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CJAKULECKA
历史书籍中经常提到保存在各种不同科学和文化机构中的由自然人设立的私人档案全宗。一些关于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期刊也讨论过档案资料方面的主题。本文的目的是扼要重述这些资料当前的保存状况、分类方法及法律地位。本文的各基础部分是根据与这种档案资料有关的事件的出版物写成的。作者还查阅了一些文件。另外，作者有时也从未经出版的资料中借鉴一些信息，但这种情况比较少见。文章完成之后，人们可以据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于这种类型的档案全宗的设立及其历史，几乎没有人进行过任何严肃的专题性的研究。大部分情况下，对于此类结构的研究是在整理这些档案资料的过程中进行的。档案文学中缺少能对结果进行综合处理，以及描述此类档案资料的组织规则和历史的作品。
术语
收集与个人行为有关的证据是各个历史时期，伴随着不同文化类型出现的一种现象。有些研究集中于全宗问题，正是根据这些研究，人们才把科学组织档案保存从其他大量的历史性科学中分离出来。这也是为什么人们首先把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与各种机构有关的档案资料上。因此，有必要对办公室体制的发展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目前仍在使用的最早和最基本的档案全宗的概念是根据对各种机构工作过程中产生的文件的研究而形成的。这种情况也可以被看作一个重要因素，它可以决定档案科学对某些资料的态度，这些资料可以作为个人行为的文献证据。档案全宗的概念对人们就此类文献所采取的方法起到了决定性影响。因而，《波兰档案词典》把“spusciznaarchiwalna”，及其同义词“papiery”定义为私人文件，并在圆括号中注明“它是一个用来表明由自然人设立的档案全宗的术语”。词典中还说“私人文件中还包括由于收集人对这些文件的生成人感兴趣而生成的档案文件集合”。把从个人活动中产生的文献作为档案全宗是档案科学的一个特点，尽管大多数情况下，全宗设立人使用办公注册系统不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因而，很难连贯地实施来源原则。如果档案资料是从自然人的活动中产生的，那么人们只能实施所谓的自由来源的原则。档案遗产(spusciznaarchiwalna)中可以出现既具有档案全宗特点，又具有档案文件集合特点的一些因素。对由自然人活动产生的档案资料采取的这种作法表明，对这些资料的详细分类存在一些困难。是否要用一个普遍为人接受的术语来表示这种现象，现在人们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较为早期的和近期的文字表达中已经使用过各种术语表示这种形式的资料，例如，上面提到的词典中使用的“文件”，还有其他词汇，比如，“某人的档案”、“个人档案”或“档案收藏”。第一种术语是由AdamMoraczewski(1907-1941)使用的，他属于两次战争之间的年轻一代波兰历史学家和档案工作者，他们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由自然人活动产生的档案资料。Moraczewski根据在收集JanKrukowiecki将军资料的过程中得到的经验发表了一篇文章，为档案工作者提供整理官方原资料时可以采用的档案方法。此类工作的第一阶段是研究该档案全宗的设立。首先考虑的问题是收集这种资料的目的。决定资料的收集范围首要的和最重要的原因是Moraczewski的政治倾向，以及维护自己主张和意见的意愿。这里有一个问题，即这些资料是一种全宗还是资料汇集?Moraczewski通常把这些资料作为一种全宗，表明这些资料中大部分内容的不同来源。同时，他还把Krukowiecki将军在军事和政治活动方面的档案资料与其生活资料区分开来，比如将军与其妻子海伦娜的信函。Krukowiecki将军的文件中还有一部分属于他的儿子Aleksander，还有将军为一位德国历史学家弗洛斯特选出的一些摘要，弗洛斯特在《1830-1831年波兰国家起义》(伯林1873年出版)一书将大部分摘要出版，这本书是第三册有关该资料的出版物。Moraczewski还分析了与这些文件历史有关的一些事件，以及文件的保护与维护情况。目前，Krukowiecki将军的文件被保存在华沙大学图书馆原稿部(BibliotekaUniwersytecka)。如何把这些文件按顺序存放是选择整理方式的关键因素。
这方面最根本上的标准是保证利用者可以阅读这些资料。我们不可能也不提倡还原文件生成者所做的整理。作者准备将这些资料按年代顺序或主题顺序排列。最后，Moraczewski进行一下折衷，采用一种按结构和主题进行整理的方式，把资料分成五种，第一种是纯粹的私人文件，即主要是信件；第二种是个人文件(比如将军所做注释)；第三种是按年代顺序排列的公共文件；第四种是属于其他人的文件：第五种是Krukowiecki和Froster做的注释和摘要。Moraczewski在全宗来源和整理方法方面发表的作品是波兰档案在这些问题上最早的反映。但是，人们应注意到，这篇作品并不引人注目。现在这些资料也还是按照Moraczewski的命名方式被称为“文件”。他编制的目录仍是文件的基础和信息的一种来源。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档案作品中，“文件”这个词已经具有了自然人活动结果生成资料的含义，而在五十年代就开始出现“档案遗产”这种说法。ZygmuntKolankowski对这个问题的考虑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的，并采取了一些有组织的行动，“文件”这个词的普及与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还要归功于Kolankowski对德国科学家科学成就的研究。“档案遗产”是德语“Nachlass”一词的意译。德语中“Nachlass”最基本的含义是遗产，是文化或知识成就，其中包括那些与个人有关的文化或知识成就。最早，这个词主要由与波兰科学院档案馆(PolskaAkademiaNauk---PAN)有关的一些人使用。Kolankowski是主张在波兰和德国档案文章中使用这个词的主要倡议者。后来，一些作者也开始使用“档案遗产”一词。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新文件档案馆(ArchiwumAktNowyeh)当时的雇员AndrzejPiber写了一篇文章，文中称，由于档案馆越来越多地收集此类资料，这种情况对档案馆在这些问题方面的兴趣发展产生了影响。他是根据自己所在的档案馆和其他档案馆在对IgnacyPaderewski的档案进行分类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写出这篇文章的。出现这种现象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政治变动，以及二战以后波兰按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这些都对档案活动和方法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根据1951年3月29日波兰人民共和国总统令，根据苏联档案科学的模式，采用国有档案全宗档案概念。该法令没有定义国有档案全宗的概念。
随着政治局势的改变，这个问题得到了澄清。波兰人民共和国内阁1957年2月19日颁布的关于档案全宗的法令是该概念的法律解释。法令的条款还将由自然人活动而产生的资料包括在内，条件是这些资料要保存在国有档案馆中。同时，人们还不应忽视PAN档案馆所发挥的促进作用。对过去的著名波兰学者们留下的资料进行有计划的收集成了档案馆最基本的目标。1962年PAN档案馆的Bye法规(Bye-Laws)使收集此类档案成为可能。档案馆收集遗产的做法大大加强了具有档案方法特点的趋势，现在人们正在尝试把档案资料作为全宗对待。在此之前，这种类型的私人档案主要由图书馆和博物馆收集。
由PAN档案馆提出并倡议的术语的存在的必要条件是大量私有全宗的收集，其中包括属于波兰科学家的资料，以及他们对资料的整理和看法。最初，这种方法论的影响范围只局限在档案馆。
除了档案遗产之外，还有一种个人档案的概念。这个概念与前苏联档案科学中的“licznyifond”一词是对应的。私人档案或某人的档案这种说法足以说明这种档案全宗的来源和特点。这个词还具有普遍性和可接受性。有了这个词，人们还可以把这种类型的资料与家族档案和资料汇集区别开来，直到七十年代，这些家族档案和资料还属于归先前的庄园所有。在分析由个人活动产生的档案资料有关的术语的用途时，Kolankowski决定使用档案遗产这种称谓。新文件档案馆把这种类型的资料称为案卷。尽管《波兰档案词典》已经规范了这种资料的名称，但这个问题还是没有最后确定。第一，PAN档案馆在出版遗产的目录时把术语资料作为全宗的名称。对于封闭全宗也使用这个名称。第二，如果可以把某人的活动定为一种遗产，而有关资料的一部分又被排除在外，则很难满足Kolankowski提出的要求，也不能解决与全宗整理和限制有关的问题。例如，其中有一条严格要求就是档案资料生成者的活动要具有代表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虽然遗产是个常用词，但似乎不是所有使用这个词的档案工作者都能意识到Kolankowski对这个词提出的各种要求。
此处值得一提的是，图书馆是保存自然人活动文献资料的场所。Jagiellonian大学图书馆中保存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有关个人活动的资料。在十九世纪，由自然人活动产生的原稿资料经常被移交到图书馆。现在，人们还可以在Jagiellonian大学图书馆，Ossolinskis图书馆和Kornik图书馆都可以找到一些这方面的痕迹。波兰领土范围内在十九世纪(包括私人档案，这种档案经常具有私人文件汇集的特点)存在的档案体系与入侵者政权有关。当时，档案馆是用来收集官方文献的。当波兰独立并建立了自己的档案体系之后，那些杰出的知识分子对档案的态度才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对档案资料的收集和个人活动的记录感兴趣的人主要是这些知识分子。由图书馆收集的资料迫使档案馆制定出处理资料的程序。由HelenaWieckowska和BogdanHorodyski制定的《波兰图书馆馆藏原稿整理指南》是对该领域中经验方法的重新强调。该指南的依据1954年8月1日文化艺术法令第125号制定的，是所有图书馆馆藏原稿的强制执行标准。该图书馆术语提供了原稿的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由于其中包括任何非印刷品的文件，所以这些文件可能是手写书籍和官方文献，比如市政活动，手写的科学文件或作品。人们把对这些机构全宗有帮助的图书馆资料称为原稿编制目录或目录。
区分档案目录和图书馆馆目录有一定的难度。在五十年代，波兰的一些档案方面的文章就讨论过这个问题。
十九世纪后半期制定的来源原则及其相关用途为设立区分档案目录和图书馆目录标准铺平了道路。由于采用了来源标准，人们就有可能把公共机构的行为进行分类，这里的公共行为是指由办公室生成的文献，因为档案原稿，办公室文献，档案或私人文件汇集都可以作为图书馆对象来对待。但是，前苏联的档案科学理论和行为动摇了这种态度。因为他们要建立一个消灭所有私人财产的社会，这种设想势必也要消灭档案领域内的私人档案。在这种环境下，私人档案的概念就不存在了。不论来源是什么，它们都成了国有财产。这就是为什么这种资料都保存在与国家政权有关的机构中。这种观点的依据是前苏联的档案科学中关于国有档案全宗的概念。Stebelski关于档案原稿和图书馆原稿区别的观点，以及他采用的区分方式的目的都是巩固业已存在的分类标准。他们并未对诸如书信、事务、各种原稿和文选这一类文献类型的准确分类提供依据。由于缺少对此类资料的准确分类，所以图书馆和档案馆文件汇集中的一大部分就成了有疑问的内容。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是目前正在使用的术语，以及图书馆和档案资料之间的区别。Kamolowa重新回顾了这种矛盾情况之后，明确指出“在对档案和图书馆原稿的区别进行长时间的枯燥无味的讨论之后，如果某一遗产已经经过整理，并提供利用，那么它是保存在图书馆中还是档案馆中今天已经不再重要了”。
博物馆采用的由自然人生成的文献的名称与图书馆、档案术语没有什么区别。最后，还要提到一点，这些资料还可以称为文献汇集。根据词典上的解释，这个术语的含义是“由办公室(机构)或自然人根据某种特定模式收集的文献，这种文献整体上，或大部分具有档案资料的特点”。全宗的这种概念意味着结构上的某种题材性的组成，同时，这种题材还是结构的一个最重要的创始因素。这种术语通常用于由自然人活动产生的资料，在收集者的文献中，这种资料占绝大多数。这种术语还可能与一个自然人的老档案的某一部分有关。人们把类似全宗的某些资料也称作“遗产”。这种现象的特点通常是同时出现文件汇集和全宗的元素特征。在关于这种观点讨论的最后，我们可以得出一种结论，即这种类型的全宗应被称为“个人档案”。这个术语对波兰档案术语来说很容易接受。我认为，“遗产”这种说法是一种模拟的称谓。
法律地位
波兰在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档案法，即1918年7月31日关于国家档案馆的组成和档案资料保护的RegencyBoard法令，及1919年2月7日以国家总司令令的形式再次发布的关于国家档案馆的组成和档案资料保护令，宣布私人档案也应受波兰国家的保护。但是，保护的范围只限于受危胁的档案。在前文中提到过的1951年3月29日波兰共和国总统国家档案令发布之前，档案一直保持着这种法律地位。
这一事实意味着先前一直存在的关于档案资料的法律规定已经废除了。另外还要补充说明一下，几乎没有以这种方式制定过任何关于法律协议执行方面的专题性的文件。人们一直没有对波兰第二共和国时期国家保护私人档案资料的问题进行过科学研究。“国有档案全宗”的概念是1952年的新法律规定中出现的，根据此规定，所有的档案资料都被看作国有财产。1957年2月19日颁布的关于国有档案资源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内阁法令使私人档案资料的法律地位发生了一些轻微的改变。1958年12月30日的内阁法令又对上述规定进行了补充。根据该法规中关于国家档案资源的定义，国家档案资源包括“所有具有历史、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科学重要性的档案资料”。国家档案资源还包括属于自然人的资料。该文献列出了许多此类人物的名字，例如，皇室和皇族、贵族、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人、学者、作家和艺术家。国家档案资源也可以包括这些资料，条件是这些资料是归“国家管理”的。该法令的第2部分第5款规定了与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关系问题，其中特别提到关于在图书馆保存档案资料的问题。
根据该法令，“正在收集和整理中的”资料和由拥有大量原稿文件汇集的图书馆活动产生的资料不归国家档案馆管理委员会管理。国家档案馆管理委员会将保存原来由各个机构保存的资料文件。1983年7月出台的《国家档案资源和档案资料法案》引进了大量的新法律观念。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档案全宗”。该法案对该观念中的两个基本元素：“国家档案全宗”和“非国有档案全宗”进行了区分。此处需要说明的是，法案中没有提到“私人档案资料”。 法案的第3章确定了“国家档案全宗”的范围，它列出了其中包括的所有资料。该术语所指的大量档案资料还包括由积极参与政治、社会和经济活动的人，科学家，技术领域中的发明家，为波兰国家的发展、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科学、技术、文化和艺术做出过历史性贡献的人参加各种活动产生的文献。除了这种类型的私人档案资料，还有一种与上面提到的积极参加政治、科学和艺术活动的人的资料来源相同的资料，这就是那些“曾经对国家事务，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产生过历史性影响的贵族家族”的活动产生的文献。还要特别指出，如果这些资料“经过收购、赠予或其他途径已经是国家财产”，则该资料就是国有档案资源。根据这项法案，杰出政治人物，文化、艺术和科学创始人的档案就自动成了国有档案资源。
关于方法，问题主要是如何准确地确定此类人物的界限。该法案还提到私人档案资料，尽管使用的术语是“非国有档案资源”，而不是“私人档案”。这些资料是没有被记录的国有档案资源的一部分。该法案制定了这些资料的出售规则，并向其所有人保证国家负担这些资料的保管费用，并把资料存放在国有档案馆内。资料所有人和国有档案馆的负责人都可以提出把这些资料编入非国有登记册中的要求。该法案中还出现了私人档案资料方面的变动，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规范。但在现在新的政治局势下，这种作法还远远不够。1983年生效的法案没有明确回答应考虑哪些由自然人生成的资料，而按照他们的职位，这些资料属于国有档案资源。在各个领域中作出杰出贡献的人，比如“对波兰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的人”的档案资料这种说明非常模糊并令人产生怀疑。把某些人划分为这一集团没有严格的标准，同样，某些人活动产生的资料是不是国有档案资源也没有明确的标准。根据此法案，“收集和保存被划分为国有档案资源的档案资料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也可以在国有档案资源领域中开展档案活动。法案允许档案馆以外的机构保存档案资料。根据有关的现行法律规定，博物馆和图书馆有可能保存这些资料。
1996年11月1日实施的博物馆法案对博物馆物品的定义如下：“博物馆物品是登记在博物馆物品登记册上的可以移动的不动产。博物馆物品是该词最大意义上的社会价值”。因而这个概念十分广泛，其中包括原稿这一术语。与1962年颁布的《文化价值保护法案》修正案有关的法案中的一章指出，国家档案资源中的各种资料服从不同的法律规定的管理。与图书馆有关的法律中包括与资料相类似的，更为广泛的定义。这个定义的内容是：“图书馆资料特指那些用来增殖记录人类思想的文献，不论其物理载体是什么，特别是那些书面文献(书籍类、地图类、图像材料和音乐类作品)、声音、图像、音像和电子文献”。法案中还使用了“国家图书资源”的概念。目前的法定标准允许不同的机构收集档案资料，特别是私人档案资料。
利用
图书馆、档案和博物馆文件汇集对这些资料的获取方法各不相同。最通用的方法是赠与(包括遗嘱遗产)和购买。资料还可以由各个机构移交，或在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之间交换。这些档案资料还作为寄存物保存。根据Jagiellonian大学图书馆编制目录册中出现的数据，这种文件汇集的大部分被作为礼品送出了，例如,JozefLepkowski收集的KarolLibelt的档案于1900年被KarolLepkowski捐献给了Jagiellonian大学图书馆。这些出版物中还列出了从私人收藏者手中获得的礼物。
如果不进行更加详细的研究，人们就很难说明目录中列出的内容是否真正是这种礼物。TeresaZielinska对位于Lwow的Ossolinskis大学图书馆文件汇集中描述的以遗嘱遗产形式捐赠和接收原稿协议中题赠的AleksanderCzolowski的文件汇集的信息的进行了比较，比较结果表明，捐赠实际上就是购买。但是，不能把检索书籍中描述的所有捐献都作为购买，因为人们还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由于图书馆目录把赠品等同于购买品，所以每一条都要经过仔细的分析，这个步骤应是决定该领域普遍趋势的第一阶段。十九世纪生成的许多文件汇集的变迁表明，私人档案资料收集、保存和保护方面的规定有着相当大的灵活性。由自然人活动产生的资料经常成了这些人近亲或远亲的财产，他们把这些资料移交或卖给公共或私人的收藏机构。在十九世纪，图书馆或博物馆接收或买到了这些资料。通过迄今为止的对个人档案的分析，人们有可能区分这个过程的以下几个阶段：第一，科学、文化或政治领域中个人或与之相关的个人档案的生成(或为了满足研究需要，对自然人档案的重建)；第二，通过遗嘱遗产由家族、朋友或机构继承的档案：第三，以礼品、寄存或收集人机构进行购买的形式进行档案移交。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此种类型的资料经常被移交给与入侵国政权有关的档案馆。有些情况是由家族收藏这种资料。
由于编年史空白的原因，人们很难决定这些资料是否还有需求市场，需求范围的大小，对资料的具体需求是什么，以及可供使用的资料有多少。在这个问题上，人们没有写出过恰当的分析性文章，因而也就不可能确定十九世纪以及两次战争之间出现的各种趋势。这里需要强调一下，1928年设立的国家图书馆为建立收集此类的资料的另一个机构铺平了道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越来越多的机构对此类档案资料表现出了兴趣。1945年之后，因为土地改革和工业的国有化运动，国有档案馆中保存了大量的私人资料。家族和家族财产档案资料的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同时，图书馆也一直对这些资料感兴趣。收集此类资料的机构大部分通过购买、赠送或交换的方法获得资料。私人档案当中数量最大，最著名的要数IgnacyJanPaderewski的档案，IgnacyJallPaderewski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政治家，并于1918年至1919年任波兰总理。档案的生成时间跨越六十多年，涵盖了他专业活动和政治活动各个时期。根据Paderewski在1930年所立遗嘱，他所有的收藏都捐赠给位于华沙的国家博物馆。1956年至1960年间，有一部分遗赠品被博物馆通过外交部档案馆移交给了新文件档案馆。这些文献为综合性的，相当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出版物提供了基础，其中包括与二十世纪前半期
波兰政治生活方面相关的一些重要资料。
这些资料的大部分已经散失了。档案全宗中包括的资料与正式的文献的类型是不同的。它们不是依据相关法律进行移交的，而经常是根据其家族或亲属的决定，以相关机构购买，或接收捐赠的方式得到的。
整理方法和利用原则
有关Krukowiecki将军的文献，以及整理这些文献的方法是与上述问题有关的理论的第一个因素。如何分析某一全宗中档案资料整理问题是值得强调的问题，Moraczewskir的意见是只在存在这种系统的地方进行重建。根据他的观点，如果事先没有依据办公室体制制定的案卷整理方法，并且没有对这种方进行经常性的检查，这种作法就是无目的性的。这种情况下，为了便于对该领域中此类资料的研究，人们应该首先对资料进行分类。此类档案资料的整理工作的进展与PAN档案馆的活动有关。该机构正试图进行系统的著录工作，并把此类资料的整理方法记录下来。《原稿遗产的档案整理指南》的第一版的准备工作相当迅速，各个档案馆四年之后就完成了工作。后来，1990年出版了修订后的此类档案资料整理指导原则指南。这个修订版是在参考参加过1958-1959年《指南》草案讨论的个人和机构的意见，并根据遗产整理工作过程中积累经验制定的。在这之前，还制定了一份关于全宗中图表资料、技术文件和照片整理原则的文件。另外，还对底片档案目录制定了规定， 目的是把它们也纳入“BiuletynArchiwumPAN”的范围之内。
这些原则的基本设想是把个人活动产生的资料作为一个档案全宗来对待。在《简介》中特别声明：“一份遗产是来自私人的档案全宗”。它是一个自然人的生命和活动过程中生成的具有科学价值的档案资料的汇集，代表了这个人生活、工作和兴趣的基本趋势。此类档案资料整理的过程中的一个基本活动是全宗的划分和范围的界定。Z.Kolankowski的著作中充分反映了这些问题。他的主要精力集中于结构、年代和资料方面的划分。他根据德国档案方面的著作，试图证明所收集文献完整程度的重要性，以及与遗产生成人活动和专业活动的一致性。为了解决某一特定的档案资料集合是否属于一个全宗的一部分，还是一个尚未完成的全宗这个疑问，人们就必须面对结构限制方面的问题。
由于采用了方法方面的设想条件，档案资料要成为遗产就必须满足更多的条件。有人认为此类资料应作为尚未完成的全宗，这种观念还引发了如何定义遗产的问题。根据这些设想条件，使用该术语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那就是要有代表资料生成者主要活动范围的资料。所以，“这些资料就是生活中某一领域或某几个领域的一个方面的遗物，它们对资料的生成者的生活和活动不构成关键性的影响，它们只是遗产的一部分”，单份的文献又是构成它的各个小部分。年代界限的问题与遗产，即私人档案，很少构成一个标准的、明显的档案全宗这一实际情况有关。
通常，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结构是原始的和长期存在的元素的组合。根据Kolankowski的观点，人们把遗产当作一个特殊的结构来对待，其范围要大于典型的档案全宗的范围(在严格意义上说，档案遗产这个词的范围比全宗范围更广，因为遗产是全宗加上与遗产生成者的生活和活动密不可分的资料的总合)。这种类型全宗的资料界限问题主要与遗产中收集的某些类型的资料有关。其中有一种资料是研讨会资料，第二种是与活动有关的资料。这种集合通常包括由办公室生成的资料。巧合的是，一部分的自传资料也具有相类似的来源。
把资料置于遗产之中的问题是人们经常讨论的话题。前苏联学者采用的是最极端的解决方法。他们强制把官方资料从遗产中剔除，并把它们归于官方全宗之中。德国的档案理论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态度。波兰的档案工作者也倾向于采用德国的观点。对于档案遗产的界定可以总结为三种情况：1)在结构方面，遗产是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的资料，这些资料对遗产生成者的生活、活动和工作具有代表性；2)在年代方面，它与生命和死亡的日期有关，并可能包括与生成者人格有关的前期和后续资料、对它的评估，以及它对于资料所有者同时代的人产生的影响；3)在资料方面，它与资料的内部关系有关。
根据《指南》作者的意见，内容是以建议的形式出现的，如果正在整理中的资料需要这些指南，则可以采取其他解决方式。其中的原则规定了一些与全宗分离有关的活动，以及根据结构和资料特点进行的相应的划分。下一个步骤是根据全宗准备目录。整理从活动中产生的遗产资料的程序有一个模式。它包括以下几个分类集合：1、遗产生成人的作品。2、与遗产生成人活动有关的资料。3、自传体资料。4、信函。5、能够提供全宗生成者信息的资料。6、家族(贵族家庭)资料。7、其他人的资料。8、信函的附件。
此处建议的资料的整理模式是根据各今档案馆在此类全宗整理过程中总结的经验而做出的。这个模式也发生过一些变化，但其基本部分是与1958年的《指南》中的整理规则相一致的，其中只有一个有关某些集合的术语稍稍有所变动。对于遗产的整理，《PAN档案指南》在关于遗产整理的作品中没有详细划分来自各个机构官员和某学者的私人文件，虽然他们并不排除这样一种作法。有了《PAN档案指南》,人们就可以针对每个全宗使用单独的模式，这个模式是在内容的重大变化过程中得出的。
这种现象与资料的高度的细化有关。要理解这种现象就要了解研究不同科学领域的学者们。资料生成者的性格也是造成这种区别的一个重要因素。《指南》的设想是寻找某些允许对多种文献进行分类和著录的总体元素。因而，资料整理的不同模式已经为理论细节和档案实践所采用。前苏联、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档案馆也出现过与之相似的情况。由Torun中心出版的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大学手册总结了波兰档案科学在遗产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该手册是根据某些理论依据，特别是Kolankowski的理论，以及PAN档案馆积累的一些经验编制的。另外还要说明的是，目前还没有制定出整理此类档案资料的国家档案标准。需要强调的是，对这些资料进行资料方面的，或结构和资料方面的整理是对这些资料进行系统编制的一个普遍特征。因为没有特定的和连续的办公室体制，所以这种作法是可能的。图书馆根据不同的方法设想实施手稿资料整理原则。手稿单元的划分和分离是整理手稿过程的主要目标。因而，此处的过程中没有档案科学的一个基本类型----“全宗”的种类。如果资料在交给图书馆之前是按照档案馆采取的方法整理的，那么图书馆所遵循的《指南》还考虑到了全宗的档案概念。
对于这种档案资料的整理，图书馆和博物馆采取了相类似的方法设想。但他们采取了不同的整理原则。图书馆在努力实现此类档案资料数据计算机化的同时，还准备将著录标准化。同时，对于遗产的整理，有一种趋势是按照《PAN档案馆指南》(1958、1990年)的规定进行。在评估此类资料整理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标准的时候，人们应说明，对于各层面的信息的存在，这些标准是不同的。在档案馆，人们首先在全宗层次上获取大部分的总体数据，然后是单元层次上的，最后是文件层次上的信息。图书馆过程的开始更接近于档案单元层次。有时，图书馆对每个图书馆单元的著录代表了特定资料汇集中最重要的文件。在信函方面，档案和图书馆方法是以相似的设想为基础的。作为一种规则，两个机构都制作了通信人名录。对于信息的范围，它的层次类似与文件的层次。
目前还没有关于将自然人生成的资料提供利用的原则。对于官方资料，责任保护期通常是三十年。最近几年以来，人们才注意到了这个范围内档案开放的步骤，以及国有档案馆领导人在这方面采取的决定。要利用私人档案资料，首先要采取几项措施，解决保护信息生存的问题。对于这种资料提供利用，家族或亲戚可能会提出异议，特别是是否把这些资料作为礼品移交给档案馆。
最严重的疑虑与回忆录、日记或私人及家庭信函这种类型的私人资料有关。波兰档案作品中广泛涉及这种类型的全宗方面的信息。在与这个主题有关的出版物中，有一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的danutaKamolowa和KrystynaMuszynska写的指南书籍。有关每个机构中保存的文件汇集的指南书籍中包含了档案馆中保存的这种类型的全宗的信息。文化界准备出版档案馆中保存的此类全宗方面的信息。德国和前苏联档案资料领域采取了这种作法。WolfgangMonnsen所著的德国指南书籍与保存在普鲁士和德国档案馆的文件汇集有关。
研究中欧和东欧历史的重要性
档案馆收集的某些私人资料与各个领域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有关。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这些资料可以用来满足不同的科学研究的需求。作为自然人活动的结果，这些资料可以充分地反映这些人的成就，还有他们与历史事件的关系。这些档案资料的生成者通常具有出色的政治、科学或文化个性。私人档案中包括的资料是官方档案文献的一种补充。它们包括很多与内幕决定有关的资料，对于该决定的做出具有决定性影响。信函和日记、回忆录这一类的自传性文献经常能起到这种作用。人们在重建历史事件的过程中不能忽视这些历史资源的利用。
这些资料对某些国家的文化生活的记录具有重要意义。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科学理论、政治意识和文化意识的发展。根据这些资料，人们可以跟踪波兰和其他欧洲国家中某些创作和政治领域中存在的文化和社会方面的联系。私人档案被看作国家档案资源的关键性因素，它们反映了那些对社会特征产生影响的人们的活动。
(陈慧涵摘自《外国档案工作动态》 翻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