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档案局 张明莉
档案文献是文明历史的结晶。西方历史上的史学论著能够传播后世，与援引档案文献有着紧密的联系。19世纪前，大多数传统史学家的论著是以研究政治军事史为主的。尽管其中很少有深刻的思想家，但在论著中援引的档案文献是虔诚的，被20世纪有深刻思想的史学家在史学研究中创造新思想或作新解释。
一、古典西方史学论著援引档案文献的兴起
古希腊是西方史学论著援引档案文献的发源地，它和古罗马的史学通常被称之为西方古典史学。
l，古希腊时期援引档案文献的滥觞
西方古典史学肇始于古希腊人的天才创造。西方古典史学因希腊历史学家的卓越成就而光彩夺目，从而登上了当时史学的前沿。
(1)希罗多德《历史》
有着“史学之父”美称的希罗多德，首先创立了西方史学上的一种正宗体裁，开始运用历史批判的方法撰述历史，显示了对历史的远见卓识。希罗多德《历史》是他在全面搜集“官藏的档案文献、雄辩家们滔滔不绝的演说词、史诗、碑铭以及神托所宗教文献”的基础上，造就了西方第一部历史著作。
(2)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撤战争史》
修昔底德，为后世的西方史学确立了一种“鉴诫史学”的典范。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撤战争史》的问世，标志着西方史学在古希腊时代的最高成就。
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撤战争史》一书中经常援引的档案和碑铭有：雅典卫城石碑上的和平条约；记述暴君压迫的铭文等。他是第一位在史学论著中授引演说词原文的历史家，从援引演说词中可以看到援引档案文献的权威性及对史学有深刻的而长远的影响。
(3)波里比阿《罗马史》
波里比阿的学术素养深受罗马统治集团宠信，他常出入国家档案馆，他无论到何处对当地的档案碑铭、神庙铜版上的文献、军队的花名册和演说词很重视，以“可靠精神”著述了《历史》或称《罗马史》。他认为演说词是“历史文献”。
2．古罗马时期援引档案文献的艰难与突破
古罗马史学是在希腊人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是西方古典史学的延续，是连接西方古典史学与近代人文主义史学的桥梁。
(1)西塞罗的贡献
罗马是到西塞罗时才有国家档案，他要求“主持的官吏应观察各种预兆并服从国家占卜官。他们负责将法案在阅读之后归档于国库档案馆。”
(2)塔西佗的见解
在罗马利用国家档案进行独立研究是从塔西佗开始的。塔西佗先后当过保民官、营造官、财务官、行政长官、执政官和外省总督。职业使他常藏身于书堆中并有条件进出保存大量的国家档案文件“自由殿堂”，而有权援引国家档案著述。他《编年史》文笔达到顶峰。
二、近代西方史学论著援引档案文献的深化
1．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闪烁着“浮饰剥掉”的档案光辉
人们探讨文艺复兴时代，往往很自然地从佛罗伦萨开始，因为它曾在1300年至1550年间光辉地表现了意大利文化。近代最早受到重视的史学家就诞生在这个城市中。
(1)佐凡尼?微尼拉《佛罗伦萨史》
佐凡尼生活在当时全欧洲最富裕的工业和银行业中心，他了解熟悉佛罗伦萨，敢对佛罗伦萨档案中充满伪造的东西大胆批评。佐凡尼本着真正体现历史价值的精神，准确而完整地援引佛罗伦萨档案中有关经济和商业及社会等方面的材料，著述了内容丰富的《佛罗伦萨史》，成为有关佛罗伦萨历史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2)马基雅维里《君主论》
文艺复兴时期一个普遍现象是史学与政治的结合，表现最为突出的是第一个马基雅维里。他的《君主论》，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一本政治学著作。实际上，这本书是根据他多年来在佛罗伦萨政府任官职期间，对曾负责过的大量战争和外事文件、城邦贵族阶级和下层劳动阶级斗争、各个家族专制所形成的档案等非常了解，并审视意大利各城邦的君主政体而撰成。在任史官期间，他又根据佛罗伦萨传统的大量档案编纂了《佛罗伦萨史》。
2．启蒙运动时期的伏尔泰援引档案文献的“风格”
才华横溢的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路易十四时代》是伏尔泰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写成宏篇巨著。从l735到l756年，他收集军事、政治、商业等各方面的档案资料。特别在l745年4月1日，他被任命为法国史官以后，得以在军机部和外交部不间断研究各种文件档案。l746年，又获得王室侍从的职位，便于他研究罗浮宫所藏的国王给大使的训令及其发回的外交报告、秘密谈判记录。
《路易十四时代》出版后，伏尔泰仍继续收集档案资料，为再版作充实、修改的难备，从而在《路易十四时代》1756年版中，他又援引疯神父圣皮埃尔尖锐地批评路易十四处事和施政的手稿材料和在诺阿耶手中保存的路易十四亲笔回忆录手稿档案的内容，更有助于领会和把握路易十四的为人和性格。书中援引的档案资料，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原始资料”、“并未篡改或捏造”。
3．法国大革命时期形成的档案在史学论著中的援引
霍布斯鲍姆说“法国大革命的档案一直让史学家忙碌了200年而现在仍然没有收益递减的迹象。”
(1)国家档案馆米细勒馆长《法国革命史》
被任命为长达22年之久的国家档案馆长朱理?米细勒援引“国家公文和外交信函”及“大批手稿和印刷品”等档案资料撰写了《法国革命史》。米细勒在国家档案馆任职期间，“把自己不倦的精力大量贡献给整理堆积如山的散乱的手稿和编目工作”，让历史“复活”，让“那些死的文件复活”。
(2)外交部档案馆米涅馆长《法国革命史，l789-1841年》
米涅于1822年开始搜集法国大革命时期形成的“令人敬服的”档案资料，撰写了《法国革命史，l789-1814年》，目的在于为推翻波旁王朝和资产阶级重新掌权制造舆论。此书1824年问世立即取得成功。米涅的这部论著无疑是有助于加速1830年的革命。新政府给他的报酬是任命他为国家外交部档案馆长，他任此职直至l848年。
(3)梯也尔《法国革命史》
梯也尔是在了解和研究了国家档案，其中包括国家财政档案、国家军事档案后，有人给他50万法郎撰写了《法国革命史》，于1823年问世。为了编写这部书的续编《执政府和帝国史》，梯也尔查遍了法国外交部的文件、手稿，找了许多遗老面谈，利用了许多著名人物未曾出版过的回忆录和私家收藏的文件，以及拿破仑签署的书信、命令，他和将军、官吏之间的通信。
(4)托克维尔《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
《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是托克维尔于1856年出版的。对于法国大革命，托克维尔不是凭空“思考”的，而是扎扎实实地依靠对原始资料的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他利用了前人从未接触过的大量档案材料，成为第一个查阅有关国有财产出售记录和法令，挖掘涉及农民状况和农民起义资料的历史家。根据这些档案史料，他得以深入了解、具体描绘旧制度下的土地、捐税、教会、农民生活、贵族地位等。这部自成一家的论著，至今是研究法国18世纪，特别是大革命历史的必读著作，是一颗“史学珍珠”。
三、当代西方新史学论著援引档案文献的拓展
19世纪前，西方的史学论著是以“今天的历史即过去的政治，今天的政治即未来的历史”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政治是主要的研究内容，援引政治方面的档案文献也必然是史学论著的重要方法。
现在，新史学研究的领域不仅是政治方面的上层文化，还应研究在特定时期的普通人所想的和所做的下层人民的文化。
1，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l963年，英国出版了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汤普森的这部史学论著是在利维霍姆基金会的赞助下，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查阅了英国公共档案馆中最有价值的档案写成的。他援引了档案中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内容，如工资、物价、皇家剧目单和入场券等，以说明工人阶级的“形成”，揭示工人阶级遭受的苦难。
2．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
1975年，法国出版了一部典型的心态史研究论著，这就是曾任法国国立图书馆馆长达6年之久的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l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这部论著是授引“由农民自己直接提供的证据”，“试图把构成和表现14世纪初蒙塔尤社区生活的各种参数一一揭示出来”。这是勒华拉杜里因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梵蒂冈图书馆内发现的一批13世纪地方宗教裁判所档案中，敏感地意识到这批档案“为研究农村普通人民的精神观念提供了机会”。
3．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1989年5月，法国作家佩雷菲特以“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马戛尔尼觐见(乾隆)时是否下跪的问题并不单纯是一场礼仪之争，而是两种文明的撞击，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这一主题，出版了《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为写这本书，他搜集了12000多页的原始资料：他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了清朝政府与英使的所有文件：同时他还在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南非等地阅读了大量未公开的内部档案。
4．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由美国哈佛大学亨利?罗索夫斯基政治学讲座教授裴宜理所著的《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是一部援引了大量档案才写成的史学论著。援引的档案有：上海市档案馆收藏的政府文件；上海市总工会保存的数十种厂史未刊稿；英美烟草公司档案；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上海港提供的其它资料。以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北的党史文献馆国民党时代的重要政府文件；中国台北的调查局提供的颇有价值的共产党方面的报告；美国华盛顿国家档案馆的档案等。这些档案充分说明，二十世纪的中国经历的一系列的根本性政治变革，都曾受到工人运动的影响。
档案是历史的记录，研究历史必然要援引档案、利用档案。问题在于人类社会跨过文明时代之初，文化被统治者所垄断，档案也只能是统治者活动的记录。随着社会的发展，更多的人掌握了文化，才可能有越来越多的“下层人”档案的产生。档案的记载也因此不断发展，档案记录历史的功能，因此才能够表现得更加全面和完整，从而也为史学家们全方位、多侧面援引更为丰富的档案文献创造了日益优越的条件。促进了援引档案的历史学家们经历了一个由单纯记述统治者的活动和思想，逐步走向全面描述全社会活动和思想的过程。
西方史学家援引档案文献，是值得我国档案工作者学习的。我们学习的意义在于做好档案的保管和利用工作。各级各类档案馆应根据法律规定，向社会及时、方便地提供档案利用，向史学家提供更为系统、深度的开放，才能真正显示档案的价值。这也是社会文明的一个显著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