了深切的了解，就会更加热爱这座城市。而对外来者，或者只在这里短暂停留的人来说，由于时间的关系，他们大抵先看到城市的表象，在短时期内很难深入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内涵。档案馆凭借自身的拥有丰富历史资料的优势，将会为这样的人群提供理解城市历史文化的有关读物，正好能弥补这个缺憾。尤其对上海这样正在崛起，正在谋求吸引外界更多关注的城市来说，档案馆的文化产品能够帮助外界更深入地解读上海，它能发挥的作用不该被低估。
三
这样的工作任务，对档案馆工作人员，尤其是直接从事档案内容整理的工作人员来说，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挑战。
他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走出纯史学研究的圈子。一段时期以来，这个群体曾经为档案馆打破封闭状态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受到了来自档案部门内外的赞扬。他们已经在史学研究方面有了一定的优势。面临新的任务，他们现在要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向，是不是需要从全力进行史学研究，转变到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文化产品的开发。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史学本身研究方向、研究方式的变化，或许是有益的。地方史、城市史的研究，正是最近二十几年才兴起的。社会生活、文化习俗，近来更是迅速成为研究热点。这同阶级斗争为纲理论指导下的史学研究大异其趣。上海市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比较熟悉的上海史的发展，离不开这样的学术背景。既然史学研究可以有方向、方法的转变，有热点的转移，为什么就不能再跨出一步，让我们的工作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呢？
这并不等于完全放弃史学研究。档案馆的文化产品，不会等同于文学家、艺术家的文艺创作，需要以历史的真实作基础。只有真，这些文化产品才有生命力，才会受欢迎。为了达到历史的真实，从事文化产品开发的工作人员首要的任务就是熟悉档案，熟悉城市历史，要有相应的史学功底。有了这样的基础，才能驾轻就熟把握文化产品中有关的史实。这一点勿庸置疑。而且，设想中的文化产品要求深入浅出。只凭对历史很肤浅的一知半解，恐怕难以胜任。需要的还是对历史的比较透彻的理解。必须强调，开发文化产品，要有相当的史学研究的基础。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也要引起注意。毕竟，史学论著比较严肃，甚至不可避免地有些枯燥，而大众欢迎的是内容和表达形式都具有吸引力的东西，更多要求有趣味。为此，这些工作人员自然要多准备几付笔墨，需要严肃的时候能够以堂堂正正的面目出现，需要生动活泼，甚至有趣诙谐的时候，也能够妙笔生花。做到这一点有难度，争取一下还是可以做到的。
四
档案开发文化产品有益于社会，同时，又必须依靠社会的力量才能做好这一项工作。这是因为档案馆开发文化产品是一项社会性工程。
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只是从理论上知道，有关文化产品的需求是相当广泛的，而具体有些什么需求并不十分清楚。从本质上说，这些文化产品具有商品的性质，开发的时候就要有明确的服务对象。为此就必须了解市场。而这个市场的状况究竟如何，档案馆工作人员有些可以稍有所知，有些则并不清楚。为了让文化产品做到适销对路，有必要借助外界的力量帮助摸清市场。至少，这样做可以少走弯路。
文化产品的制作、编撰，工作量相当巨大。单凭档案馆内部的力量，大概也是难以胜任的。也有必要借助外部的力量。其中，首先可以考虑动员全市档案系统的人员共同参预。实际上，上海市档案馆只是集中保管了上海市档案中的一部分，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还有大量的档案分别保存在其他档案机构掌管。这些档案与市档案馆的档案可以互相补充。而对这些档案最为熟悉的，当是管理它们的人员。因此将他们组织起来，共同开发档案文化产品，毋宁说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还有必要动员对开发档案文化产品感兴趣的人士，主要是一些学者和文艺工作者。他们都具有各自的优势，争取他们加盟，可以预期对开发文化产品产生积极的影响。
开发文化产品，对档案馆来说是一个发展的机遇。循此而进，可以期待我们的档案馆将会出现崭新的局面。按照系统论的观点，只有当一个系统不断的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等等的交流时，这个系统的生命力才不会枯竭。档案馆不乏信息的注入，而主动地向外输出信息，过去虽然做了一些工作，在新的形势下还需要进一步开拓。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档案馆产生新的活力。因此，开发文化产品也是一个挑战。这里只是提出了一些设想，它的实施，则有待于我们的努力。
[10][1]1985年创刊时原名《档案与历史》。90年代复刊时改名《档案与史学》。
[11][2]《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解放》等一些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题材，采用的大多为暖色调。反之，如《1927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日伪上海市政府》，则是冷色调。
[12][3]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62页。
[13][4]许多欧美国家的档案馆将工作重点放在档案的接收整理、提供给利用者使用方面，除去制作档案缩微品之外，几乎不从事档案内容的整理。当然也不尽然。笔者曾去参观过荷兰鹿特丹市档案馆。这家档案馆就开设了一家书店，专门出售利用馆藏档案，以及图片、照片、地图等制作的书籍、画册。
[14][5]台湾和香港两地档案馆的对比，正好为此作一注脚。香港历史档案馆受英国档案工作影响较深，以往并不注意档案内容的开发，近年来才有所转变。台湾则不然。“国史馆”顾名思义是一个史馆，却同时是一个重要的收藏档案的机构，蒋介石“大溪档案”也在其中。
[15][6]中国党政机关的档案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向档案馆集中之际，强调的甚至还不是利用档案，而是保密。严格地说，当时的档案馆实际上处于党政机关的联合档案室的阶段。而且，它们大都位于各地党政机关大院之内。时至今日，仍然成为档案馆向社会开放的一个难题。
[16][7]或许，档案都是历史的。而在习惯上，现在中国的档案工作者往往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形成的档案称为历史档案，之后形成的称现行档案。
[17][8]见《中国档案》2004年3月，王天泉《卷首语?从档案的开放到档案馆的开放》。
[18][9]人们经常将档案馆与图书馆、博物馆相提并论。显而易见，除了收藏城市历史书籍的专业性图书馆，一般的图书馆并不是专门提供有关城市历史读物的。博物馆的情况也与此相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