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三通”与“十通”的编纂
所谓“三通”，即《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三书的总称。这三部书，虽然都是通史，但《通典》和《文献通考》是专记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典制通史，而《通志》则是一部纪传体通史，与前两书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完全不同。清统治者好大喜功，将《通志》与《通典》、《文献通考》并称“三通”。“续三通”的内容上接“三通”，下至明末而止，清三通的历史止于乾隆五十年（1875年）。清光绪末年，刘锦藻修成《清朝续文献通考》一书，上接《清文献通考》，止于宣统三年（1911年）计一百二十六年。后人就将“三通”、“续三通”、“清三通”称为“九通”，加上《清朝续文献通考》合称为“十通”。
1、《通典》的编纂
《通典》是一部专门叙述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通史。唐代以前，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述，都保存在纪传体史书的志中，如《史记》的八书，《汉书》的十志等等。然而记载典章制度“贵在会通古今，观其沿革”，而各史均断代为书，其所记典章如不追叙前代，则源委不明；若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唐玄宗时所修的《唐六典》“其本原设官因革之详，上及唐、虞，以至开元，其文不烦，其事赅备，可谓善著作者。”[i] 《唐六典》虽然是以记述唐代典章政令为主，但对历代的制度沿革等也作了一番追本溯源的工作。唐开元末年，史学家刘知几的几子刘秩曾依照《周礼》六官的职掌，分门别类，编《政典》三十五卷，分礼、户、吏、兵、刑、工六纲，书成“大为时贤称赏”。《政典》经过杜估的推寻，感到无论是条目设置还是材料取舍均不能令人如意，遂决心加以扩充，经过三十余年“竭愚尽虑”的辛苦，才完成了这部二百卷的巨著《通典》
《通典》的材料来源主要有几个方面：（1）唐以前正史中志的材料。杜佑在叙述唐以前典章制度时，把分散在各史正中的有关材料集中起来，按年代顺序编排，条分缕析，说明制度的变迁因革。（2）采录汉魏文集和奏章中的有关材料，补充正史记载的不足；（3）广泛搜集充分利用当代文献资料，《通典》所载止于唐玄宗天宝末年，凡当时所能见到的有关唐初典章制度建置的史料，均尽量采录，如礼典部分，就采用了《大唐开元礼》、《唐六典》等书。
《通典》全书二百卷，分为八门，即：食货典、选举典、职官典、礼典、乐典、刑典、州郡典、边防典，而刑典又分为甲兵和五刑二部，故或称八门，或称为九门。各门之下再分为目。其门类的设置虽略仿《周礼》的六官，但贯穿了其自己的思想。他说：“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兴乐焉。教化附，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际，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 政治的基础在经济，统治的力量在职官，国家的安定在边防，这是杜佑制定《通典》编纂体例的基本指导思想。
《通典》细目分为：（1）食货：田制、乡党、土断、版籍、赋税、户口、丁中、钱、漕运、盐铁、鬻爵、榷酤、算缗、杂税、平准、均输；（2）选举：历代选举、考绩制、杂论议；（3）官职：历代官职要略、三公、宰相、尚书、御史台、诸卿、武官、东宫官、历代王侯封爵、州郡、文散官、禄、秩品；（4）礼：历代沿革礼、开元礼；（5）乐：历代沿革、十二律、权量、歌舞、清乐、郊庙舞议；（6）兵：叙兵、法制、料敌致胜、间谋、抚士、示弱、佯败引退取之、避税、以逸待劳、行军下营、攻其必救、按地形知胜负、围敌勿周、因机设权、敌无固志可取之；（7）刑：刑制、杂议、肉刑议、守正赦宥、宽恕、囚系、舞紊、峻酷；（8）州郡：序目、古雍州、古梁州、古豫州、古冀州、古兖州、古青州、古徐州、古扬州、古荆州、古南越；边防：东夷、南蛮、西戎、北狄。
在编纂方法上，《通典》并非简单地按类循目编排资料，而是有其独到之处：（1）博采群经诸史，注重实用。儒家著书立说，往往有“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毛病，所以杜佑在搜集资料时，凡“事非经国理法程制”，无益于世的均“所不录”。即使是有用的资料，也并非如水禽取鱼，四面杂陈，大小并收；而是“采拾其精华，渗瀌其膏泽，裁烦以趣约，裁疏以就密”，即将材料经过严密的去粗取精，剪裁熔铸，使之约而不烦，密而不疏，把历代典章制度的兴废沿革叙述的条理分明，利病俱显。（2）是今非古，详今略远。儒家是古非今，认为今不如昔，要“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杜佑则认为，时代是发展的进化的，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损益也要“随俗适时”，因此，《通典》所述制度，自隋而上，大抵举其纲要，略述沿革发展，而对于本朝唐的典制，则特为详悉。如对时人杨炎推行的两税法，杜估就极力称赞，说“自建中初，天下编甿百三十万，赖分命黜陟，重为按比，收入公税，增倍而余，遂令赋有常规，人知定制，贪冒之吏莫得生奸，狡猾之田皆被其籍。诚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ii] 并引录了许多有关两税法的执行情况的有关资料加以说明。（3）引用资料均加以诠释或以旁注形式说明。《通典》引用资料，先秦以前，出于经传的，如《周礼》等记载的典制等，均加以详细诠释。秦汉以后，有关典制的记载增多，对不同的记载，尽量载入，不能载入者用旁注加以说明。这是一种较好的编纂方法，并为后来修《续通典》时所采用。
典志体虽不是杜佑的首创，但自杜佑《通典》以后，历代就陆续出现了许多典志体的史籍，成为史籍中重要的体裁之一，其编纂方法却是杜佑所创立的。《通典》的主要价值不在于保存了特殊的史料，而在于编排组织的完善，使分见于编年和纪传体史书中的材料，在以类相从的新形式下重新予以适当的组织，令人容易得到完整而有系统的概念，这是唐以前各种史体都不能达到的。所以《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它“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纪载，详而为烦，简而有要，原原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记问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
2、《通志》的编纂
《通志》是一部纪传体通史。撰者郑樵，字渔仲，南宋兴化军莆田（福建莆田）人。居县内之夹祭山读书讲学三十年，时称夹祭先生。郑樵平生“好著书，不为文章，自负不下刘向、扬雄。谢绝人事久之。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乃去。”[iii] 郑樵“三十年著书，十年搜访图书”，其著作有八十余种，其中《通志》是他毕生心血的结晶。《通志》全书二百卷，五百多万字，包括本纪、列传、世家、载记、年谱、略六门，体例完全仿照司马迁《史记》，只不过是改书称略，改表称谱，另外再加一个载记，其实质仍是一样。因此这部书向来很少得到好评，或指斥它“漏略百出”，或批评它“语多袭旧”等等。不能否认，郑樵在修《通志》一书时，纪传部分多是沿袭旧史而缺少融会贯通之功。但《通志》中的《二十略》则不应在此列，《二十略》是郑樵全书的精华。
《二十略》的性质与《通典》相近，其篇目为：氏族略、六书略、七音略、天文略、地理略、都邑略、礼略、谥略、器服略、乐略、职官略、选举略、刑法略、食货略、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金石略、灾祥略、昆虫草木略。其中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五略为前人所有，而其他十五略则为郑樵独创，对此郑樵也很自负，他在自序中称：“凡十五略出臣胸臆，不涉及汉、唐诸儒议论”，其他五略“虽本前人之典，亦非诸史之文也”。这种说法还是比较符合事实的。历代记载典章制度的史书包括杜佑《通典》，多偏重于政治、经济、军事制度沿革变迁的记载，而郑樵则将此范围进一步扩大，增加了学术史和社会史方面的内容，这不能不说是郑樵的独创。如列于首位的《氏族略》是属于社会史的范畴。氏族制度的研究与史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关系，而近代氏族研究已经成为史学中的重要分支之一。郑樵早在当时就提出了这一问题，而且对南北朝以来盛行的谱谍书之学提出了批评，建议打破郡望门阀的界限，以朝廷职位爵名来谱列氏族以代替旧日的郡望谱列法，他说：“先天子而后诸侯，先诸侯而后卿大夫，先卿大夫而后百工技艺，先爵而后谥”，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绳绳秩秩，各归其宗，使千余年来湮源断续之典灿然在目。”他认为应审慎对待个人所修家谱，认为“只本人家谱籍无足信也”，“大抵氏族之家言多诞，博雅君子不可不审”，提出了谱谍的编纂方法。其他如《金石略》著录历代的钟鼎碑刻，《图谱略》指出图表的重要性，《艺文略》区分图书为十二类，著录了所知之书；《六书略》、《七音略》讲文字、音韵之学；《校雠略》论整理和著录图书之法等等，多有真知灼见。
在《校雠略》中，郑樵对如何搜集史料、储备史料、校勘史料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可贵的方法和意见。他在《通志·总序》中曾明确指出：“册府之藏，不患无书，校雠之司，未闻其法。欲三馆无素餐之人，四库无蠹鱼之简，千章万卷，日见流通，故作校雠略。”在书中，郑樵提出了求书八法：一曰即类以求，二曰旁类以求，三曰因地以求，四曰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曰因人以求，八曰因代以求。并详细地论述了求书的途径，如“凡星历之书，求之灵台郎，乐律之书，求之太常乐工”等等。这样循着各行专业去找专门的书，自然是最好的求书途径了。郑樵还十分强调分类的重要性，在《艺文略》中，将图书目录分为十二大类，每类下又分子目与细目，十分完备。郑樵认为，类例有“存书”和“明学”的两大功用，他说：“学术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观图谱者，可以知图谱之所始；观名数者，可以知名数之相承。谶讳之学，盛于东都；音韵之书，传于江左。传注起于汉魏，义疏成于隋唐。观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这些意见，不仅对历史学家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对档案文献的搜集、分类与保管工作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对于郑樵在校雠学上的创新，章学诚评价甚高，他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会于向、歆讨论之旨，因取历朝著录，略其鱼鲁豕亥之细，而特以部次条例，疏通伦类，考其得失之故。而为之校雠，盖自石渠、天禄以还，学者所未尝窥见也。”[iv]
《金石略》则进一步扩大了档案文献的范围，把金石之学提到了应有的位置。金石彝器的出土，历代皆有，但大多将其视作珍稀之物鉴赏把玩。到了宋代，学者开始重视研究，出现了一些著录古器物的书籍，如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等，所著录的古器物，不下数千件。而郑樵独具慧眼，看到了其不可替代的档案文献价值。他说：“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貌。……今之方册所传者，已经数千万传之后，其去亲承之道远矣。惟有金石所以不朽，今列而为略，庶几式瞻之道犹存焉。且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以见唐人之典则，此道后学安得舍诸！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自秦迄今，惟用石刻，散失无纪，可为太息。”[v]金石文字材料不仅可以作为古代历史的直接见证，和书本史料互相印证，还可视为直接的档案文献材料，以补充书本记载的不足。
又如《图谱略》也是如此，对于图、表的作用，历来均未予以足够的重视。郑樵则认为图、表和书应该是互为补充，缺一不可。他称赞司马迁《史记》十表说：“《史记》一书，功在十表，犹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vi] 讲到书与图的关系，他说“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vii]他还列举了天文、地理、宫室、器用等十六种为例，认为凡此十六类，如仅有书而无图，则用功大而收效微。又说：“为天下者不可以无书，为书者不可以无图谱。图载象，谱载系，为图所以周知远近，为谱所以洞察古今。”[viii] 由此可知，郑樵强调编纂史书必须做到图文并茂，研究学问应做到图文并重，只有这样，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这些见解在今天看来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3、《文献通考》的编纂
《文献通考》是继杜佑《通典》以后，又一部专记历代典章制度的专著，作者是宋末元初的史学家马端临。马端临，字贵与，江西饶州乐平人。其父马廷鸾，曾任国史院编修，著述甚丰，宋末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宋亡，马端临隐居不仕，“著《文献通考》以补杜佑《通典》之阙，二十余年而后成书”。[ix] 据顺治《乐平县志》所载李谨恩《通考序》可知，在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就已成书，此时作者已经五十四岁。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诏刻《通考》时，马端临还曾受命携带原稿到杭州校对。
马端临编纂《文献通考》的目的，据他自述，一则是由于《资治通鉴》“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再则认为《通典》“不无遗憾”，“未为集著述之大成”，于是自己便“有志缀辑”。历二十余年，始成此书。
《文献通考》的材料来源大体取自两个方面，一是旧籍，二是当时学者的议论和朝臣的奏疏，这也就是作者将书名冠以“文献”两字的原因。马端临自称：“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x] 由此可知《文献通考》所选的材料，不仅限于旧有的文字的记载，还扩大到了口述历史的范围，因为对于制度的兴废沿革变化，仅靠文字的记载显然不足，而当事人的回忆叙述或议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某些缺憾，补充文字记载的不足。马端临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将其作为撰著《通考》的材料来源之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
《文献通考》的编纂方法，是将原始材料先按门类排列，然后依时间先后顺序一条一条地记载。但《通考》不同于《宋会要》，它不限于排比材料，而是有叙述、有考证、有论断。《通考》的每一条目，凡引自经史之文，一律顶格书写；诸臣奏议低一格书写；诸儒议论再低一格。每条材料前面，通常冠以“某人曰”，凡引用他父亲之言，则作“先公曰”。他自己的意见一律用“按”字来表示。《通考》所引用的宋人的议论，较多的有沙随程氏（程迥）、石林叶氏（叶梦得）、水心叶氏（叶适）、东莱吕氏（吕祖谦）、巽岩李氏（李焘）等。但有时也有用书名的，如《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每省作《朝野杂记》）等。全书有总序一篇，每一门类又各有一小序，阐明设立此门类意图，并略述该门所载内容的发展变化。
《文献通考》不是为续《通典》所作，它也是从古到今，止于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全书共三百四十八卷，分二十四门：《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郊社考》、《宗庙考》、《王礼考》、《乐考》、《兵考》、《刑考》、《经籍考》、《帝系考》、《封建考》、《象纬考》、《物异考》、《舆地考》、《四裔考》。这二十四门中，十九门是《通典》所有的，而《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考则为《通典》所无。
对于《通考》的评论，长期以来就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肯定它的，主要着眼于其详瞻超过《通典》，尤其是保存了大量的宋代史料；否定它的，则认为除了因袭《通典》之外，多抄取史志、会要及宋人议论，并列创作精神，远不及〈通典〉的体大思精，简而得要。后一种看法，以清人章学诚为代表。他说：《文献通考》“虽仿《通典》，而分析次比，实为类书之学。书无别识通裁，便于对策敷陈之用。” [xi] 又说：“马贵与无独断之学，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谓其智既无所取，而愚之为道又未尽也。且其就《通典》多分门类，取便翻检耳，因史志而裒集其论议，易于折衷耳，此乃经生决科之策括，不敢抒一独得之见，标一法外之意，……。”[xii] 章学诚的断语有些偏颇。《四库全书总目》则认为《通考》“大抵门类既多，卷繁帙重，未免取彼失此。然其条分缕析，使稽古者而以案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语亦多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瞻实为过之。”[xiii]近人金毓黻说：“善治史者，主以《通典》之精简，辅以《通考》之详瞻，则能兼取其长，而折衷至当矣。”[xiv] 是为持平之论。
4、“续三通”与“清三通”的编纂
在清廷绍修续三通之前，《通典》和《文献通考》已有续本，较重要者有两部：（1）北宋真宗时所撰《续通典》，起自唐肃宗至周世宗显德之末，共二百卷，无刊本，后世遂亡；（2）明万历年间王圻所撰《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卷，起自宋嘉定间，止于明万历三十年左右，所取资料甚为丰富，尤以明代的史料为多。后来清统治者要续修《文献通考》，便极力贬低这部书，说是“体例糅杂，颠舛丛生，遂使数典之书，变为兔园之策，论者病焉”[xv]等等。
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设续文献通考馆，命张廷玉等为总裁、齐召南为纂修，撰《续文献通考》一书。原议在马端临所分的二十四门之外，再增加《朔闰》、《河渠》、《氏族》、《六书》等四考，后决定对《通典》和《通志》也加以续修。故仍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原目为基础，而在《郊社考》中分出《群祀考》一门，从《宗庙考》中分出《群庙考》一门，共为二十六门。《续文献通考》的历史时间包括南宋后期及辽、金、元、明五个朝代的事迹。在清朝所修的六通中，《续文献通考》是比较好的，一方面是因为用时较长，从乾隆十二年至三十年，用了近二十年的工夫，再是有明王圻的《续文献通考》作基础，许多史料都是直接采自王书，故内容较为充实，对此《四库全书总目》也未否认。
《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卷进呈后，乾隆乃命继续修撰续通典、续通志。乾隆三十二年，续文献通考馆改称三通馆，再编撰《续通典》、《续通志》二书。《续通典》篇目依照杜佑《通典》所定形式，唯把《兵》、《刑》分列，共为九门，其时间起于唐肃宗，止于明崇祯末年。《续通志》的篇目基本上与郑樵的《通志》相同，仍分纪、传、谱、略等几大门类，而仅作些形式上的调整。全书内容与《通志》相衔接，叙至明末止。乾隆四十八年，成《续通典》一百五十卷；乾隆五十年，成《续通志》六百四十卷。
“续三通”修成后，乾隆命史馆继续修撰“清三通”。《清文献通考》原名《皇朝文献通考》，清亡后改用此名，其他二书亦同。《清通考》原为《续文献通考》的一部分，故其分类相同，共二十六门。内容方面，据现有制度而略有增加，如《田赋考》增加《八旗田制》，《钱币考》增《银色银值》，《户口考》增《八旗壮丁》，《土贡考》增《外藩》等等。又以当时没有的制度而略减，如《市籴考》删《均输》、《和买》、《和籴》，《选举考》删《童子科》，《兵考》删《战车》等等。《清通典》体例与《续通典》相同，分为九门，但《食货志》中的《榷酤》、《算缗》，《礼典》中的《封禅》等因清代未行，故删去。《州郡典》以九州统叙历代沿革，也不适用于清，故改以《清一统志》为标准。《清通志》的体例，以纪传等部分存于实录、国史中，馆臣不敢擅自删述，仅撰成与《通考》、《通典》性质相近的二十略，以凑足三通之数。
“续三通”与“清三通”合计达一千五百六十卷，卷帙浩繁。原“三通”作者虽前后隔代，但所修各书在内容在还是有很多重复之处。清初续修，本应择善而从，删繁就简，避免无谓的重复载录。而清统治者好大喜功，仅看重形式，盲目扩大“三通”为“六通”、“九通”，叠床架屋，浪费纸墨。但“清三通”为当代人修当代史，所用材料多选自府库档案，保存了很多重要史料，向为清史研究者所重视。
“清三通”的截止年限是乾隆五十年，从乾隆五十一年到清末的一百二十年的典章制度的记载便付诸阙如。刘锦藻的《清朝续文献通考》的修撰，填补上了这段空缺。
《清朝续文献通考》的作者刘锦藻是浙江吴兴人，曾任户部主事、内阁侍读学士。是浙江著名的藏书家之一，刘氏嘉业堂藏书楼名闻天下。刘锦藻自甲午战后，开始编纂此书，原拟编至光绪三十年止。所定门类，以《续文献通考》为准，仅增《外交》、《邮传》二门。后来他与儿子刘承干商榷义例，编至宣统三年，补《宪政》、《实业》二门，成书四百卷。全书分三十门，门下分一百三十六目。系统完整，保存史料极为丰富，且独具特色。如清末的银行、海运、厘金、洋药、书院、学堂等，均于性质相近的《国用》、《征榷》、《学校》各考内附叙。又创立《外交》、《邮传》、《实业》、《宪政》四考，亦是清末政治经济社会变化的直接反映，其所收载的史料，多为《清史稿》所不及。
“三通”、 “十通”的修撰，使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得到了一次系统的阐述。同样，各种有关典章制度的档案文献史料也在此得到了系统的疏理与编排，从编纂形式上看，“三通”、“十通”虽不同于资料汇编，但其中也保存了大量的史料，尤其是《文献通考》，它在体例的编排、史料的搜集等方面有许多独到之处，可作为编纂典制类文献汇编的借鉴。
[i] 引《玉海》卷51〈唐六典〉
[ii] 《通典》卷7，《食货》7《历代盛衰户口》。
[iii] 〈宋史·郑樵传〉
[iv] 章学诚《校雠通义·序》
[v] 《通志·金石略序》
[vi] 《通志·总序》
[vii] 《图谱略·索象》
[viii] 《通志·年谱略》
[ix] 《新元史·本传》
[x] 《文献通考·总序》
[xi] 《文史通义》内篇四，《释通》。
[xii] 《文史通义》《答客问》中。
[xiii]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一，《史部·政书》
[xiv]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七章，《唐宋以来之私修诸史》。
[xv]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一，《史部·政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