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字发明以前，人们只能依靠口耳相传或结绳纪事的方式来记述史事。文字的发明，从根本上改变了原始落后的记事方式，使人们记载有了真实可靠的依据。从现在考古发据资料表明，我国至少在旧时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出现了简单的文字刻画图形，而至于真正作为文书记载的出现，则是在夏代国家机器出现以后。从出土的殷商甲骨文字来看，商王的一举一动，从祭祀、征伐、祈年、打猎等活动，无一不需贞卜才问凶吉，并把贞卜结果如实记录，究其内容，则已经包括了当时国家的全部政治生活。可以说甲骨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官方文书档案。但是，甲骨卜辞等的材料在当时并没有进行过专门的编纂整理。而流传至今的我国最早的一部档案文件汇编是《尚书》，其整理者或曰编纂者就是我国古代儒学始祖孔子。
一、孔子编订六经
1、“六经”与孔子
所谓的“六经”，是指中国古代儒家的六部经典文献，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乐》早已亡佚，今人所能看到的，实际上只有“五经”。
“经”字最早见于周代铜器铭文，其意义是“经维”，也就是“经营”的意思。“经”作为典籍解释，是到战国之后才出现。《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自此以后，“经”就往往用来专指儒家经典。正如《庄子》书中所反映的，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认为孔子是“六经”的编纂者了。
关于孔子是否编订了“六经”，自古以来学术界就有不同的看法，姑且不论。范文澜先生说孔子“删定《六经》，保存了三代旧典”[i]，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许多史籍记载，都说明了孔子与《诗》、《书》等这几种典籍发生过很多关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以徴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徴也。足，则吾能徴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又说：“孔子语鲁太师，……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又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到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又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从司马迁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孔子对《诗》、《书》、《易》、《春秋》等典籍的删定、整理和编修做了大量工作。众所周知，司马迁撰述《史记》的态度是相当审慎的，叙事作文，一般都有所本；他除参考各种文献史料外，还注重实地考察，如写《孔子世家》篇时，就曾专门到过山东曲阜访寻史迹。因此，基本可以认定，司马迁《史记》中关于孔子编定《六经》的记载是比较可靠的。
孔子生活的时代，正是“王道衰微”，“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为恢复“礼治”、“王道”，曾周游列国，宣传他的政治主张，结果四处碰壁，所谓：“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ii]孔子认为既然自己的主张不能见用于诸侯，“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iii] 遂转而从事古代文献的整理和编纂工作。
孔子之前，我国古代的文献典籍十分丰富。根据《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谈所说的：“古者六艺经传以千万数”，早在殷代，就已有“典册”。《尚书·多士》上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代的“典册”是否就是甲骨档案，或是竹片串成的简册，至今尚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殷代的卜人、史官、巫祝记录在甲骨上的卜辞，以及在铜器上的金文，是作为档案资料被保存在王室供少数贵族与统治者使用的。这些原始文件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有目的的加工和整理。
殷纣王垮台之际，根据《吕氏春秋·先识》上说：“商内史向挚，载其图法奔周。”这位亡命周朝的商朝史官向挚，携带的典册要以车载，可见其数量之多。及至周王室东迁，典册文献流散的情况也就更为严重。到了春秋时代，社会动荡与巨变之中，大部分旧王朝的史官、礼官、乐官、卜官流落民间，典册文献也从王宫中流散出来。史称墨子南游，载书甚多[iv]，《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国的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些文献，早已失传，但孔子当时是可能看到的。又《孟子·离娄下》中提到晋国的《乘》、楚国有《梼杌》、鲁国的《春秋》，都是当时各国的史书。此外，《管子·山权数》记载有“《诗》者，所以记物也；《时》者，所以记岁也；《春秋》者，所以记成败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败也；《卜》者，所以卜凶吉利害也。”《国语·楚语上》中也列举了当时所见的《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等九种文献典籍。可见，在孔子之时，他所能见到的文献是很多的，这就为孔子整理六经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春秋时代，由于周王室的衰微，政治上的动荡，“礼崩乐坏”， 周朝王室保存的大量文献典籍遭到破坏。鲁昭公二十九年（前540年），晋国的朝宣子来聘，看到鲁太史所藏的典籍，感叹道：“周礼尽在鲁矣！”与王室典藏文献的流失一样，古代“学在官府”的传统此时也逐渐被打破，私人聚徒授学者相继出现。孔子因其政治抱负的无法实现，遂将主要精力放在讲学传道和整理文献上来。鲁哀公十一年，孔子返回阔别十四年的鲁国时，已经六十八岁。此时的孔子，对现实的政治已经心灰意冷，不再热衷仕途了，“鲁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v] 专心致志于古代典籍的发掘与整理。
孔子整理删定《六经》，是我国文化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规模的文化典籍整理事业。正是由于孔子对《六经》的整理，并以此作为教授弟子的教本，使得古代文化得到了一次系统化的整理和承传。
2、孔子整理《诗》
《诗》就是最早的歌谣。在远古以前，文字尚未形成之际，人们要表达自己内心的喜乐悲哀时，就会用歌的形式把它唱出来。即所谓“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vi] 人们把这些歌词、乐声记录下来，就分别形成了《诗》与《乐》。《诗经》中的诗，最早可追溯到商朝，如《商颂》这一组诗，就是商人所作。也有人认为是殷人后裔所作。到了周朝，已经有专门负责采集诗歌的乐官——太师。《礼记·王制》记载：“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孟春三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下。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vii]，因为很多诗歌本身就是一种反映社会生活的生动材料。负责采风的乐官“行人”除搜集本国诗歌外，还要收集别国的；不仅要记歌辞，还要记乐声。经过长时期的积累、整理便成为了《诗》。在孔子以前，《诗》的总量约在三千篇以上。
孔子自幼习于礼乐，其后又以《诗》作为教授弟子的主要课程。但是由于当时各国口音语言的差异，《诗》在长期转相传授口耳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大量错讹混乱现象，有的有句而不成章，有的有章而不成篇，还有很多无法与乐相配合。为整理《诗》，孔子搜集了当时流行于各国的不同传本，对《诗》进行了校勘整理。《史记·孔子世家》上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仪，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孔子删《诗》的原则是“取其可施于礼仪”，不仅述“殷周之盛”，而且记“幽厉之缺”。并且根据其内容将《诗》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即“民俗歌谣之诗”，为“闾巷风土男女情思之词”；“雅”为正乐，是宴享朝会之歌；“颂”为宗庙乐歌，用于庙堂祭祀，宣扬先祖功德。孔子还根据正确的乐曲音调，对《诗》的篇章进行调整，使“雅”归于《雅》，“颂”归于《颂》。经过孔子的整理与传授，《诗》才得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可与古希腊荷马史诗相媲美的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
3、孔子编纂《尚书》
《尚书》最初只叫作《书》。古代传记里面所引的“书曰”、“书云”等，都是指《尚书》而言。在“书”上加“尚”字，是到西汉初年以后才出现的。西汉经学家孔安国解释说“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王肃则说“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也。”[viii]《尚书》即上古之书，汉代王充《论衡·正说》称之为“上古帝王之书”，唐刘知几在《史通·六家》中说：“尚书家者，其先出于太古。《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知《书》之所起远矣。”
《尚书》的内容主要是官方档案，如誓词、命令、公告、箴言之类。所以它也是上古历代的政治文献集。在孔子以前，这类档案文献的数量很多，且经常为人所引用。孔子在政治上主张实行王道仁治，崇尚周公，为推广理想中的王道仁政，孔子十分注意搜集那些与三代政治密切相关的古代文献，并将这些档案文献整理成《尚书》。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迄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都肯定了孔子编纂《尚书》的事迹。根据他们的说法，孔子所编辑而成的《尚书》共有百篇，但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尚书》则有五十八篇。按照《史记》的记载，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尚书》一度散失。到了西汉文帝时，才由一位秦代的博士官九十岁的老儒生伏生用口授的方法记载下来，也不过只有二十八篇。由于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抄写的，所以称为《今文尚书》。汉武帝时，鲁恭王拆毁孔子老宅时，发现了许多壁藏的典籍，其中就有《书》，因其文字是用秦以前的文字书写的，所以称为《古文尚书》。后经过孔安国的校读整理，结果比伏生传出的多十六篇。但孔安国整理的《古文尚书》不久也亡佚了。到了东晋元帝时，豫章太守梅赜又奏上一部由孔安国作序的《古文尚书》，比伏生的多出二十五篇，引起学者的怀疑。后经过历代学者考释，证明在通行本中，不仅《古文尚书》全系伪作，连《今文尚书》也有部分伪作。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中的《尚书》，是两者的合编本，共五十八篇。这五十八篇中的真伪，简单的鉴别方法就是今、古文篇目均有的三十三篇是真，其余的都是伪造。需要说明的是，西汉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汉代时是二十八篇，后人将有的篇目分为两篇或三篇，因而篇目也就比原来的增加了五篇。
《尚书》按朝代分篇，计有《虞书》二篇、《夏书》二篇、《商书》五篇、《周书》十九篇。其内容以记言为主，可分为六类：（1）讲述帝王事迹：如《尧典》；（2）记载典章制度：如《禹贡》为我国最早的地理志；（3 ）议论国家政治：如《洪范》是箕子为周武王论天地之法谈治国平天下的道理；（4）誓师词：如《牧誓》为周武王出师誓言；（5）策命：如《文侯之命》是周平王封晋文侯为方伯的命令；（6）诰：如《盘庚》是商王对臣民的训话等。由此分类可见，前三类为历史记载，后三类则为文书档案。这些文献资料对研究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都有重大的作用。盘庚迁殷，是商代历史上一件大事，在当时遭到举朝上下的一致反对，盘庚为了迁都，先后发表过三次讲演，反复说明迁都的原因，劝告群臣必须服从王命，告戒人民应当听从他的命令，否则会带来危险。《盘庚》篇就是这样三次讲演的记录，它不仅反映了迁殷前后臣民的不安情绪，而且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等情况。虽说是政治文件，但却成了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从流传下来的这二十八篇《尚书》来看，都是反映当时政治、社会等状况的重要文件。这说明，孔子在整理《书》时，是花费了一番排比抉择的功夫的。
孔子编纂《尚书》的主要目的一是用作自己“为政”或辅佐别人“为政”的参考书，二是用作教授弟子的教材。据说孔子求《书》时，共搜集了三千二百四十篇，时间从黄帝的玄孙帝魁到秦穆公，各个时代的都有，内容既有政治文件，也有许多神怪巫祝的故事，还有大量重复的部分。孔子对此加以删削整理，经他“芟夷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ix] ，删去其中的繁琐和神秘怪诞的成分，按照朝代顺序，编次其事，汇为百篇。这就使原来内容杂芜、次序凌乱的上古史料变得“坦然明白，可举而行”[x]，成为一部贯穿民本、德治思想的档案文件汇编。
关于《尚书》的编纂体例，章学诚认为“因事命篇，本无成例”[xi]，郭沫若则认为系由“七零八落的公文汇集而成”。我们认为，《尚书》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档案文献汇编，是有一定的编纂体例的，其编纂方法一是按档案形成者的时代顺序为先后，二是按照原来各篇的文体形式，将其分别归为典、谟、训、诰、誓、命等“六体”。孔子在整理《尚书》时，将两种方法有机地运用到每篇材料的处理之中。我们知道，孔子之前，已有《夏书》、《商书》、《周书》等散篇流行于世，并经常为人所引用，但当时只称《书》名，而不称篇名，如《论语》中直接提到《书》的有三处，均称《书》而不称引篇名，说明当时虽已有集成的《书》，但篇名未定。孔子在整理《书》时，按照自己的政治标准和编纂方法，对流传于世的数量众多的《书》按先后顺序进行编排整理，并对精心挑选出的各篇，根据其文体与内容，分别命名，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尚书》（《今文尚书》）。
4、《春秋》的编纂
在孔子以前，《春秋》作为史书的一种体裁早已出现。在西周时期，只有周天子有权设置史官，记载历史，各诸侯国的历史只能称之为“志”，即所谓的“四方之志”。但是随着周王室的衰落，情况发生了变化。各诸侯国先后设置了自己的史官，记载史事。其记载形式也不再局限于官方文书形式，而是按年代以及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加以记载。这种史书，在晋国称为“《乘》”、在郑国称为“《志》”、在楚国称为“《梼杌》、在鲁国即称之为“《春秋》”。孔子12岁时，韩宣子就在鲁国看到过《鲁春秋》。《国语·晋语》中记载晋悼公得知羊舌肸（叔向）习于《春秋》，召其为太子傅，教太子习《春秋》。此外还有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齐《春秋》等等，可见《春秋》是当时各诸侯国史官所记之史的通用名称。
孔子作《春秋》，大概是在他周游列国之后。《孟子·滕文公下》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曰：‘……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孔子在自己的政治主张得不到实现的情况下，为维护礼法，“修王道”、“正名分”，遂决定编纂《春秋》，以“使乱臣贼子惧”。孔子以鲁国的历史为基础，参考了一些“周史记”，同时兼及各国史实，修成了流传至今的这部《春秋》。《春秋》记载了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间共242年的历史，内容侧重于征战、会盟、朝聘等政治活动，以及当时的天文、地理、婚丧、城筑、土田等情况。
孔子编纂《春秋》，利用了大量当时可见的档案文献资料以及列国史记。孔子在编纂《春秋》一书时，是有自己的义例和原则的。其原则为“据鲁”、“亲周”、“故殷”。即以鲁国历史为线索，以尊奉和维护周王室的统治为主导思想，兼顾追溯殷商的历史。基于这一原则，他在史料的选择上又规定“常事不书”和“详内略外”的编纂方法。就是说，所记之事，必须是具有重大意义，足以稽考时事之变迁者。如果事情与大局无关，虽大不书；而重点所在，虽小必记。如周天子的号令事实上早已不能通行，而《春秋》每年仍旧书上“春王正月”，表示“春”为岁首，“王”为天下之共主，“正月”则是一切政教之始。这就是所谓的虽小必记；又如鲁惠公死了，鲁隐公违反继承法立为鲁君，《春秋》在这一年就只写上“元年春王正月”，只字不提鲁隐公继位之事，表示他不配做鲁君，这又是所谓的虽大不书。
孔子在《春秋》的编写过程中，对于用辞也非常讲究。如同样写战争，就有伐、侵、战、围、入、灭、救、取等不同的字眼：声罪致讨曰伐，潜师掠境曰侵、两兵相接曰战、环其城邑曰围，造其国都曰入，毁其宗庙社稷曰灭……。同样杀人，又有杀、诛、弑等区别：杀无罪者曰杀，杀有罪者曰诛，下杀上曰弑。等等。孔子的这种属辞比事一字定褒贬的方法，被后世称之为“《春秋》笔法”。
在“约其辞文，去其烦重”[xii]的编纂工作中，孔子还按照其“不语怪、力、乱神“的精神，决定对史料的取舍。《春秋》一书记载了许多自然现象的变异，如日食、月食、地震都记载得十分清楚。但在记载这些灾异时，并没有人为地加上神秘色彩，也没有将自然现象与人事牵连在一起。
孔子之作《春秋》，就内容而言，是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的历史，就体裁而言，是一部编年史书，不同的是，孔子在修《春秋》时，将他的政治观点加了进去，即所谓的“其义则兵窃取之矣。”孔子修《春秋》的目的是“修正道”、“正名分”，在修书时他“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这部书完全是孔子的定论之作。所以孔子自称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乎？”
孔之编纂《春秋》，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私人修史的先河。孔子《春秋》的编纂方法，亦为后世治史者奉为圭臬。
[i]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1编207页。
[ii] 《史记·太史公自序》
[iii] 《史记·太史公自序》
[iv] 《墨子·贵义》。
[v] 《史记·孔了世家》。
[vi] 《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
[vii] 《汉书·食货志》
[viii] 刘知几《史通·六家》
[ix] 孔安国《尚书序》
[x] 同上。
[xi]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上》。
[xii]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