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校勘学与档案编研
“校勘”二字，古称“校雠”、“雠校”，今称为“校对”，即对书面文字材料进行的补阙订伪，删除重复，条理篇目的工作。
（一）校勘学起源与作用
校雠工作，起源很早。《国语·鲁语下》载：“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正考父是周末宋国大夫，即孔子的七世祖，曾从事《商颂》的校对工作。孔子在整理《六经》时，也十分注意于校勘工作。《吕氏春秋·慎行》：“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已亥’也。夫‘已’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已亥涉河’也。”子夏是孔子的学生，受孔子的影响，熟悉书籍中的错讹现象，故能指出“三豕涉河”是“已亥涉河”之误。到了汉代，刘向父子进行的大规模的整理文献典籍的工作，形成了整理校勘图书的方法。后人在此基础上加以总结，逐渐形成了系统的校勘学的理论和方法，使校勘学成为了一种专门的学问。
古代文献传世久远，难免存在许多错误。尤其是雕版印刷术盛行以前，所有文字材料基本上都是靠手写，容易抄错或脱落一些字。而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在刻印中出现字体缺谬，语句脱落，衍文增句等等，也屡见不鲜。如果遇到错误的本子，以讹传讹，不仅会影响到对文字的理解，有时还会造成很不好的后果。《颜氏家训》中记载了两件事，其一为：“江南有一权贵，读误本《蜀都赋》注解：‘蹲鸱、芋也。’乃为‘羊’字。人馈羊肉，答书云：‘损惠蹲鸱。’举朝惊骇，不解事义。久后寻迹，方知如此。”将“芋”误为“羊”，闹了个大笑话。其二为：“元氏之世，在洛京时，有一才学重臣，新得《史记音》而颇纰缪。误反‘顓頊’字：‘頊’当为‘许绿反’，错作‘许缘反’。遂谓朝士言；从来谬音‘专旭’，当作‘专鹮’尔。此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期年之后，更有硕儒，苦相究讨，方知误焉。”这是一个因误字而致误读音的事例。可见，因字的笔画增一笔或减一笔，都会直接改换文句的原意，影响到内容的真实性。
如果错讹的是与古代名物制度有关的文字，就会引起很多混乱，严重的会影响到对整篇文义或某项制度的理解。《礼记·王制》：“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左学，养庶老于右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这是古代相传虞夏殷周四代养老制度的一段记载。“上庠”、“下庠”“东序”……等都是古代学校的名称。《北史·刘芳传》刘芳上表中所引《礼记》云：“周人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四郊。”由此可知，在南北朝时期，刘芳所见到的《礼记》的本子，和今本不同。可以肯定“虞庠在国之西郊”一句，唐以前的旧本，作“四郊”。清代学者孙志祖根据刘芳所见旧本，订正今本《礼记》的误字。“《礼记·王制》：‘周人养国老于……。虞庠，在国之西郊。’据《北史·刘芳传》引作四郊，盖西字误也。四郊小学，即东西南北之小学，岂应偏置于西郊乎？《祭义》又云：‘天子设四学，当入学而太子齿。’注云：‘四学，谓周四郊之虞庠也。’其为四郊之伪无疑。”[①] 孙氏这段考证，确实是很有见地。这是因错一字而产生的误解。
有时古文献在流传过程中，无意脱一字或增一字，会直接影响到内容的真实性，并引起许多不必要的争论和纠纷。如关于汉初《古文尚书》的发现，就有一段公案。《汉书·艺文志》载：“《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学官。”孔安国是孔子后裔，《史记·孔子世家》曰：“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司马迁在写《史记》时，称孔安国早死，如何见及巫蛊之难？这是一个疑案。清初学者阎若璩在读荀悦《汉纪·成帝纪》时，发现上面载有“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武帝时，孔安国家献之，会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在“孔安国”下有一“家”字，据此可知是《汉书》脱漏了此字。问题遂迎刃而解。
由此可见，经过长期的辗转传写和刊刻，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材料，不但鲁鱼亥豕，错字很多，甚至连个别段落章节都有颠倒或脱落的现象。因之对之进行校对是极为重要的一项工作。
（二）校勘学的方法
关于“校勘”，或称“校雠”，刘向曾说：“雠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读析，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②] 这种方法是两人合作，一个人念书，一个人拿着本子仔细对看，遇到伪字误句，便要仔细推校，寻找出问题的所在。现在的出版部门的校稿，则是一个人用一底本与校本来进行校对，其工作方法与原理则是相同的。因此，在校勘时，选一个好的底本是保证校勘质量的首要条件。其次应多储副本，广搜博采；尽量搜集古本，时代愈早便愈可靠。还要利用甲骨刻辞、金石铭文、敦煌写本等材料作为校勘的重要依据。
陈垣先生在《元典章校补释例》中提出的“校法四例”，对前人的校勘方法进行了总结归纳，被认为是最基本的校勘方法。其四法为：
对校法：即以祖本与别本对校，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通过对校，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先用此法。对校法是基本的校书方法，通过校对比勘，找出相互间的差异，以了解各本的异同情况。
本校法：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即根据原书的体例、纲领，以及作者或传钞者的书写习惯等，对全书通有的错误进行校勘。
他校法：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或后人引用者，则以所引之书校之。此法主要针对引文的校对，遇有书中引用别书的内容时，则找出有关书籍进行校对，扑克其所引用的文字是否与原文相符。
理校法：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用此法。但用此法需具有较高学识，否则率尔操觚，后果不堪设想。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这种方法是校勘中的最难的一种，即不专凭书本的对校，而是用归纳、演绎逻辑的方法来考证古书中的错误。即将古汉语句、文法、音韵、训诂以及名物制度等的知识加以综合地运用，来分析辨别真伪是非。
但是，无论哪一种校勘方法，都须要具备一定的文字基础。因为校书本身就是一种勘正文字的工作。如果对汉字的结构、音读、语法、用法等方面的知识没有一定的了解的话，是很难做好这项工作的。
（三）校勘学与档案编研
整理编纂档案文献，同样也有一个校勘的过程。其一是对档案材料文字的加工，即在抄纂过程中发生的“辨文识字”问题；其二是对文句的加工， 即“读”的问题“读”即“句读”，通俗的讲法称为“标点”；其三是要解决档案材料中的错讹问题，即如何进行辨伪纠谬。
句读与标点
一般古代文献，绝大部分都没有圈点和句读，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古汉语语言现象。所以《礼记·学记》中谈到古代教育程序和检查学习成绩时说过：“一年，视离经辨志。”郑玄注云：“离经，断句绝也。”也就是说，检验学习的进步与否，先要看他会不会读书断句。古人著书不加句读，句读是读书人的基本功，故有“学识何如观点书”之说。
汉代以来，人们为了自己读书或为便于初学者读书，在书中加上句读标志，如用“〇 ”或“√”，除个别地方用作章句号外，一般用来断句。尽管已有句读的符号，但古人在著书写书时，习惯上仍不加标点。但是写书不加句读，给读书人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因误读而导致的错误也经常出现。《朝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无他异，而独通于声。尧曰：夔一而足矣。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原来，“夔有一足”是一个紧缩的复句，四字应作二句读，鲁哀公把这四字连读，得出夔只有一只脚这样不合理的结论。
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了新式标点符号。1919年，胡适等人提出《请颁行新式标准符号议案（修正案）》，列举了19种标点符号及其用法。第二年教育部通令全国施行，但仍只局限于白话文。政府机构中的公文案牍基本上仍是通篇一贯到底，中间不加任何标点间断。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规定了公文必须使用标点符号，使公文档案的无标点现象有所改观。但各部门在拟撰公文时，并没有规范统一的标点方法，有的只有“、”和“。”两种，有的则是一逗到底，或“，”、“。”混淆，当点不点，当断不断，使用情况比较混乱。档案文件中无标点公文及不规范标点符号的大量存在，成为档案整理工作的一大障碍。
鲁迅先生说过：“标点古文，确是一种小小的难事，往往无从下笔；有许多处，我常疑心即使请作者自己来标点，怕也不免于迟疑。”[③] 可知标点句读并非易事。不仅需要平时知识的积累，还要掌握一定的句读标点的方法。
标点古书与标点近现代档案史料一样，首先要从认字辨义开始。所谓认字，就是不仅要认识书中的每一个字，还要结合上下文搞清每个字在句中的准确含义。汉字属于表意文字，一字多音，一字多义的现象极为普遍，同是一个字，在不同的句子里可能有不同的读音、不同的形体、不同的含义。如果不仔细联系上下文进行分析，就拿起笔来断句，很容易产生错误。如《左传·成公二年》“綦毋张丧车从韩厥曰请寓乘从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后”句，有人点为：“綦毋张丧车，从韩厥曰：‘请寓乘，从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后。”误。这里说綦毋张站在左边右边，韩厥都用手肘制止他，让他站在后面。如果把“从左右”看成是綦毋张说的话，那么“皆肘之”就无所系属，上下文的意思都说不通了。正确的标点应是：“綦毋张丧车，从韩厥曰：‘请寓乘。’从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后。”又如“希查照协助赐予代为调查俾利进行”一句，是属于档案中比较常见的公文套话，有人则点为：“希查照协助赐予，代为调查俾利进行。”显然标点者并未搞清“赐予”与“俾利”的用法，前者为祈使语，后者为承接语，意为“以便于……”，应属下句。
其次，要了解语法结构和一些特殊的句式用法。档案中的公文用语有特殊的用法。如起首语：有“某某钧鉴、某某公鉴”等，为上行或平行起首语，表示对受文者之称谓，其下自应用冒号“：”；而“敬禀者、迳启者”之类，同样是起首语，但却是发文者的自称，故其下应用逗号“，”。又如，旧式公文中的层层照转文句，常见的有“奉……令开”、“准咨开”、“函称”、“函开”等，其所“开”、“称”之文句均属转述它文之语，其下须标冒号，以作提示。如；内务部为咨行事。准国务院函开：准司法部函开：准江苏省高等法院呈称：“近来日货走私又复激烈，……请根本取缔。”等语。上文内政部咨行之事，是国务院、司法院、江苏高法这三个递进的发文单位转述的同一内容，这里层层照转的文句均用冒号提示，表示公文内容的层属关系，因而可以使公文表述的意思一目了然。此类引据语式，必须弄清其承转关系，才能确切加以标点。
再次，标点档案史料，要熟悉有关时代的人名、地名、职官及名物制度等等，否则极易出错。如某处整理公布的《胡汉民致李晓生函》中，文中有“毅鹤晚兄鉴：”字样。误。此函为胡汉民致何世桢（字思毅）、陈群（字人鹤）、李晓生三人之函。此处应为“毅、鹤、晓兄鉴：” ，而上文中“晚”即为“晓”字之误。 又如“吴煦读申韩家言才猷敏练倚马可待咸丰年间兵备上海兼绾藩条时江浙沦陷联络客将力保沪城”。此段文字虽比较容易，但也有人将其误标为：“读申韩家，言才猷敏练倚马可待。咸丰年间，兵备上海，兼绾藩条时，江浙沦陷，联络客将，力保沪城。”致错之因，其一为不明“申韩家言”乃指先秦诸子申不害、韩非之学说而言；其二为不明官职，指其任苏松太道，同时负责与英法联络，因而文中的“兼绾藩条”与“兵备上海”皆指其所任官职及职掌。因此正确的标点应为：“读申、韩家言，才猷敏练，倚马可待。咸丰年间，兵备上海道，兼绾藩条。时江、浙沦陷，联络客将，力保沪城。”标点正确，文意自明。
由此可知，古人所谓的“学识何如观点书”之说是多么的切中要害。因此，要正确地标点档案史料，掌握一定的标点方法和规律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在于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水准，多学，多看，多用，熟能生巧，庶几才不致贻误他人。
纠正讹误
校读历史文献，除了辨文识字、读书断句外，还要了解书籍错乱致误的一些基本规律。如因字音相近而致误者；因字形相近而致误者；因刊刻时串行脱落数字而致误；因断句错误而致误；因不解典故而致误者等等。清代学者在考据学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如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所著《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等，把古人著书的语法、词句分析十分透彻，指出了古书中的常见错误。而俞樾在其所著《古书疑义举例》中，将其校书中所发现的古书中的错误，归纳成三十七例：（1）两字义同而衍；（2）两字形似而误；（3）涉上下文而衍；（4）涉注文而衍；（5）涉注文而误；（6）以注说改正文；（7）以旁记字入正文；（8）因误衍而误删；（9）因误衍而误倒；（10）因误夺而误补；（11）因误字而误改；（12）一字误为两字；（13）二字误为一字；（14）重文作二划而致误；（15）重文不省而致误；（16）阙文不作空围而致误；（17）本无阙文而误加空围；（18）上下两句互误；（19）上下两句易置；（20）字以两字相连而误叠；（21）字以两字相连而误脱；（22）字句错乱；（23）简策错乱；（24）不识古字而误改；（25）不达古义而误解；（26）两字一义而误解；（27）两字对文而误解；（28）文随义变而加偏旁；（29）字因上下相涉而加偏旁；（30）两字平例而误倒；（31）两文疑复而误删；（32）据他书而误改；（33）据他书而误解；（34）分章错误；（35）分篇错误；（36）误读夫字；（37）误增不字。俞樾在这里，基本上把古书中的衍文、伪体、倒置、脱落、误改、误解、误增、误删，以及简策错乱、篇章颠倒等多种现象，都完全总结出来了。
在档案文件中，文字上的错漏衍夺现象也所在皆是。这种情况，在战争年代和白区工作条件下的中共文件电报中，相对地更多一些。但是在对档案文字进行校勘时，必须依据“存真”原则，校勘出的明显错、衍、脱、倒，不能直接修改，而应该一方面保留原来的字，一方面加校正的字，同时用校订符号、注释、校勘记等形式加以说明，使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哪些是文件原有的，哪些是编者校订的。如果不加分析、注释，迳改某些异体字、俗体字，则容易发生以错改正的问题。如改“悤”为“匆”，改“倸”为“睬”，改“豫”为“与”，改“华”为“花”等等。其实这些字都是同义，彼此相通，只是有古体、近体、俗体等的不同而已，没有必要加以改“正”，应尽量保存档案的原貌。又如在党的早期文件中，常见不规范的白话文，在有些文献编纂物中，因不熟悉古今语言的变化，就把原来没有错的当作“明显错别字”加以校订，有的人甚至还用符号注明原文有错。
因此，在“纠误”时，最忌“直改”，不经过认真的查考，就信手改动，一旦以错改正，改变了原来的文义，很可能会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而读者又无从察觉，造成以讹传讹，贻害无穷。所以历来古籍整理的专家最反对任意改动底本，并将其视之为“荒率”的举动。
辨别真伪
档案文献流传既久，本来就有衍文误字和后人伪讹增补的地方，还有的原书已经散佚后又突然出现，如《古文尚书》的重出，便加入了后人掺入的成份。魏晋以来，造伪之风颇甚，如东汉时郑玄遍注五经，到晋时的王肃，为压倒郑玄，便伪造一部《孔子家语》，以证明己说之不谬。宋代有王銍作《龙城录》，伪托为柳宗元所作。等等。因此，伪书愈出愈多。直至近现代，造伪亦时有发生。由于书籍及档案文件的伪造，传说的失实，真伪不别，就会错误百出。如果选编的资料不可靠，就可能给利用者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因此，整理、编纂档案文献史料，必须辨别真伪。古代书籍与档案史料之有真伪，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原有古籍已经遗失，又经后人发现的。如《尚书》，西汉时有《今文尚书》二十九篇，后又在鲁共王壁中发现《古文尚书》，到东晋又有梅赜所献的《伪古文尚书》，是将原书篇章割裂，并羼入先秦诸子等的言论拼凑而成。又《竹书纪年》的发现、整理、散佚与再发现也是如此，其中都有掺伪的成份。
其二，古人未完成的著作，经后人屡次增补和窜改，不能辨别哪些是原书，哪些是后人的增补，因而是真伪参半的。如司马迁的《史记》，其中有《武帝本纪》等十篇可以肯定是经过褚少孙增补的，但有的篇目中的增补内容并未注明为何人所补，后人便搞不清楚。唐颜师古把《汉书》二十五家注汇为一书，久经传刻后，把各家的注都混淆在一起，如把服虔的注误写成应劭的注等等。近人从新发现的唐人写本上，才明白了书中有些内容是错误的。
其三，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造伪。如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为造谣、诬蔑太平天国运动，而伪造的宣传材料等。
辨伪工作，一开始便和整理档案文献的工作结合在一起。汉代学者即通过校书来判定书的真伪。明代胡应麟在其所著《四部正伪》中归纳了辨伪“八法”：一、覈之七略以观其源；二、覈之群志以观其绪；三、覈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四、覈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五、覈之文以观其体；六、覈之事以观其时；七、覈之扎著以观其托；八、覈之传者以观其人。胡应麟的“八法”已经包括了辨伪工作的基本方法。其意为，遇到可疑的古书，首先检查一下最早的目录书以及历代史志中，查找关于这部书的信息；其次从同时代人的著作、后世的书籍中检查有无提及或引用该书的言论；再从文体、内容、作者姓名、传承等方面全面了解有关的情况，最后，进行综合的分析做出评判。近代梁启超先生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谈到史料鉴别方法时，也提出了辨识伪书的十二条公例，约为六点：
（1）从著录传授上检查。古代有名的著作皆见于史志著录，凡不载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藉志》等，而后来发现的书籍，十有九皆伪。
（2）从本书事迹或所引书上检索。如前人而引后人的事实或后代文章的词句，则可怀疑。
（3）从文体上检查。各时代文体不同。如《皇帝素问》有大段医理文章，显然是汉代人的文字。
（4）从思想渊源上检查。各时代的思想特点，若张冠李戴，即可疑其为伪。
（5）从著录编撰者所凭借的原始材料上检查。如《毛诗》序袭《乐记》和《论语》的话，断续支离，显然有问题。
（6）从原来佚文说的反证上检查。已佚的书，后人伪造，若从别的书发现所引原书佚文为今本所无，便知今本是伪造。
梁启超先生所说的辨伪方法虽然是针对古代文献的，但同样适用于近现代档案史料的鉴别与辨伪工作。
档案是历史活动的原始记录和自然产物，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档案形成过程中也会出现真伪问题。其中有同时代人的伪造，也有后代人的伪造，如太平天国档案文件的作伪，有清朝将领为掩饰其战败、逃避惩罚而伪造文件者，有天地会等起义军为借助太平天国声势威望，假托太平天国名义发布文告等，这些都是太平天国档案文件中的伪作。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仍有太平天国档案文件伪作的出现。有的是因为清末反清革命党人为鼓吹革命而伪造，如《翼王石达开布告天下檄》，有的是后人知太平天国曾有过某文件而伪造，如发动金田起义的文告已经失传，就有人造一篇《太平天国起义檄文》；还有的是后人误信某事而伪造，如《天王致美国国书》，即是作伪者误信有洪仁轩出使美国事，遂伪造此“国书”，内称派洪仁轩出使。
当然近现代档案文件的作伪并不仅限于太平天国档案，民国时期也有各种原因造假的文件，如1939年汪精卫伪国民党党员登记表就有一半是出于伪造，其目的在于增加党员名额，邀功请赏。
在革命历史文件中，也存在着真伪问题。如张国焘在红军长征途中，另立中央，曾用中共中央名义发表过许多文件。有些史料书就把其中的某些文件错当成了中共中央的文件。如《六大以来》中有一篇1936年1月27日《中央为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支部的信》，信中的引文都是出自所谓“中央1月25日决议”，而“1月25日决议“就是张国焘伪中央发的，由此证明1月27日这封信也是张冒用伪中央名义发的。又如抗战初期有人在武汉伪造了一本张浩（林毓英）著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书中歪曲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民主共和国口号，捏造事实，破坏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挑拨国共合作。伪造者知道张浩曾以这个题目在抗大讲过课，并因某些观点问题遭到过博古的批评，书中还故意引用了一些列宁、斯大林的讲话。这种经过捕风捉影，再进行伪造，确实颇费了一番心思。对此周恩来在《解放》第36期曾做过有力的揭露。
由此可见，档案史料与古籍文献同样存在真伪问题，因此，对档案史料的辨伪也可以借鉴古籍辨伪方法。鉴别档案真伪的主要方法有：（一）研究档案材料的时代性。不同时代的纸张，无论在技术和品种方面，都存在有差异；（二）研究档案文件的来源与产生过程中的具体情况；（三）分析档案文件的历史背景；（四）从档案反映的史实方面来分析其真实与否；（五）分析文件程式是否符合当时的行文规定；（六）考察档案文件的文体，是否符合当时习惯及作者身份；（七）把档案文件与作者其他笔迹进行比较，寻找异同之处；（八）揭露其他作伪痕迹，如印鉴、语气等。辨别档案文件真伪的方法多种多样，要运用不同的方法加以综合的考辨。
除了档案文件存在有真伪现象，档案内容本身也有真伪。如曾国藩向清廷汇报其部下曾国荃率兵攻陷天京（即南京）的奏折中称：“……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凡伪王伪主将天将及大小尊目约有三千余名，死于乱军之中者居其半，死于城河沟渠及自焚者居其半。”据罗尔纲先生考证，“天京失陷后，守城军队一万多人，大部分都得冲出，战死的没有多少。城陷以前，全城人口，连居民在内，也不过三万人。而曾国藩却向清廷虚报说攻破天京，杀了太平军十多万人。”[④] 由此可知，可能存在的档案记载失实现象，也是档案编研工作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搜辑佚文
古代书籍，存在着严重的散佚现象。有些书籍已经沦亡，但其名目仍载在《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以及唐宋以来的官私书目之中。这些书籍的散佚，原因很多，主要是由于印刷术没有发明以前，一切书籍全靠手写传抄，流传极为不便；既便是有了印刷术以后，由于历代的水火兵灾战乱的破坏，加上编次整理不得其法，故书籍不易保存下来。有些学者，为了看到原书的内容和面貌，便把其他书籍引用的该书材料，重新搜辑、整理出来，这项工作，便称为“辑佚”。
辑佚工作与辨伪工作一样，起于宋代。宋王应麟就辑有《三家诗考》等书。宋代学者不仅开始了辑佚工作，而且提出了一些搜求书籍的方法。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有一篇“书有名亡实不亡论”，称“书有亡者，有虽亡而不亡者，有不可以不求者，有不可求者。《文言略例》虽亡，而《周易》具在；汉魏吴晋《鼓吹曲》虽亡，而《乐府》具在；《三礼》目录虽亡，可取诸《三礼》；《十三代史目录》虽亡，可取诸《十三代史》……凡此之类，名虽亡而实不亡也。”明人祁承業在《澹生堂藏书公约》中说：“书有不亡于汉者，汉人之引经多据之；亡于唐者，唐人之著述尚有之；亡于宋者，宋人之纂集多存之。即从其书各为录出，不但吉光片羽，自足珍重；所谓举马之一体，而马未尝不立于前者。”此番话虽是针对购书而言，实为承继郑樵的思想，把辑佚书的方法更加具体化了。也
明代的辑佚书有冯可宾的《广百川学海》、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等，多辑自类书，但是真伪参半，考订未密，漏洞颇多。到了清代，考订古籍，辑佚辨伪，盛于一时，尤其是《永乐大典》中辑录出了很多亡佚的古籍。清代对古书的纂辑鉴别的方法也比较细致。收集辑书最著名的有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搜集已佚的古籍五百八十余种；其次为黄奭的《汉学堂从书》，辑佚约二百五十余种；王谟《汉魏遗书钞》虽未完成全书，但所列目录已有四百余种。清代学者有专门从事辑佚古书的工作的，也有为研究某一门学问而致力于某一类专门书籍的辑录。清人辑录的专门书籍主要有如下四项：
（一）古代史书：《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中所著录的“七家后汉书”、“十八家晋史”等，佚失已久，清人姚之骃有《后汉书补遗》，汤球辑有《十六国春秋》，邵晋涵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旧五代史》等。（二）目录书：目录书是研究学术源流的主要依据之一，清人章宗源、姚振宗致力于此项工作。姚振宗著有《汉书艺文志条理》和《拾补》，章宗源有《隋书经籍志考证》等，秦嘉谟有宋《崇文总目》辑本。（三）汉魏以来的地理方志：地理方志书籍，可以考见历代的地方文献，保存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但零星记载，亡佚尤多。这方面有王谟辑的《汉唐地理书钞》，张澍《二酉堂丛书》专辑古代西北地理；辑绍兴古代地方文献的有鲁迅先生的《会稽郡故书录》等。（四）六朝以前文集：明张溥所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搜辑既未完备，也有伪误的地方。清代考据学家严可均，尽其平生力量，辑录《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六朝以前的文章，大体具备。
辑佚工作，虽然主要是针对古代文献的搜辑，但是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书籍文献及档案文件的亡佚现象也时有发生，如太平天国运动所产生的档案的大部或为清军破坏，或在战火中毁弃；又如省港大罢工的领导机构省港罢工委员会，形成不少档案文件，但该会在东园的总部发生火灾，所存五、六万份档案原件，尽成灰烬。等等。类似情况造成的档案原件的亡佚现象很多。因此，在具体的编研工作中，搜集辑录已经散佚的档案文件，也是一项重要的内容。
关于辑佚的方法：第一、要搜辑完备，对一部书或某一专题档案文件的辑录，要尽可能多地搜集相关材料中，辑录力求完整，避免脱漏。第二要考订准确，辑录古书或档案，并不是有文必录，对辑录的内容要经过审慎的考证，如以他书所引用的材料作为辑佚的根据，若审核不精，便容易妄加钞辑，和原书毫不相干，引出的问题，更为严重。如刘向所著《别录》、刘歆《七略》早已亡佚，清人严可均的辑本和马国翰的辑本，据张舜徽先生考证，就发现其中有不少错误：“错误地把古书上面的文字，看成刘向《别录》。例如《水经》‘河水又东过砥柱间’注云：刘向叙《晏子春秋》称古治子曰：‘吾尝济于河，鼋衔左骖以入砥柱之流。当是时也，从而杀之，视之，乃鼋也。’这是《晏子春秋》的原文，马国翰却误认为是刘向所作《晏子春秋叙录》，加以采辑了。”[⑤] 致误的原因，是辑录者不解“刘向叙《晏子春秋》”一句中的“叙”字，“叙”在这里作“整理”解，马国翰把它看作是“叙录”的叙，因有此误。这是由于审核不精的结果。第三、根据原书体例，尽量保持原书风貌。在辑佚时，要了解原书体例、学术源流及编排形式，这样在处理材料时，才能做到心中有数。若将所有材料不加釐别地堆彻在一起，就背离了恢复原书面貌的辑佚目的。所以，辑佚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近人刘炘曾说过：“辑书，并非易事也。非通校雠、精目录，则伪舛百出。”他曾指出辑书的四大弊病：第一是漏；第二是滥；第三是误；第四是陋。在辑书时或有漏落；或望文生义，妄加臆断；或者引用别人转引的原文，已非原书的词句；或者未能辨明著者，未加注明，甚至于张冠李戴，错误百出。这都是从事辑佚工作时的大忌。
（庄志龄）
[①] 《读书脞录续编》卷一“王制西郊当作四郊”条。
[②] 《太平御览》卷六百八引刘向《别传》。
[③] 《鲁迅全集》三《马上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3页。
[④] 罗尔纲：“曾国藩奏报攻陷天京事考谬”，载《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
[⑤] 张舜徽《古代史籍校读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