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馆中的口述史：口述史在二十一世纪所起的文献作用
埃伦?D．斯维恩
简 介
有许多档案工作者和图书馆工作者认为口述史在文献方面具有潜力，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由于口述史主要依据存在错误的、主观的记忆，所以其可信度值得怀疑。这场争论的中心问题是档案工作者作为文献汇集的保管者或文件的生成者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近年来，这个问题又被人们旧话重提。通过介绍档案、图书和口述史五十年来的学术成就，本文讲述了口述史进入美国的档案馆和图书馆之后对档案理论和实践带来了什么样的挑战。文章认为，口述史在二十一世纪能做出什么样的贡献以及产生什么影响要取决于档案工作者和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能力，他们相互合作的意愿，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共同协作，以便在数字时代记录下我们的口头遗产并向社会提供利用。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档案工作者和图书馆工作者一直争论有关口述史在档案馆和研究性图书馆中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应用问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图书馆首先利用口述资料“填充”历史文件，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图书馆和档案馆撰写的文章中有几篇公开赞扬了口述史的文献价值。1968年，口述史协会(OHA)成立后不久，图书馆科学教授Martha Jame K. Zachert在大学与研究性图书馆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口述史在图书馆中的应用》的文章，强调了图书馆面临的新责任和机遇。尽管她的这篇文章不是一项深入的或“具有标志意义”的研究，但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尝试之一，文章描述了口述史在未来几十年中对图书馆和档案馆产生的影响。就其本身而论，文章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用来分析和评估这个问题在档案、图书和口述史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Zachert的这篇文章还提供了一个基础，用于理解档案馆和图书馆中的口述史在过去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项研究表明在过去的十年中，口述史作品一直都在关注档案工作者在口述史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而档案学和图书馆学已经不再关注这个话题，转而研究别的问题。现在，口述史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人们也应采取有效方法，把磁带和副本编入学术图书馆文献汇集之中。如果档案馆和特殊文献汇集部门想在未来能独立生存发展，并充分利用研究资源，那么在口述史研究过程中，档案工作者和图书馆工作者应发挥积极作用，要相互合作，并与其他领域中的同事合作，还要与当前的学术需求保持一致。
历史背景
要理解口述史在档案馆和图书馆中的作用，重要的是要先把它置于历史背景之下。特别重要的是，美国口述史的根源牢牢扎根于档案馆和图书馆。1948年成立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办公室是成立最早、最引人注目的部门之一。由于其目标是记录社会中的“引发变动和造成动荡的人”，所以这个部门和其他早期的部门几乎得不到历史部门(因为他们相当挑剔)和档案工作者(他们认为口述史依赖的是错误的记忆)的支持。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口述史史学家逐渐使图书馆和档案馆的用户相信，口述史在图书馆文献汇集方面具有价值。但是，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的社会历史运动，口述史才成为“从源头”恢复历史的一种大众工具。其实，口述史最早的用途是一种档案记录方法，用以补充重要历史人物的文件。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这种强调档案(实践中，人们利用口述史填补现有的档案文献汇集中的空白或解释信息)的现象一直在口述史领域占据主要地位。1967年成立的OHA的工作重点是利用口述史的档案用途“建立”文献汇集，而不是“反复思考这些文件，或考虑如何利用这些文件开拓认识历史、编纂历史的新角度。”档案工作者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在这个新机构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强调口述史访谈是公共文件，应该是开放的，并向所有人提供利用。Lila Goff，James Fogerty，James Mink和William Moss都是在OHA和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SAA)中担任领导职务的档案工作者，他们在两个组织之间“架起了桥梁”。
1969年，SAA建立了一个口述史委员会，任务是澄清“档案工作中普遍引人关注的问题，比如口述史作为原稿的问题，口述史磁带和原稿的可利用性问题，原稿的租赁问题，口述史和诽谤性文字或图画问题，对口述史史学家的培训的问题。”1973年，档案工作者开始以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认识口述史，SAA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3％的SAA成员相信，应把口述史看成一种经常的档案行为(即那些从事口述史工作的人应把自己看成是专业档案工作者。)”同年，OHA认定了三百多家美国口述史中心或部门，而到了七十年代末，这个数字超过了一千。
从1975年至1985年，一系列的外部事件改变了美国口述史和OHA的中心工作。Paul Thompson发表了一篇名为《过去的声音》的文章，通过着重说明这种做法是怎么改编历史的，并通过从“根源”上获取历史来强调“历史事业的本质”。国际上的一些活动和国家慈善捐助(NEH)基金会鼓励更多的历史学家利用口述史去揭开关于妇女、少数民族和“普通”生命的被人们遗忘的或不为人承认的历史。有些历史学家利用口述资源理解那些仅有极少或没有文件记录的社会成员，现在，他们也成为利用口述史补充现有文件的档案工作者的同盟军。
面对口述史日益普及的现象，档案工作者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1978年，SAA的口述史委员会在SAA时事通讯中印发了经增补和修改后的OHA的访谈指南。新的版本除说明访谈对象，访谈人和主办机构之外，还谈到了档案工作者的作用。1981年，SAA的口述史委员会成为一家专业性综合团体，到了1983年，它又成立了一个部门，专门研究“来源、评估、鉴定、整理、利用、法律协议和伦理准则，因为这些都与口述史访谈作为原始文件有关。”另外SAA还继续参与实际活动，为其成员主办口述史研讨会，并于1989年与美国历史协会(AHA)和OHA一起，就AHA的“关于历史文献访谈的声明”展开合作。毫无疑问，由于档案参与的原因，所以才出现了声明中关于历史学家对图书馆或档案馆展开访谈的规定。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图书和档案作品中出现了口述史方面的文章，到了八十年代，文章的数量大大增加。作者们就口述史访谈的价值，档案工作者进行口述史访谈的恰当性，访谈程序和使用问题展开讨论。他们还分析了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新社会历史运动与档案记录策略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口述史在“填充”学术空白方面的需求。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开始，美国的几份档案和图书出版物描述了口述史在研究机构中的作用和用途。实际上，档案工作者和有这种意识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已经讨论过口述史的数字化管理问题，并以综合档案馆作为更广大的背景。除了几个例外，这些文章汇报了美国及其他国家或非学术机构中的特别项目的情况。另一方面，口述史读者和一些选集也对档案在这个领域中的作用进行了说明。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以来，口述史方面的档案出版物就很少出现了，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口述史受到历史学家们的高度重视。SAA口述史部门成员统计数量的缓慢增长说明了档案工作者对口述史的普遍接受。另一个迹象是2001年内华达大学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一的口述史部门是1990年之后成立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近年来档案和图书出版物没有充分说明口述史的作用?另外，口述史对二十一世纪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有什么意义?
下面的一个章节借用Zachert文章的五个点作为一个框架，分析了三十多年来人们关于口述史的讨论和采取的一些作法，用以展示这段时期中档案工作者和图书馆工作人员是如何从事该项工作，并在口述史对今天的档案馆和图书馆的作用和需求方面得出一些结论。
生成，而不是简单地获取资料
在口述史运动开始之初，Zachert就提出，口述史为从事学术研究的图书馆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他们可以凭借其研究专业知识，公共关系技巧和文件汇集方面的知识，做出“有创造性的、学术性的贡献。”这种观点是关于档案工作者作为资料保管者或文件生成者的作用(近年来，对于后现代理论主义者来说这种作用又具有了新的含义)争论的一部分。过去几十年中，阻碍档案工作者和特殊文献汇集图书馆工作人员接受口述史的主要原因是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他们作为文件汇集的中立的保管者，根本不能“生成”文件。当然，这种中立性和客观性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这种反对“生成”文件的理念的根源是传统的二十世纪档案理论。
理论家认为，保护并保证“文件”的真实性是档案工作者的中心责任。理论规定档案工作者应“尽可能地按接收时的原样保管文件，不能有任何地增加或减少，无论是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另外，档案工作者在为档案征集资料时还应避免个人偏好或兴趣。正如威廉姆?摩斯1988年所说的那样，当档案工作者进行口述史访谈时，他们也参与其中，有时还决定了访谈记录文件的本质和内容。许多档案工作者认为自己已经违反了关于文件内容保持中立的原则，而且这不是他们所希望的，
对于种种劝告，档案工作者就他们作为收集人和生成人如何恰当地参与口述史展开了讨论。1976年，Ronald Filippelli“对争论的激烈程度表示不理解，”他认为关键因素是专业经验，而不是进行访谈的人是档案工作者还是历史工作者。1981年，加拿大口述史协会的档案工作者以更强有力的方式着手处理这个问题。DerekReimer号召同仁们“把自己称为‘历史研究人员’或‘文件保护人员’，但同时，还要不失时机地记录下那些濒临消失的资源，因为有些人认为档案属于边缘知识，认为档案工作者没有参与文件的生成。”Reimer坚持认为，将来人们通过文件汇集了解档案工作者，而不是依据“档案理论的纯粹程度或我们对档案工作者与口述史文件收集人实际工作的好坏。”档案工作者最了解文件汇集的不足之处，并且能做出最好的补充。
Jean Dryden对Reimer关于档案参与口述史的说法提出了不同意见，Dryden认为，对口述史的积极参与是档案工作者偏离传统职责的一个危险举动。档案工作者可以识别他们的文件汇集中的“空白”，但他们并不具备开展深入研究工作所需的专业知识、资金和时间，也不能获得将来的研究人员提出的问题。Dryden相信其他的档案工作，比如减少积压的工作、建立积极有效的征集部门要比“生成仅具有边缘价值的文件”更重要。两年之后，档案工作者在口述史中的作用又成为国际综合档案馆协会(LASA)会议争论的焦点。与会者强调了口述史在填补档案馆记录空白方面的必要性，因此提倡保存访谈文件，并在档案工作中聘用经过培训的历史学家。另外，一位名为Ronald Grele的与会者建议，这个问题不是关于档案工作者可以或必须进行访谈的问题。他们已经在这样做了，而且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后期，新的学术成就又将档案公开性问题的讨论引向高潮。在《口述史读者》(1998)选集中，加拿大档案工作者Jean?Pierre Wallot和Nornamd Fortier称档案工作者不是中立的收集人员，他们要对文件进行鉴定。基于他们的爱好和能力，他们决定哪些文件需要收集，哪些文件可以丢弃。在某种意义上，档案收藏是收藏者的反映。对于Wallot和Fortier来说，参与口述史不意味着“正式放弃档案原则。”相反，它的含义是“影响口述史的生成者，如果生成口述史，他们也要遵循那些步骤。”这种论点与学术观点的早期部分有关，这个部分主要是关注按社会历史学术成就进行的收藏的发展情况。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社会历史运动提出了有关收藏的开发和鉴定、口述史使用的合法化等问题，通过这些问题，档案的中立问题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这场运动中，通过了解不被“主流”档案馆重视的团体(比如妇女、少数民族、民权与和平活动、劳动者)的经历，历史学家的注意力也从研究重要政治领袖和组织转向了解社会。为了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历史学家需要有关资料，而档案馆中并没有这些资料。
早在1975年，SAA主席Gerald Ham就号召档案工作者在记录历史时发挥更为积极的，有创造性的作用，因为他们的“决定的正确性和对专业访谈理解的敏锐性”将决定“未来研究的领域、质量和方向。”成为积极的档案工作者的必备条件之一是利用口述史“填补空白”，并说明未经记录的一部分社会历史。
1981年，Frederic Miller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说明，他认为新历史运动要求档案工作者“调整”工作方法，以满足当前历史研究的需要。Miller认为档案原则和作法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进行历史研究时的产物。”因为这种理解方式反映了社会和技术上的变化，所以档案工作者需要通过“丢弃那些已经过时的内容，重新整理馆藏，并保存仍然有用的内容”重新评估传统的档案知识。Dale Miller指出，口述史可以成为记录社会历史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1985年，他强调，新的研究兴趣要求档案工作者“发现认识其最基本责任的新方法。”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社会历史运动为档案工作者创造了新的蕴涵。正如Reimer和Wallot建议的那样，人们通过档案工作者已经征集的和尚未征集的文件汇集来评判档案工作者。1999年，Francis Blouin介绍了一种把“档案”作为研究对象的新知识。那些需要寻求研究历史中的不受重视的社会部分的历史学家和其他人士在档案馆中几乎找不到相关文件。Blouin向人们表明了文件中的这些空白是如何证实某种历史事实，并反映档案工作人员的偏好，以及现在的机构在定义历史性文件和历史本身时所起的本质作用。他恳求档案工作者更加仔细地考虑鉴定行为，以及他们作为信息中介人所起的作用。另外，他还认为档案工作者有必要了解如何应对人们对该专业提出的新问题。
最近，Mark Greene，Thomas Nesmith和其他一些人已经在后现代主义的框架内对档案的作用进行了评估，还对口述史和其他以记忆为基础的文件进行了间接评估。讨论的中心还是原先关于档案工作者作为资料生成者还是文件的客观保管者的争论Greene主张采用一种“档案范例”，他接受了Bruce Dearstyne对文件的定义(以任何形式记录下来的，不论其物理形式或特点，由个人、机构或组织生成、接收或保管的信息)，同时也认为所有的文件(包括那些业务性和制度性的文件)都要接受档案评估和主观评价。那些主张“文件保管范例”的人不赞成基于记忆的文件，因为口述史不是一种具有明显价值的业务性文件，也不能满足作为证据的法律需求。Greene赞成Adrian Cunningham的主张，Cunningham认为“由于业务性文件凌驾于其他记忆资源之上，在提供证据和“讲故事”方面我们也没有新意，所以在外界人的眼中都非常傻。”口述史在连接历史方面能起重要作用。
Tom Nesmith也利用后现代主义理论理解档案工作者在“研究、整理档案中的知识”方面所起的作用。后现代主义打破了原有的一种理念，这种理念认为档案工作者是或可以成为客观的文件保管人，因为他们的爱好、兴趣和背景已经规定了他们收集和维护档案馆藏的模式。Nesmith称档案工作者“通过决定写作的意义和涉及内容，以及文件的来源是什么帮助作者进行记录。”口述史不再是人们关注的唯一的记录方式。后现代主义者已经对档案行为进行了彻底研究，他们的结论是，利用档案的人和将馆藏提供利用的人都对文件的含义和“事实”进行构造和创作。无论这些观点是否有效，它们都可以为如何认识档案工作者作为收集者或生成者的作用提供一种新方法。
人们对于档案工作者参与口述史还有另一种观点，他们认为二十世纪文件保管体制制造出了堆积如山的纸质文件，口述史又加剧了这种情况。1972年，历史学家Barbara Tudchman提出档案工作者和其他人员又向“现代文件的爆炸”增加了有疑问的口述史文件记录。对于她和其他人来说，大量的口述史部门提供了基于错误记忆的不可靠的文件，文件内容也只是不重要的主观资料。针对这种批评，James Fogerty指出现在的文件质量也非常差。经过与“档案研究”混合后的口述史可能“是完成对纸质信息理解的关键性因素，并且是可以增加纸质文件中不包含的信息的唯一方法。”考虑到口述史“对历史性文件能做出特殊贡献”， Fogerty和Tudchman都同意开展口述史工作的必要性。
在Fogerty 1983年的文章发表近十年之后，Bruce Bruemmer重新强调了“现代文件的本质要求口述史成为历史研究的一部分”，因为它可以填补空白，成为原始资料很好的诱导剂。这些观点也得到了Jean-Pierre Wallot的赞同，她指出，研究人员需要各种介质类型的文件，用以生成“全部档案。”Donald Richie在1995年的口述史手册中把口述史的作用概括为填补纸质文件中没有说明部分的空白，并为利用者提供“路线图”。
很明显，外部社会力量(历史研究运动，社会事件和技术优势)要求档案工作者和图书馆工作人员重新进行自我评价。出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社会历史运动的研究需要，人们对未被记录的群体的新资源提出了需求。档案工作者开始慢慢地尝试接受，至少是容忍这样一种观点，即他们所发挥的作用中可以包括活跃的文件策略，比如口述史，用以提供一种更为丰富的社会历史。
三种技术优势促使档案工作者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在更广泛的条件下重新定义自己的责任。1967年，Arthur Schlesinger指出“七十五年间，打字机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文件的传播速度，而电话的出现又大大减弱了它的重要性。”Helen Samuels还提到了复印机、电子邮件和现行的数据库系统(我们的通讯方式)的影响。二十世纪文件的泛滥导致了信息的丢失，档案工作者(传统上与纸质文件联系在一起)利用口述史捕获与之对应的丢失的文件。由于越来越多的对于理解历史起关键作用的信息通过电子介质传播，口述史在二十一世纪将会发挥一种重要的文件作用。例如，二十世纪末的大学生制作剪贴簿、写日记，并利用邮寄方式与朋友和家人联系。而2003年的大学生则保存精心设计的网页，在网络日志上记录他们的思想和活动，利用电子邮件进行联系。口述史以及基于网络的文件策略将对未来几十年中理解学生的经历起到关键性作用。
另外，随着存放在过时模式之中的电子文件不断丢失，档案工作者应再次积极担负起“生成”新文件的责任，将旧格式转换成新格式，将网页打印或保存，并提供因特网上的原始资源。Nesmith提出，在计算机时代，由于电子文件“必定需要转移到固定的场所或对其进行有序的文件制作和保管及档案控制”，所以档案工作者的作为中间人的作用将会增加。
新的责任／技能
1968年，Zacher发表了一个主张，认为口述史要求图书馆开发新技能，并扩展自身的知识，特别是版权和法律事务方面的知识。早在1976年的《版权法令》中公平使用规则实施之前，她就写了一篇文章，呼吁图书馆工作人员和档案工作者了解版权规定和责任。1978年，Willa Baum在路易斯安那国立大学图书馆学院发表的名为《图书馆工作人员在口述史方面可以发挥的更多作用》的演讲中建议，图书馆工作人员要保证所有形式的口述史磁带的发行安全，并通过限制协议保护受采访人的隐私。但是，直到1985年John Neuenschwander的名为《口述史和法律》的作品问世之后，档案工作者和图书馆工作人员才对这些法律事务有了充分的认识和理解。Neuenschwander敦促文章的读者们保证所有由档案馆生成的或保存在档案馆内的口述史发行形式的安全，同时强调了与法律发展保持一致的重要性。他每两年在OHA的各种会议上作一次报告，向成员提供最新的事件结果、法律规定和有关口述史诉讼的其他发展情况。
随着因特网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档案工作者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又遇到了新的法律问题和法规事务。在世纪之交，就口述史历史问题的“口述史回顾”问题，Bret Eynon认为数字技术的普及正“迫使档案馆重新申视自身的作用和功能，并面对安全、保护和利用方面的难题。”在1998年的OHA上档案工作者讨论了在因特网上就使用口述史访谈的问题。讨论内容包括：保护访谈对象隐私的必要性，声音记录和文稿的误用和篡改，可能导致访谈失去档案控制，以及在“未经监控”的情况下访问因特网。其他的问题是有关“在未经访谈对象或其最近的亲属的公开允许的前提下，那些没有准备用于电子复制和分发的授予行为是否允许在因特网上张贴访谈内容。”
2000年，Karen Brewster研究了在因特网访问口述史的研究表明了保存有口述史文献汇集的图书馆是如何在网上处理这些收藏的。通过对64个网站的分析，她发现，整体上主流机构已经完成了“研究版权这项艰巨而昂贵的工作，他们找到原先的访谈人物，并获得了访谈记录在因特网上的访问许可。”但是缺乏的内容还有很多。虽然有些网站有明确的版权保护声明，但仍有许多网站根本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另外，各个机构对版权保护规则的解释也是五花八门。
近年来，档案工作者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已经对声音档案在数字化背景下的口述史展开了讨论。其中最令人振奋的内容是，为了说明声音文件汇集的权利管理、保护和使用，各方面在跨学科专业知识方面的合作，图书馆和信息资源委员会发表了名为《危机中的民间遗产文件汇集》的报告，这份报告是那些查阅美国民间遗产声音文件汇集的档案工作者、图书馆工作者、保管人员、委员会成员和民俗学者在一次研讨会上的成果，报告表明数字领域内的权利是非常模糊的，需要各方面的协作规则和研究。
虽然声音和数字化档案工作者和图书馆工作人员正与其他学科在利用、版权和保护问题上展开积极努力的合作，但对于档案和图书馆活动的各个方面来说，协作仍是关键性因素。Ronald Grele强调了这一点，他主张口述史学家需要同时具备历史学家和档案工作者的素质。档案工作者必须走出档案盒，对口述史学家的学术成就和访谈磁带表现出兴趣，以此鼓励口述史学家；并在OHA内容的利用、法律和保管问题上起先导作用；促进在档案馆存放口述史的重要性；创造沟通机会，发展档案馆藏。
与图书馆馆藏结合
1968年Zachert指出，口述史把新介质(即声像磁带和卷轴)引入纸质文件汇集之中。二十年之后，Graham Eeles和Jill Kinnear坚决主张口述史属于图书馆，在这里，凭借图书馆资源，口述史可以得到广泛的利用和使用。但是，他们强调这些记录和原稿的保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1991年，Dale Treleven也认为档案工作者不但在保管方面还很欠缺，而且“在产品和新技术要求变化的时候”局限于“专业和编制方面的传统主义之中”。Treleven认为档案工作者“把自己束缚在与纸质文件有关的日常惯例性工作之中，不情愿对技术程序中生成的产品所需要的特殊保护方面开发新技术，掌握新细节。”
Treleven还指出Frederick Stielow所著的口述史声音档案的管理(1986年)是美国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尝试(电磁磁带记录出现近四十年之后)，文章对口述史磁带和其他种类的声音图像记录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档案策略。声音档案，包括讲话、音乐产品、广播节目和口述史访谈记录向档案工作者提出了相类似的技术问题。Treleven认为档案工作者没有熟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的外来资源和手册，这是他们的一个工作失误，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及时向口述史磁带的处理、保护、分类和分发信息方面投入足够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Zachert不能预见虚拟声音档案项目(例如密歇根国立大学(MSU)国家口语收藏馆National Gallery of the Spoken Word(NGSW))的出现是如何把口述史和声音档案合并入图书馆文件汇集之中的。MSU的这个项目是由国家科学基金资助的，它创造性地把分散在几个档案馆文件汇集中的数字化之后的声音资料整合成一个单独的可以搜索的在线数据库。很明显，随着磁带和纸质文件被数字化，不同介质的组合对于“虚拟”档案馆来说已经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当然，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些不那么重要的资金和人力方面的阻力。尽管要付出这种代价，CLIR的《危机中的民间遗产文献汇集报告》认为，虽然技术改变了，档案工作者和保护专家仍不情愿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前进，这将会导致类似介质的丢失。虽然没有某一个团体能够解决这些介质的保护问题，CLIR的报告强调“很明显，其中的每个部门，从档案馆到法律，都分别具有解决方法，只有合作才能取得持久的进步。”
正如档案工作者Frank Burke在1976年的《读者与档案?图书馆的关系》一文中指出的一样，档案馆和图书馆保存着大致相似的资料和格式，包括声像资料。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些资料是如何分类或处理的。和档案馆一样，图书馆面临把这些格式合并到原有的文件汇集之中的问题。关键是图书馆工作人员和档案工作者要相互合作，更好地理解如何保管声像资料，寻求合作机会，分享温度控制声像设备，以及资金的筹集。
书目管理和利用
Zachert的第四种实施方式注重通过国家资源，比如原稿，收集国家联合目录(NUCMC)，促进口述史文件汇集的需求。其他的人也建议把图书馆之间的出借作为一种传播方式。1985年，Cliver Cochrane指出，口述史专家们过于注重记录行为而忽视了利用。六年之后，Brucee Bruemmer又提出，档案工作者“存在问题，因为他们没有对口述史文件汇集提供充分的利用??无论是整齐划一的利用还是其他形式的利用。”面对因特网迅猛的发展，他在文章中写道，档案工作者需要通过新的数据库、MARC文件和图书馆之间的出借增加对口述史的利用。他认为，只有档案工作者和图书馆工作人员改变利用态度，才能获得更广泛的利用。
Bruemmer文章旨在提高人们对口述史资源利用需求的意识，也使SAA成功地促使国家历史出版物和文件委员会(NHPRC)资助了一个急需的口述史编目手册。1995年出版的Marion Matter的SAA出版物《口述编目手册》已经成为“用途最为广泛的口述史编目工具，用于规范口述史副本和磁带图书馆和档案馆编目。”
从Bruemmer的文章和SAA的手册出版开始，图书馆技术性出版物和各种会议就频繁地侧重通过数字化和建立网络来利用声音文件。一些项目，比如NGSW，国会图书馆的美国记忆(American Memory)和阿拉斯加-Fairbanks大学的Jukebox就是把声音转化为数字格式方面的例证。1999年，Bret Enyon指出，这种作法的一大优势是网络上的副本和磁带内容不仅可以为远程用户提供利用，还可以通过关键字搜索进行利用，并以数字化的书面文件、照片和图表作为补充。但是，他指出在网上进行口述史访谈的档案工作者要面临文件汇集失去控制的风险。
讨论的另一个中心问题是模拟和数字声音文件的保护。《图书馆制品任务小组报告》(2001年)表明，由于记录介质的脆弱，声音的保护是很困难的。预测未来利用人员的利用需求非常重要，尽管档案工作者可以只凭当前的用户确定这些需求。2000年，由美国民俗协会、民族音乐学和美国民俗中心进行了一项关于文件汇集的调查，其中的一个关键性发现是，已经记录下来的内容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标签混乱和缺少有关使用权的关键性文件。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过去有一些专业，比如人类学、民族音乐学和民俗学不能保证资料提供人所提供资料的安全。
作为口述史管理和生成领域的领先机构，阿拉斯加?Fairbanks大学为档案馆?图书馆之间的合作设立了一个很好的典范。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设立了它的Jukibox计划项目以来，阿拉斯加?Fairbanks在促进口述史利用方面取得了本质上的进展，他们的主要作法包括：在大学图书馆数据库中加入口述史目录文件，为文件汇集制造MARC文件，通过图书馆的图书馆间出借项目向远程用户提供口述史副本和磁带。口述史文件汇集循环统计数字大大增加。目前，该项目正努力通过在线数字介质数据库更完整地把档案馆和图书馆文件汇集吸收进来。
阿拉斯加-Fairbanks大学把档案性和口述史资料合并到普通图书馆数据库中的作法已经成为一个典范，它说明图书馆工作人员和档案工作者可以展开合作，向读者提供更广泛的口述史和其他文件汇集的利用。尽管档案馆和图书馆收藏着许多类型相同的文件，但是他们的编目或处理的方法是不同的。图书馆为单本书籍编制目录文件，档案馆则是为单个的文件汇集编制目录文件，大部分汇集中包含很多的文件和格式。许多档案机构不为其文件汇集编MARCA文件，而是依赖于“内部”档案数据库，人们可以从档案馆网站上而不是图书馆目录中搜索这些内容。因而，合作、合并后的特殊文件汇集和图书馆数据库系统的机会是令人兴奋并十分必要的。不仅图书馆?档案馆的合作为文件汇集提供了更多的利用机会，这个过程也会促进两个专业间更为深入的了解。
深入研究
Zachert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把口述史应用到图书馆尝试的重点是对目录控制问题的深入研究。1968年Zachert恳求各个图书馆抓住机会从新的存放介质(即录像带和卷轴)出发研究信息检索。正如以前曾经讨论过的合并问题，图书馆工作人员和档案工作者过去对声音资料问题采取系统的管理措施。Matter的口述史编目手册近年来已经促进了利用工作。现在， 口述史目录文件以标准格式出现在了国家和国际数据库中，如OCLC和RLIN，以及地方和地区性图书馆和档案馆中。这种格式允许用户对图书馆和档案馆馆藏进行有效的利用。
技术优势对利用能力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现在，声音图书馆工作人员和档案工作者现在正与律师、计算机技术人员和其他人展开合作，研究保护和利用问题。国家声音档案在线数据库(这是一个档案和口述史资料和图书馆目录的结合)对口述史副本的库房存放容量，网络访谈的全部录音内容进行全面调查，有效地促进了资料的作用。
当然，人们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并进行合作。随着口述史记录通过数字声音数据库向公共提供利用，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档案工作者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必须找出新方法，保证研究人员在利用口述史副本和录音时能符合资料的生成者的意愿以及做出的法律限制。另外，正如所有的声像资料一样，他们必须继续工作，在某种格式下保护这些磁带，或把他们转换到某种固定格式中，以供未来研究人员使用。当然，在声音和数字技术方面与专家和法律专业成员的合作是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因素。
除了需要对书目利用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人们还需要对Zachert文章中没有提到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档案工作者和图书馆工作人员需要考虑与口述史的费用和资金问题。1976年，Ronald Filippelli提出一种主张，认为由于口述史所需费用较高，档案馆在开展一个项目时应预见到资金可能成为这个项目的主要因素，项目要有特定的人员和支持服务。缺少任何方面“都会导致项目的草率完工??这些资金可以更好地用于整理现有的积存文件。”Filippelli强调，档案馆应积极地寻求外部资金，用以支持这种作法，各个机构应在这些项目上展开合作以聚集资源并提供经验。在SAAl988年的年会上，档案工作者讨论了比较口述史和传统文件处理的费用的重要性。但是近年来，这种研究没有受到相应的重视。
另外，档案工作者和图书馆工作人员需要抓住这个机会培训“准”口述史学者??学生、历史学家和公众，培训内容包括相应的访谈技巧和设备，对访谈对象进行背景调查的重要性，法律考虑，以及通过图书馆和档案馆馆藏提供口述史利用的价值的问题。档案工作者和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工作可以对访谈对象施加影响并展开教育，让他们懂得适当开展口述史工作的可能性，以及可以通过图书馆和档案馆与未来的利用者分享口述史。
最后，网络对档案馆中口述史作用的影响是潜在的并需要得到人们的仔细关注。伦敦的英国图书馆国家声音档案馆口述史馆馆长Robert Perks认为，对于将来的人们，网络上的口述史将位于档案民主化和普及的最前沿。由于档案馆档案的利用“不仅可以是远程的，而且可以是互动的”，所以“比起书面形式的记忆和解说”，它们将向“那些不准备造访档案馆和图书馆，或那些习惯口述史和图像资料的”用户开放。在二十一世纪，档案馆将通过多种媒介方法提供馆藏利用，包括“带有图片、照片、文件、副本和评论的声像记录。”这些方法不但需要与声音档案工作者、计算机专家、法律专家和其他一些人建立新型关系，它们还会通过提高人们对档案馆馆藏的认识扩展其用户基础，将档案从地下室中挖掘出来展示在公众面前。
结 论
通过对研究成果的分析，我形成了三个观点。第一，近十年来档案工作者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在口述史用于信息专业方面普遍缺乏研究成果，这反映了出版物的重心从文件策略转移到电子利用问题上。第二，档案工作者和图书馆工作人员之间、与其他专业人员之间需要展开相互合作，共同商讨口述史问题，他们需要建立伙伴关系，促进口述史知识的发展，这对档案馆和图书馆的宗旨及文件汇集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最后，档案工作者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必须加倍关注历史研究的趋势，满足不同客户的不断变化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口述史可以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
学术档案馆和图书馆的中心任务是提供信息，满足研究人员的需要。当然，美国早期的口述史部门采用了一种向未来用户提供一个更加完整历史画面的方法。毫无疑问，这些早期的部门与担负保护和捉供利用口述史资源的学术机构有联系。今天，档案工作者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和从事本专业早期研究的导师们为什么没有在口述史领域做出令人瞩目的成就?图书馆中的口述史的作用为什么还没有成为近来学术研究的一个讨论话题?
一个可能的回答是，在过去十年中，档案工作者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倾向于技术科学而不是历史。他们是“信息专家”，在网页开发、数字利用工具和数据库设计方面拥有专业知识。过去，大多数档案工作者经常具有历史专业的博士学位，而现在他们具有图书馆和历史双学位，并且他们工作的重点是为资料提供利用工具和法律知识，而不是深入的学科知识。很明显，过去十年中出版的及本文中回顾的口述史作品反映了这种趋势，主要内容是通过数字化和网络开发利用声音资源。
另外，口述史方法和程序是比较完备的。OHA和SAA的指南和策略勾勒出了口述史访谈和收集的程序，SAA的编目手册也受到了图书馆工作人员和档案工作者认可并广泛使用。现在，口述史已经不象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么“锋芒毕露”。研究成果的缺乏可能并不代表兴趣的缺乏，而是一种更广泛的接受。即使这种假设是正确的，人们仍然有充足的理由坚持认为信息专业人士更为关注这个领域。各学科之间无限的合作潜力，图书馆对员工、学生和团体扩大的服务、课堂教育以及通过口述史活动展开的研究工作都要求积极的，具有创新精神的论述。
只有极少数档案工作者选择在口述史作品中撰写口述史题材的文章，他们更愿意在档案性和图书馆期刊发展此类作品。但是，口述史学家超出了自身学科的限制，继续在选集、口述史读物和一些期刊上着重突出档案主题。档案工作者和图书馆工作人员采取单学科的方法，这种的作法与他们传统的性格内向者的形象十会吻合，他们愿意保管文件和书籍，而不愿与人交道。相比之下，口述史学家来自许多领域，可以与来自许多学科的同行们很容易地相互交流。正如James Forgerty指出的，与档案和图书科学领域的同行相比，口述史学家更放眼外界，本质上更愿意合作。就其本身而论，他们更倾向于寻求、接受和研究其他领域中的观点。
尽管人们有时没有遵循或接受与其他学科的合作及对它们的理解，它仍然对图书和档案活动各个方面起关键性作用。Lila Goff，James Fogerty，和Willli- am Moss已经在档案和口述史专业之间达成一座桥梁，将来，整个领域中的其他人应努力保持桥的畅通。Bruce Bruemmer号召档案工作者在口述史、图书馆和档案馆领域之间建立联系，他们不仅仅参加口述史会议，还要邀请口述史学者参加档案论坛。这种理论也适用于其他专业。博物馆专业工作人员、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计算机技术人员、公共图书馆和其他人可以对历史研究和文件保管需求和活动提供宝贵的意见。
最后，档案工作者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应了解其用户的研究趋势和需要。正如上文中表明的，口述史是这种文件开发努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合作是这个过程中的关键因素。档案工作者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应意识到文件汇集之间的隔阂，更需要熟悉他们的用户团体，记录下需要提问的问题，与校园中全体员工发展关系，增加他们对文件汇集主题领域的了解，找出该领域的专家，并与之取得联系。如果档案馆和图书馆与其用户的研究兴趣有关系并负有责任，他们必须通过口述史、积极的文件汇集拓展和鉴定工作找出并识别用户需要的资源。如果他们没有的馆藏中没有学者们需要的资源，这些学者就会到别处去寻找。至于最近出现的研究“档案”和其社会和机构基础的趋势，档案工作者和图书馆工作人员需要检查自己作为历史的历史监督人的作用。正如Francis Blouin呼吁的一样，信息专业人士应继续评价档案过程，并重视工作方式的变化和历史研究资料。
档案工作者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在口述史方面的作用是什么?1983年，一位口述史学家提出这样一种观点：“他们是合作者，评论家，同行，老师，朋友。”档案工作者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应承认口述史对历史文件的重要性，并在各个层次上(生成者、收集者和鉴定者)熟悉并从事这种活动。档案馆和图书馆的馆藏，以及它们提供文件利用的水平是评判这个专业的标准。
（陈慧涵摘自《外国档案工作动态》 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