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社会公众信息知情权开始得到尊重，[i][v]这从社会公众同政府信息的距离越来越近可得到最充分的反映。政府信息公开是国际上通行的惯例，目前全世界已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政府信息公开有利于公民实现其知情权利，可以保证公民无障碍地从公共档案馆等处获取信息资源。[i][vi]中国加入WTO后政府的运作体制逐渐同国际接轨，在行政过程中确保成为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法治政府已成为中国政府所追求的目标，其中政府信息的公开是一个起码的要求。与此相对应的是，普通市民常常需要通过查阅和知晓政府文件内容来确认他们应该享有的权利，这种愿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将逐渐增强。正是出于适应由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这种需要，中国档案界自2000年由深圳市档案馆率先开始及时向社会公众提供最新的政府信息以来，至2003年6月底，短短几年，全国已有480家档案馆开展了此项服务，[i][vii]而且其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继续着。
其次，当代中国已经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在实现这个目标过程中，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将是一项带有根本性意义的内容。人的全面发展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文化素质、道德修养、创新能力等全面提升是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从多方面吸取营养，而档案馆理应是吸取营养的重要途径之一。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公民与档案馆关系的密切程度多半同公民的整体素质有关，而且往往成正比关系。也就是说，公民的文化素养越高，其重视档案信息价值的重要性，自觉利用这一信息源的程度也越高。因此，随着人的全面发展，人们的素质将普遍得到提高，由此人们同档案馆的密切程度，必然会比现在有进一步发展。
服务理念和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很久以来，中国档案馆的服务对象和服务重点是政府机构、史志编撰的专业人员，如果从满足人民的知情权和适应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出发，档案馆对社会的服务理念和方式将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档案馆服务的重点将向社会大众转化，人性化、以人为本的服务将占据主导地位。按照以人为本的理念，众多档案馆已开始意识到构建以人为本利用环境的重要性，为此，营造方便舒适的利用环境和氛围，使利用者来到档案馆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使他们充分感到来档案馆利用档案，不仅是实现对所需档案信息的探求，也是对舒适环境和优质服务的一种享受，已成为档案馆的一种理想追求。当我们开始去策划和尝试以人性化和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推进档案馆开展的档案信息服务时，应该特别提出的是：档案馆要把提供档案信息个性化服务作为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档案馆提供档案信息的个性化服务有其客观的动因。首先，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使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日益多元化；第二，由于网际信息的爆炸式增长，迫使社会利用者已不满足对信息的一般浏览和利用，而是要求能够为之提供一种经过筛选、整合、优化的信息；第三，随着档案目录和检索系统建设的日趋完善和方便使用，利用者需要解决的难题将不再是如何查找档案信息，而是如何快捷有效地从档案信息的海洋中找到自己最需要的信息。而个性化服务就是针对利用者需求的发展提出的一种新的服务理念，也可以说是档案馆信息服务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信息时代档案馆提供的“个性化服务”大体上可以包括三方面内容：“档案信息服务时空个性化，在用户希望的时间和希望的地点得到档案信息服务；服务方式的个性化，能根据用户个人爱好及特点来开展档案信息服务；服务内容个性化，有针对性地开展档案信息服务，即使是同一问题的需求，所提供的档案信息服务也不是千篇一律，而是有针对性地使用户能够各取所需，各得其益。”[i][viii]
数字档案馆的来临，使“个性化服务的理念将会得到充分的宏扬”。由于“数字档案馆的利用者可以拮取数字档案馆馆藏中符合自己需要的数字档案信息，下载到自己的电脑硬盘中，使其成为自己的档案信息资源库”，因此“数字档案馆能够让利用者建立个性化的档案信息资源库”，从而使“档案信息用户的个性化需求能得到充分的满足”。[i][ix]
除了数字档案馆，个性化服务的具体方式和途径可以有很多，例如通过网络、电子邮件方式，为利用者提供专指性信息服务，通过现场专家咨询、双向互动方式，提供富有个性化的服务等等。而对传统公共目录建设的演变和深化，也可作为选择的方式之一。这种服务方式，犹如打造打开档案馆信息宝库的金钥匙。档案馆是一座蕴藏着各种有价值信息的宝库，要获得这些有价值信息的宝藏，需要各种金钥匙。以往档案馆的工作人员虽然在这方面作了不少艰辛的工作，但相对于社会需要，仍是微不足道的。金钥匙并不等于万能钥匙，它是一个系列，是一个能够满足各种个性化需求的系列。为了形成这样一个金钥匙的系列，档案馆必须密切关注社会利用需求的发展，了解和掌握馆藏档案信息的特点，找到两者最佳的结合点。个性化利用的特点决定了系列金钥匙的结构十分纷繁，需要针对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对象进行设计和制作。
档案馆在考虑和策划提供个性化服务之时，知识性服务也开始被引起重视。已有的经验表明，目前到档案馆利用档案，主要有研究型、工作查考型和个人查证型三种类型，分别表现出不同的利用特点：为工作查考和个人查证的利用者往往“只需要获得某一特定档案材料作为凭证，所以他们的档案查找目的十分明确，”而研究型利用者主要是“依靠自己的职业技能和专业修养”去进行判断，即判断何种档案信息对自己的研究有用，这种判断力又往往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和档案史料的不断挖掘逐渐得到增强。[i][x]未来的档案利用者会不会突破这三种类型？答案是肯定的，并且各类利用者表现出的利用特点也会呈现相互交叉的趋向。例如工作查考型和个人查证型的利用者，由于高效的信息检索系统的建立，他们也许不会满足仅获得某一特定的档案材料，而会在此基础上探求更多的相关信息，以使他们所要查证的事在档案信息方面能有一个最准确最全面又最权威的答案。除此之外，既非查证又非研究，只是为了从档案馆获取某一方面知识信息的利用者，随着档案信息在社会信息化过程中作用的凸现会逐渐增多，这就为档案馆知识性服务提供了需要和可能。
档案馆的知识性服务，是近几年刚开始的一种探索，因此有关其确切的概念界定和内涵还不很明确，但它作为未来档案馆更好地融入社会的一种方式，理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一些有识之士提出的关于知识性服务的特点对我们不无启发，值得关注。有学者认为：档案馆“提供档案知识服务时，档案人员不仅仅提供档案信息的借阅、咨询、编研等基本服务，还会利用现有的馆藏资源和可能搜集、利用到的一切与用户需求相关的知识服务产品。该产品不仅仅是对历史事实的重新客观描述，还反映了档案人员在进行知识服务时的思维过程和专业意见。档案人员的这种专业化服务对用户而言更具有实用性。”[i][xi]这里指出了知识性服务的两大特点：一是知识性服务融入了档案人员的思维过程和专业性意见；二是知识性服务对利用者来说更具实用性。也就是说，知识性服务不仅渗透和凝聚了档案专业人员的知识积累和专业贡献，也弥补了利用者的知识空缺。正是这些特点，反映了知识性服务把档案专业人员的工作职能向前推进了一步，同时也为更多的利用者带来了福音。由此可以认为，知识性服务应该是今后档案馆肩负的使命之一。知识性服务属于档案馆承担的一种更加主动的服务，其能够给利用者带来的最大好处是这种服务以经过整合和提炼的档案信息为载体，有效解决用户某方面急需的知识空缺。同档案馆常规的服务相比，知识性服务的技术“含金量”更高，对于利用者进行创造性劳动的辅助作用更大，从而更容易受到社会的青睐。目前在一些档案馆提供知识性服务还处于一种萌芽或不自觉的状态，例如上海市档案馆在其主办的上海档案信息网上开设的某些栏目的内容，可以视为是知识性服务的雏形，其受社会欢迎之程度，可以从这些栏目所发布的一些信息频繁地为其他传媒所重视而得到印证。[i][xii]
由一般的提供档案信息服务，到个性化服务和知识性服务，体现了档案馆使命的不断追求和完善，反映了档案工作者面临信息时代社会的发展变化所作出的与时俱进的应对。
保持档案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
在信息时代初起阶段，将海量档案信息方便地存储在有限的空间，并能够高效地将这些信息在同一时间供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利用者所利用，这曾经是档案馆梦寐以求的目标。如今，信息时代成熟的数字化技术和便捷的网络系统已经为档案馆实现这一理想揭开了序幕。现在，数字档案馆建设在一些档案馆已经起步，通过因特网远程查阅档案馆提供的包括全文和图像信息在内的档案信息也已崭露头角，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这种依靠现代信息技术来拓展档案信息的利用，其方式将更加新颖、更加方便实用和更具规模。但是，尽管不少有条件的档案馆在不长的时间里在这方面都能有所作为，保持档案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仍是一个值得予以重视的问题。
在信息时代，保持档案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是为了更好地去实现档案馆的理想，完成档案馆崇高的历史使命。档案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内涵十分丰富，这里主要强调的是社会档案意识与档案馆服务意识、服务手段和服务质量之间的互动。“社会的档案意识与档案界的社会意识是两个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且处于互动状态的事物。”“只有将档案（主要是指内容信息而言）融入社会之中，它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实现其价值，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社会各界才能具体体验并认识到档案的深刻社会意义与价值，真正感受到档案工作的重要社会功能。”[i][xiii]这段论述，精辟地揭示了社会档案意识和档案馆的社会意识两者的重要关系，其核心所在，是档案必须融入社会。以往档案馆工作的最大局限，就是忽视了这种互动关系，一些档案馆或者是被丰富和珍贵的馆藏所束缚，沾沾自喜，不思进取，或者是埋头于繁复的无止境的整理工作，见物不见人，长此以往，难免思想僵化，跟不上社会发展，难以满足社会利用需求，更谈不上根据社会发展趋势敏捷地作出反应，去做一些前瞻性工作。这种无作为的状况反过来也严重影响社会对档案馆的看法，认为档案馆同人们的工作、生活距离很远，它是档案的“天堂”，而非公民的“殿堂”，对于公民来说，档案馆似乎是可有可无的事物，离开档案馆，人们照样可以生活得很好。信息时代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档案信息对人们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影响正在日益显示，因档案信息作用的发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事例大量涌现，社会的档案意识正在逐步增强，这一切在客观上为档案馆促进并保持档案馆同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综上所述，为了实现档案馆的理想追求，最根本的仍是传统观念的转变和新理念的确立，新理念的核心是如何运用现代技术，使档案馆提供的档案信息服务更加贴近社会，更广泛地吸引社会大众，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需要，唯其如此，中国档案馆才能不辜负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期望，顺利地完成其光荣的使命。
[i][i]参阅谢凌奕：“档案与休闲”，《档案学通讯》2000年第5期；[英国]E?希格斯：“从中世纪学说到信息管理：档案专业的演变”，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编《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
[i][ii]、3[加拿大]T?库克：“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档案学通讯》2002年第2期。
[i][iv]张世林：“试论强化档案服务意识”，《档案学通讯》2000年第4期。
[i][v]有学者认为是“社会公众信息知情权的觉醒”，其实是对这种现有国情出于不同角度的表述。参阅薛匡勇等：“社会信息化背景下的档案工作”，《档案学通讯》2003年第3期。
[i][vi]王铭、吴佩华：“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与控制”，《中国档案》（北京）2004年第2期。
[i][vii]管思：“发展快，范围广，形式多??已公开现行文件利用工作述评”，《中国档案》（北京）2004年第2期。
[i][viii]黄夏基：“建立在信息化基础上的档案利用服务个性化”，《档案学通讯》2003年第4期。
[i][ix]方毓宁：“数字档案馆带来的新理念”，《档案学研究》（北京）2004年第1期。
[i][x]石磊：“论档案利用服务需求”，《档案学探索》（上海）2003年第4期。
[i][xi]徐欣娅：“档案知识服务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辨析”，《机电兵船档案》（北京），2002年第5期。
[i][xii]《上海档案信息网》“申城变迁”等栏目发布的有关上海城市变迁的资料，本身是对原始档案信息的加工整理和编撰，应视为是知识性服务的一种类型，这些信息因源于最原始的档案信息，系独家所有，故发布后已为多家网站和传媒所转发和利用。
[i][xiii]张辑哲：《维系之道??档案与档案管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