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绍霆
值此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回顾编研工作的发展，令人深深在感到，对编研工作认识的深化，不断引领着这项工作向着纵深发展。
一、中国档案工作的传统
“编研”一词，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末，盛行于改革开放之后。
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就无编研工作，就无各种形式的编研成果可言。任何事情，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因此，为叙述方便起见，笔者将历史上类似的工作统一称之为“编研”。
中国历史上的编研成果证明，这项工作古已有之。以抄纂成果而论，从《尚书》开始，大量典籍收录了帝王的圣训圣谕，官府的法令，臣工的奏对。编述成果，《春秋》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大事记。以数量论，依靠官府档案编修的方志无疑最具典型意义。著作方面，最先的史著大多是私人所为，著名的如司马迁修《史记》，他们祖孙三代都是史官，有条件接触档案，熟悉历史，才产生了这部伟大的史学著作。而从班固修《汉书》开始，逐渐形成了官修国史的传统。二十五史，都可以视作著作型的编研成果。
回顾中国历史上形成的这些编研成果，可以看出它们的两个基本特点，第一，它们都是以档案为依托而形成的。第二，大都由档案人员参预。虽说编订六经的孔子并非档案人员，还是应该看到，比如《诗经》依据的是太史挚整理过的大量各国国风、雅、颂之类的古代诗歌，比如《春秋》依据的是鲁国史官的记录。而太史挚、鲁国史官等等，正是当时掌管档案的人员。也就是说，孔子的《六经》也渗透着档案人员的劳动。
进入近代，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世纪初发现的重要档案文献，它们的整理出版主要由学者承担。如刘鹗编《铁云藏龟》，罗振玉编《殷墟书契》，王国维编《流沙坠简》。一些学者从国外抄录档案资料，如萧一山编《太平天国丛书》，王重民编《敦煌曲子词集》和《敦煌变文集》。还有，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就编有《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它不光是党史研究的权威资料，政治上的作用更不能低估。建国后，中国史学会编了包括11个专题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前身南京史料整理处开始编纂《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前者是聚集了众多史学大师全国性学术团体，后者当时还是历史研究部门的一个下属机构，它们都加入了汇编档案的行列。现在回顾这六十来年许多人称之为编研成果的那些作品，给人以一个相当强烈的印象，似乎编研就是抄纂，就是档案汇编的代名词。
这个现象，不能用“好”还是“不好”作出绝对的评价。它有贡献，确实让人们感到档案是十分重要的材料，引导人们重视档案。它还形成了一批丰硕的成果，实实在在地嘉惠后学，证明了“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书，不可轻议也”。单从档案编研学的角度来看，它也带来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汇编档案文献的高潮，所蕴含的经验也是够丰富的，值得认真加以总结。然而，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这个高潮让人感到兴奋之余，不能不想到历史上形式多样的编研成果这时候到哪里去了？这些作品虽然大量来源于档案，档案工作者的身影却很少见到了。
在近代中国，大概只有1925年成立的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具有档案馆的资格。继起的档案馆要一直到50年代才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档案工作者的缺位自然是不难理解的。如果再来考察一下中国档案工作的历史，更能看到这种情况同长期以来档案人员地位低下有关。殷周以降，档案工作和档案工作者日趋边缘化。殷商掌管档案的巫和史，都是掌控最高知识和智慧的人，参预或者说是决定军国机要的重臣，也是贵族子弟的导师，地位之高无以复加。以后每况愈下，至有清一代，档案实际上已经被不入流的书吏掌控。20世纪开始之际，档案人员已经没有能力来发挥档案所应具有的资政、存史、教化诸功能。这付担子不能不让别人来挑，让本来没有档案工作背景的一些学者来完成。
罗振玉诸人能够在抄纂方面异军突起，也不是偶然的。他们是学者，懂得资料对于学术研究的价值，懂得档案的价值，也有能力体现档案的价值。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作为学者的他们，只可能从自身的学术背景出发，利用档案来推进自身的学术研究。因此，不能希望他们能提供形式多样的编研成果，那不是他们的工作。甚至现在把他们的抄纂成果算在档案编研的头上，多少有点“掠人之美”的意味。还应该看到，他们大多为一代宗师，影响极大。宗师倡导于前，景从者响应于后，必然蔚成风气。20世纪大半时间里抄纂盛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个因素可能也有影响。建国后，苏联专家来华教授的档案学课程包括文献公布学。这门课程，成为日后档案文献编纂学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建国之后一批抄纂工作者也加入了研究抄纂理论的队伍。以至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既有成果显赫的实践，又有来头颇大的理论，抄纂的地位自然得到空前的加强。在这种情况下，档案部门能够提出“编研”这样的概念，应该是很有勇气之举。
在讲到“编研”概念的提出时，有一个情况是不能不提及的。
1959年6月，谢觉哉在全国档案资料先进经验交流会上提出了两步整理法：“头一步，把这些材料有条不紊地收集起来。……第二步，就是从这些材料里边抽出好的来编成书。仅有第一步的工作是不够的。因为档案这么多，不可能都去看，不去看就得不到利用，它必须接着有第二步的工作。”（见《档案工作》1959年第6期）
5年之后，裴桐进一步阐发这个看法：“在档案文件系统化整理的第二步整理工作，不是档案文件本身秩序的整理，而是档案内容所包含的资料的整理。这种工作我们过去叫做文献资料汇编。”（见《档案工作》1964年第3期《档案馆档案的整理和研究》）
因此，“编研”的提出，可以说是上下呼应的结果。由于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探索，一直要到80年代才开始在全国范围得到认同。
有些人提出，重视编研工作是中国档案工作的特色。但是笔者认为，与其说这是“中国特色”，还不如说是中国档案工作的优良传统。
因为讲到“特色”，就隐含着“只此一家”的意味。事实上，在国际档案界重视编研工作，或者说重视对于档案内容的开发的，并非只有中国，至少德国在这方面也相当突出。有人指出，柏林－达尔姆档案学和高等历史研究院在德国档案界的地位十分重要，许多档案部门的骨干出自这所学校。但是它只收史学博士，即接受过全面史学方法训练的学者。正是有这样的背景，他们的档案管理层提出，理想的档案人员是历史学位加短期档案学位的培训。以致在德国档案界一般会认为，档案工作者必然是一个历史学家。早在1919年德国帝国档案馆成立后，为冼刷战争罪名，当时就采取了有选择地提供档案和撰写文章的做法。这样做当然不足取，但是由此形成了德国档案界史学气息日益浓厚的局面。以致现在德国一些档案人员反而抱怨要接收的档案太多，要花费太多精力从事编目整理，影响他们对于档案内容的深入了解和研究。
同德国相比，中国的档案人员开展史学研究要早得多，我们更有资格把它看成是自己的优良传统。
还可以看一看台湾和香港的情况。香港长期以来档案工作中没有编研的影子。而台湾不同。它们的党史会、国史馆，都收藏着大量档案，实际是档案馆。而它们的工作就不光是保管整理而已，都开展了与我们所说的编研完全雷同的工作。何以港台两地会有此差别，无非是台湾的档案工作，不能不受中国传统的影响。，而香港则不然，它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更多地受到英国的影响。两岸三地，编研工作情况的差异，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说到这里，有必要补充说明。今天的档案编研工作内涵已经大为扩展：它不只局限于史学领域。档案本身是人类知识的宝库，任何人类的实践活动都可能产生档案。任何档案都有可能被用于编研工作。所以，应该是档案内容涉及什么学科，就应该有这一方面的编研工作，提炼积累相关资料，深化对这些资料所反映问题的认识。
二、档案工作改革开放的先锋
今天能够讨论档案编研工作的一些问题，应该感谢改革开放给档案工作带来的大好局面。正是改革开往之后，中央决定开放历史档案，给档案工作的发展带来历史性机遇，使得编研工作有了空前的发展。当然，这种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改革开放之初。档案工作恢复整顿期间，众多档案馆的编研工作，几乎无例外地从抄纂工作着手。当时，各级档案馆出版了多种专题的档案汇编。以中国第一、二历史档案馆率先创办《历史档案》为先声，不少档案馆也办起同类刊物。这些刊物以大量篇幅公布档案，还刊载根据档案撰写的史学论文，它们可以归入编研成果中的著作一类。档案部门出书办刊，开创了档案编研工作自建国初期之后的又一个高潮。
中国档案学会编纂专业委员会于20世纪末编辑出版了《中国档案文献辞典》。它实为先秦至1995年间档案文献抄纂成果提要的汇集。据该书《说明》所载，凡先秦至建国止，出版的档案文献书刊词目为1800余条，建国后则有1900余条。虽说建国后的词目包括了文革前的一些抄纂出版物，但那一部分数量有限，大量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各档案馆所办刊物上抄纂公布的档案。以短短十年，能有如此多量的抄纂成果，当时各档案馆档案抄纂风之盛可见一斑。
回顾这一段时期的工作，人们不难发现抄纂工作当时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党中央要求档案部门开放历史档案。以抄纂的形式公布档案，响应了党中央的号召，让编研工作充当了档案部门改革开放的先锋角色。大量的抄纂成果满足了学术部门的研究需要，学者们给予了高度评价。从档案部门自身而言，抄纂工作发展的直接结果是发掘了一批档案史料，提高了档案馆的社会知名度，培养了一支编研工作人员的队伍；除此而外，还促进了档案部门其他工作向更高水平发展。因此，对这一时期各档案馆的抄纂工作，必须给予充分的肯定。
这个高潮持续时间并不太久。原因很多，其要者不外乎以下几点：从外部看，大致到80年代末，只靠抄纂单打一的局限性很快显现出来。不少以公布档案为主的刊物，因为读者面较狭，难以为继。原来盛极一时的档案专题汇编的出版，也因图书市场的变化而逐渐低落。更令人感到担忧的情况出现在档案部门内部。编研工作在开放历史档案的进程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原先就并不被完全认同。当编研工作遇到一些困难之际，档案部门中出现一些不利于编研工作的声音。诸如“开放危险，‘保密’保险”，“编研工作得不偿失”之类，不一而足。至八九十年代之交，更有来自国家档案局高层的声音：基础工作是第一位的工作。这就直接将基础工作与编研工作对立了起来。由此，编研部门被压缩、编研人员被精减，成为自上而下较为普遍的现象。一些国家级的档案馆有些编研工作部门更是成建制地被撤销。一位在边疆省区档案馆工作的编研人员披露，他们档案馆的负责人公开扬言，编研成果由单位出钱，让编研人员出名，他不干。这是比较极端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编研工作遭遇到的困难是不难想象的。
也就在这个时候，编研工作者开始探索摆脱难局之路。
笔者认为，杨冬权的《大编研：档案编研工作的新趋向和新出路》，是这种探索中出现的特别值得重视的一篇文章。这文章发表在《档案与史学》1994年第2期。他主张，“档案编研的主体和客体不断拓展，范围不断扩大，形式不断更新，影响不断增强。这一切可以概括为从‘小编研’向‘大编研’的转变。”在他看来，“传统的档案编研，实际上主要就是档案馆、室以书刊为载体汇编档案在一定范围内加以公布。”“我们可以把这称之为‘小编研’。而今天业已出现雏形并在今后将进一步成熟、拓展的‘大编研’，则是对以往那种‘小编研’的全面扩展和纵向延伸”。他提出，“大编研”的“载体除了书刊等印刷物以外，还有录音、录像、光盘、缩微胶卷等；它的形式除了文件汇编外，还有档案资料目录汇编、档案资料内容介绍或提要、档案资料的考证或评介、对档案资料经过研究加工而编写的有关资料或撰写的研究论著以及各种文学艺术作品等”。依笔者之见，所谓“小编研”，大概指的就是抄纂，而“大编研”，就是包括抄纂、编述、著作等多种形式在内的，现在通常所说的编研。
这篇文章，至少对上海市档案馆的编研工作，对笔者本人，带来很多启示。1997年，笔者以《十年辛苦不寻常》为题撰文，回顾上海市档案馆在利用工作，包括编研工作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认为有四个方面的进步：服务对象逐步向社会大众扩展；形式灵活多样；注意高新技术的应用；紧跟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扩大与国内外有关各方的交往，为创建开放型档案馆而努力。文章中提到，“不可能要求社会大众象上图书馆一样频繁地上档案馆来。档案馆更多地应该‘送货上门’，把各种档案史料经过充分的整理加工，形成他们容易接受的种种编研成果，如展览会、电视片，各式各样的生动的读来兴趣盎然的大小文章等等”来吸引人。可以相信，上海市档案馆在这条探索之路上取得的成果，只是全国各级各类档案馆和更多的档案机构在编研工作中所取得成果的一个缩影。
统计资料表示，在十五期间，全国各级各类档案馆公开出版的编研成果有2200多种，8亿8千多万字，内部的有5千多种，6亿多字。这些数字表明，这一时期的编研工作已经突破了改革开放之初的水平。如果新编一部《中国档案文献辞典》续编的话，它所容纳的内容，应该是更为可观的。
突破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还包括编研成果形式的创新。
虽然传统的抄纂型成果继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在编述型成果中，不再是大事记、组织沿革等老牌品种的天下，专题目录、年鉴、摘报等新品种崭露头角。上海市档案馆编辑《档案信息摘报》，成了提供资政服务的主要渠道。有的档案馆编辑出版年鉴已经成为常规性工作。由档案部门编写方志，也不是个别的现象。著作型之中，档案工作人员撰写学术论著不再是稀罕事。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不少编研成果还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中央档案馆和国家档案局举办的《肩负人民的希望——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展》、《毛泽东档案展》、《世纪伟人邓小平——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展览》、《百年陈云——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展》、《中国历史档案文献珍品展》，上海市档案馆举办的《城市记忆》展，以及各地档案馆举办的许许多多展览，受到广大参观者欢迎。中央档案馆拍摄的《共和国的脚步》、《红旗飘飘----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今天》等多部档案文献电视专题片，上海市档案馆拍摄的《追忆》百集系列电视专题片，纷纷登上荧屏，为爱好者所喜闻乐见。2005年，中央档案馆的《日本侵华战犯笔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台湾光复纪实》、上海市档案馆的《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1937-1945）》等，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确定为纪念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重点图书。上海市档案馆组织编写的《城市记忆丛书》，福建省档案馆的《老城市》系列，代表了一些档案馆在探索以新形式开展编研工作方面取得的新进展。它们图文并茂，适应了现在图书的流行趋势，但是又不降低格调，坚持了档案部门的传统，充分展示了档案特色，受到读者的欢迎。类似的情况在这里无法一一列举。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尽管道路曲折。由于党的开放历史档案的方针深入人心，由于档案部门上下齐心，由于众多工作人员的努力，编研工作还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编研成果数量多，水平高，编研工作的路子正在越走越宽，编研人员的水平也正在逐步提高。毫不夸张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档案馆由封闭走向开放。在这个过程中，编研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成为档案馆开放的一种指标。档案界内部，可能会用开放档案的数量或是比例大小、接待人数的多少之类的指标来衡量一个档案馆的开放程度。而在档案部门之外，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更多的人会从编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来观察档案馆的开放程度，档案部门工作水平的高低。因为这是他们所能看得到的，对他们来说更直观。
三、档案工作发展的龙头
前上海市档案局局长刘南山在2001年第一期《档案与史学》上发表了《编研工作是档案工作的龙头》，引起了档案界同行的注意。有些同志称，此文有石破天惊的感觉。事后，刘南山自称，他是不知深浅，冒叫了一声。但是，这一叫至少对上海市档案工作是极大的推动。上海市档案馆，开始拓宽编研工作思路，在刘南山局长主持下创办了《档案信息摘报》，资政服务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也正是有了《档案信息摘报》，市委市府领导更加重视档案工作，上海市档案馆外滩新馆由此而来，上海市的档案工作更是开了一个新生面。
从上海市档案工作的实践不难看出，把编研工作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是重视它，还是认为可有可无，对档案工作的影响甚至是难以估量的。
按照《矛盾论》的观点，档案工作众多的环节，可以算是许多矛盾，或者是矛盾着的各个方面，其中必然有一个起主导作用的主要矛盾，或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了主要矛盾，或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许多复杂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什么是档案工作的主要矛盾呢？
现在不少人将档案工作分为“收”、“管”、“用”三部分。过去比较强调三者之间的联系，认为它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较少注意它们之间存在的主从关系。“收”，是档案工作的源头，影响至深且大。“管”，包含的内容丰富，其中有不少工作被档案部门称为基础工作。它们对档案工作的影响之大，也是不言而喻的。“用”，从整个档案工作的过程来看，它位于终端。但是，保存档案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用”是档案工作的目的所在。不管怎么说，“收”和“管”最终都是为了利用，应该服务于利用。舍去了“用”，“收”和“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且，从“用”的过程中，又会发现不少问题，反馈过来，影响和调节“收”和“管”的工作。因此，从表面上看，“收”和“管”会影响“用”，但是从根本上说，“用”才是检验整个档案工作好坏最关键的所在。以“用”作为档案工作的主导方面，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一个系统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与外界的能量、物资和信息的交流。以前档案部门很封闭，只是从外面收集档案保管起来，却很少向外界提供信息，缺乏交流，也就缺乏生命力。之所以说封闭型的档案部门缺乏活力，应用了系统论的观点，就不难理解。现在大家都说要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正是与外界实现了比较广泛的交流，档案部门就活了起来。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应该是档案部门的工作人员不能忘却的。由此可见，包括编研工作在内的利用工作，承担向外发布档案信息的重任，是档案部门须臾不可缺少的。
过去的档案学著作将档案工作分为六个环节，利用是其中之一。现在有著作提倡八环节之说，多了编研和著录两个环节。笔者认为，无论是利用和编研，都是提供档案信息给需要者使用，从这一点说，它们并无区分，完全可以合成大利用的概念。没有必要将编研提升“级别”，提到工作环节这一的地位上来。可以认为，“编研是档案工作的龙头”的命题，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利用工作是档案工作的龙头”。这并不是说笔者有意否定编研工作的重要性，只是将编研工作准确定位而已。
从整个利用工作来看，编研工作无疑是其中最活跃的一部分。档案馆设置了阅档室，但是基本上要等利用者上门以后才能为他们提供服务，多少带有被动的意味。现在许多档案馆深感少人问津之苦，虽然想了许多办法，根本改变这样的局面恐怕不是短时间内所能见效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加强编研工作更显得必要。它以主动服务为显著特点，是档案工作者利用馆藏档案资源，编制成适合不同读者需要的编研成果，主动提供给他们利用，从而使档案所具有的潜在的价值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这种主动性，是其他形式的利用工作所不具备的。
应该注意，我国有关档案工作的法规中已经对编研工作作出了规定。特别是在《档案法》中，明确规定：“各级各类档案馆应该配备研究人员，加强对档案的研究整理，有计划地编辑出版档案材料，在不同范围内发行。”这是第一次将编研工作在国家法律层面上作出规定，也就是说，编研工作是被国家法律所承认和规定的。
附带说一下“以利用工作为纲”的问题。这个口号是在大跃进年代提出的。在实际贯彻过程中出现了不少违背档案工作基本规律的做法，后来受到批评，放弃了这一口号。事隔40多年，重新审视这个口号，可以看出其中还是含有若干合理的成份。不能把孩子与脏水一起泼掉，可以吸取其中的合理部分。
同刚提出编研这个概念时相比，或者同20年前相比，编研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是不是可以就此满足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人们的需求是没有止境的，他们对编研成果的要求也不会有止境。这就迫使我们不断去探索，去寻求编研工作新的生长点。同时，高新技术、各种新颖材料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为编研工作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处在这样环境之中，可以预期编研工作会有新的发展。
需要注意的，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人们普遍关注的信息化，将使档案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信息化可能带来的变化的迅速程度、广泛程度、深刻程度，恐怕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如果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档案工作很可能在由信息化引发的变革中遭遇到严峻的考验。事实上，有些地方已经出现由信息中心取代档案馆的苗子。如果不在信息化过程中有所作为，在不远的将来档案工作就可能被边缘化。一些档案部门的领导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注意到这个问题。
笔者认为，在信息化带来的机遇中，编研工作应该有用武之地。不争的事实是，海量的信息不经过整理加工，是无法让需要者使用的。传统意义上的编研工作擅长的，就是信息的整理。当然，书面的文字信息与电子信息应该有很大的区别，整理的方法也会有很大的差距。现在已经有不少文章在讨论信息时代的编研工作。笔者很钦佩这些作者的远见。有这样理论上的准备无论如何是一件好事。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档案工作的信息化还处于初级阶段，或者说预备阶段。电子信息的整理还缺乏必要的实践。在这种情况下，探讨信息时代的编研工作如何开展，至多是一些预测。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还有待于电子信息的编研工作真正开始之后才能见分晓。而这恐怕是大量的电子档案出现之后的事。
笔者也不认为我们现在只能无所事事，空自等待。比如说，现在有网络，许多档案局、档案馆已经开设了网站，问题是点击率普遍不高。如果在网站上多登载一些有吸引力的编研成果，就可能形成双赢的局面。还有，现在出现了电子书。它不以纸张而以电子材料为载体，文字、声音、图像，包括动态的图像合在一起，对于人的感官绝对是强烈的冲击。想来应该是可以能拿来为编研所用的。
要在高新技术的应用方面有所突破，肯定对编研人员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编研人员必须要懂一点高新技术，必须是复合型人才。很难想像，一个不懂电脑，不会操作必要的电脑软件的一些编研人员能制作一个优秀的电子书之类的编研成果。也很难想像，一个不知电视片为何物的人，能够编写一部出色的专题片脚本。笔者无意提倡由编研人员包揽从构思到制作的全过程，必要的合作者还是少不了的。笔者的意思只是说，懂一点高新技术，则编研人员与相关的专门技术人员沟通起来会更容易些，对提高成果质量会有更多的帮助。
应用高新技术只是编研工作创新的一个方面。另一个可能更重要的方面，是要关注人们阅读欣赏口味的变化。缺少了这一点，任何创新只会沦于闭门造车。大家已经知道，欠的编研成果要为各种人服务。他们会有不同的口味，而且这种口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不注意到这一点，就会落后，就会失去我们想要的读者。读者始终是我们的“上帝”。要想讨“上帝”的喜欢，就必须对“上帝”的胃口。研究他们的口味，就成了任何编研成果一定要做的“功课”
总而言之，编研工作在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档案工作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曾经为档案工作的发展出过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格局依然没有改变，或者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还得到了加强。面对信息化浪潮的掀起，编研工作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笔者坚定地相信，有着优良传统的档案工作者，一定会克服困难，战胜挑战，在新形势下让编研工作更加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