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汉时期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典籍
中国古代发展到两汉之际，社会稳定，生产发展，文化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汉武帝时曾下书广求天下藏书，民间献书活动十分踊跃。正如刘歆在《七略》中所称：“孝武皇帝敕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山”[i]。根据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记载，经过后来刘氏父子的抉繁剔芜的整理之后，还有603家，13219卷。 为收藏如此数量巨大的文献典籍，不仅皇宫内建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ii]等藏书库，一些管理文化教育的部门如“太常、太史、博士”之处也都有秘藏之室。但是，这样的分散收藏不仅不能使堆积如山的丰富藏书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反而由于分散保管，使图书再次散失情况时时发生。这一方面是由于收藏较为分散，皇室、官府各收所藏，互相不通声气，另一方面，由于对书籍从未进行过系统的整理，既无具体的量的统计，更无统一的目录可供查询，因此，汉室藏书基本上是处在一种混乱的状态。这种情况到了汉成帝时，由于有了刘向、刘歆父子的整理，才有所改变。
汉成帝河平三年，即公元前26年，此时距汉初开国已有180年的历史，皇家及官府藏书混乱状况日趋严重，很多典籍因缺乏有效的管理而散亡。有鉴于此，汉成帝一面下令命谒者陈农继续“求遗书于天下”，到各地访求图书，一面命刘向组织人员从事于典藏文献的整理。
刘向，字子政，西汉皇室楚元王四世孙，曾任光禄大夫、中垒校尉。他博学多识，与东汉杨雄齐名，著有《列女传》，及《新序》、《说苑》等著作。他在接受了整理典籍的任务后，立即开始了这项繁重的工作。由于搜集上来的典籍从未经过整理，凌乱不堪，如何着手开展整理工作，确实嘎乎其难。刘向根据自己对文献典籍的理解和认识，创立了一套整理文献典籍的方法。
他首先把所有典籍分六大类（即：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这六类），并根据参加整理者的专长，按类分派任务。刘向自己负责经传、诸子、诗赋三部分，步兵校尉任宏负责整理兵书，太史令尹咸负责整理数术之书，侍医李柱国负责方技之书。各部分的工作除有一位主要负责人外，还有一些助手参加，如刘歆、杜参、王龚、班斿等人。他们分工合作，进行文献的整理工作。“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iii]。就是说，每一部书校订完成后，由刘向写成“叙录”一篇，犹如后世的解题、提要、评述之类。最初每书一篇《叙录》，写在本书后面；后来又将群书《叙录》钞集在一起，成为一部总的叙录汇编，以便别行于世，所以又称为《别录》。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整个校书整理工作基本完成，六大类中所包括的主要图书都校订了新本，而每一本也都做了叙录。刘歆在此基础上，根据校订的图书和所编写的叙录，分门别类，建立了系统的目录分类，完成了《七略》的撰写。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七略》被后世史家奉为目录学的鼻祖。
刘向、刘歆在总结利用自孔子以来所创造的文献编纂整理方法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整套系统的文献整理和编目方法。其主要程序和方法为：
1、校勘定本 秦以前的文献典籍，多以单篇形式流传，不仅极易散失，而且造成了各种不同传本间的差异。刘向等在整理时，首先把汉秘府两百年来所积累的藏书，清点一遍，将属于同一作者或同一部书的各篇集中在一起，如《管子》一书就收集了386种，其中有全本（指篇数较多）、残本的单篇。《管子》如此，其他诸子、经书也都是如此。诚如刘歆所说：“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iv]。接着，刘向从众多藏本中选定其中最好的作底本，然后再和其他复本相校。这是一项极其细致的工作，刘向称之为“校雠”，他说：“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v] 校雠时，持底本者把听到的复本中的异文脱句记在底本上，使底本的错讹得到初步的澄清。刘向在校订了底本，编排好篇次之后，就进入第二步工作。
2、清缮清本 就是把校订的底本缮成清本，以便保存和阅读。刘向在叙录中经常提到“皆已定，以杀青书，可缮写”，经过研究，人们知道刘向等的底本是在青竹简上起草的，但“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青竹简没有经过加工，易折朽或生蠹，无法长久保存，所以必须将青竹简放在火上烤炙，再用丝绳连编起来。这样制作的书写材料保证了文献典籍的耐久性。
3、编撰叙录 刘向等校书，“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录就是叙录，也就是一部书的简明提要或指南，用以揭示该书的内容及相关信息。刘向等所编撰的叙录内容，有三部分：第一，新定本的篇目；第二，记述校订过程，包括所依据的各本的情况如来源、篇数、文句差谬脱误情况等；第三，综述全书大意，包括著者事迹、辨别真伪以及简叙书中旨意等。这是叙录中的最重要的部分。从现存材料中可以推知，刘向叙录的每一篇基本如此。
4、分类整理 刘向从一开始校书时就采取了分类整理典籍的方式。刘向将全部文献分成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大类，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六大类的所有图书文献都校订了新本，完成了叙录的撰写，每个大类之下应再分多少个小类，大类和小类所包括的内容，大约也有明确的意见和草稿。所以在刘向死后不到两年，刘歆就完成了《七略》，建成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目录。《七略》首篇为《辑略》，是全书的叙录，说明每个大类和小类的内容和意义。其余“六略”即刘向所分的六大类，有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略”下分“种”，计有38种，630家。这种比较系统、平衡地著录图书文献的方法为后世的文献整理与编目起到了很好的典范作用。
范文澜曾评价说：“西汉后期，继司马迁而起的大博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做了一个对古代文化有巨大贡献的事业，就是刘向创始刘歆完成的《七略》。”[vi] 刘向、刘歆创立的档案文献整理、编目方法对后世的档案文献整理工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东汉时明帝任班固为兰台令史，负责整理典籍。班固便“依《七略》而为书部”，对兰台藏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
[i] 《文选》任昉《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注引刘歆《七略》
[ii] 《太平御览》卷233引刘歆《七略》。
[iii] 《汉书·艺文志》
[iv] 《汉书》卷36《刘歆本传》。
[v] 《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太平御览》卷618引刘向《别录》。
[vi]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第1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