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历代典制文书的编纂
古代统治者所颁布的法典律令，作为国家治政的标准，是百官遵奉的准则。早在夏代，我国就有了这种法典的存在。据《周礼》记载，周有六典：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由太宰负责法典的制定、保管和执行。三代以下，历代都十分重视法典的编纂工作。秦统一前后，编纂了三十多种律书，如《田律》、《厩库律》、《仓律》等。汉代萧何在战国魏李悝《法经》基础上，编订了《九章律》。魏明帝太和三年（229年）陈群、刘劭奉命删约旧科，旁采汉律，编成《新律》十八篇。到了唐代，各种典章制度更加完备，相应地有关典制文书的编纂也开始兴盛。唐代编纂的典章类汇编不下数十种，如唐太宗时的《贞观律》，玄宗时的《唐六典》、《开元令》、《大唐开元礼》等，高宗时颁行了《唐律疏议》、《永徽令》等，宪宗时则有《元和格敕》等等。而流传至今的只有《唐六典》和《唐律疏议》两部。
1、唐代法典律令的编纂
《唐六典》为唐玄宗时官修，题玄宗撰、李林甫等注，实出于张九龄等人之手，全书共三十卷，记唐代官制。该书编纂体例系玄宗手订，规定其应分：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典；要求编纂时须“错综古今，法以周官，勒为唐典”。即要以《周礼》六官作为《唐六典》的框架，并将有关典章制度逐一“寻考旧章，著之简册”。经过数年的酝酿准备，至开元二十年，张九龄主持集贤院期间，才开始全力编纂此书，到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相时，基本上完成了《唐六典》的编纂工作。后李林甫援书院成例，以宰相身份署名奏上。
《唐六典》仿照《周礼》六官，以唐代各级职官为纲，以唐令式规定的诸官职掌为内容，并以注文形式介绍诸项职官的沿革。在编纂中贯穿了以类相从、错综古今的原则。其编排次序先三师三公，次三省六部，再次秘书省、殿中省、九寺、国子监、御史台等文职；武职则依次为府兵十二卫、监门、羽林等；最后为地方官制，十道、三府、都督、州县、都护等。对上述诸职司，均依唐令式列其职掌、品秩、官佐及有关规定。因此，《唐六典》实可视为唐代行政法规大全。《唐六典》除正文外，还有注文，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其内容或是对有关官职和制度沿革的简单概述；或是对有关制度的解释；或是补充性说明等。自《唐六典》颁行后，即多为后世所沿用。
《唐律疏议》为唐高宗时长孙无忌等奉敕编纂。永徽元年，高宗命太尉长孙无忌等人整理律文，长孙无忌等遂在武德、贞观律的基础上，参酌异同，编纂成《永徽律》十二篇五百零二条。后又仿经疏之例为之作注，仍由长孙无忌负责。永徽四年十月书成，奏上，诏颁天下。律疏附于律文之后，与律具同等效力。名为《永徽律疏》，后世称《唐律疏义》。《唐律疏义》计有律文十二篇：即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名例系唐律总则，规定了有关的量刑原则和标准，如“五刑”、“十恶”、“八议”等。《唐律疏义》是一部综合性法典，其基本内容为刑法、民法、婚姻法及一些行政法规。《唐律疏义》的律疏部分是对律文的注解，其内容有说明有关律文的历史沿革，有对律文含义的解释，有对律文的补充说明等等。《唐律疏义》编成之后，即成为有唐朝一代治法的准绳，并成为后世制定法律的范本。《四库全书总目》称：“论者谓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故宋世多采用之。元时断狱，亦每引为据。明洪武初，命儒臣同刑官进讲唐律，后命刘惟谦等详定明律，其篇目一准于唐。”
2、《唐会要》与《宋会要辑稿》等的修撰
《唐六典》和《唐律疏义》为法典类档案文献汇编。从唐代开始，又出现了一种专记一代典章制度沿革的史书体裁，即后来所说的“会要”。这种“会要”，大多为个人所私撰，而出于官修的则称之为“会典”或“典章”。会要的体例，和“正史”里面的“志”大致相近，即按一定的编排方式，分门别类地把一代的典章制度的沿革损益，综述详备，以便于查考。这种体裁最早的创始人是唐代的苏冕。唐德宗时，苏冕曾编次高祖至德宗九朝之典章制度，成《会要》四十卷。宣宗时，杨绍复又编纂德宗以后之事，续修四十卷。北宋初，王溥在此基础上重新加以整理，并续编至唐末，成《唐会要》一百卷。
《唐会要》分五百十四目，于唐代制度损益沿革、社会风习及边疆各族史迹，备载其中，极为详尽。其五百十四目约略可分为十五大类：帝系、礼、乐、学校、宗教、选举、职官、民政、封建、历数、灾异、刑法、令货、舆服、外国。大类下各细目多少不等，如礼类有：祭祀、宗庙、朝拜、宫室、山陵、谥法、行幸、杂录等；职官类有：中央、地方、文职、武职、内外官录、杂录等；民政类有：勋阶、考绩、当值、休假、奴婢、嫁娶、户口、道路、杂录；刑法有：格令、慎恤、守法、赃估、赦宥、降官、流人、杂录等。
《唐会要》虽修成于宋初，但其主要部分完成于中唐和晚唐时期，苏冕与杨绍复均为当朝重臣，其书中所选材料，多为一般人难以见到的官府档案文件。王溥曾历仕五代后汉秘书郎、后周宰相，北宋初年又为太子太博，有许多编纂上的有利条件。因此，《唐会要》书中所保存的唐代史料极为丰富，多为新、旧《唐书》所不及者。如该书第七十三卷《职官》项下，记载单于、安北、安东、安西、安南五都护府及营州、灵州、姚州三都督府的设置情况甚详，可补新、旧《唐书》之不足。又如关于《唐六典》的颁行情况，历来有两说：或谓《唐六典》徒有条目，并未施行，或谓该书即为唐代通行之法典。而《唐会要》中叙述典章制度时，多将有关执行情况举例说明，后人据此考证得出《六典》在唐时确实是百官遵奉的法典。
继《唐会要》之后，王溥又编纂了《五代会要》三十卷，计二百七十九目。书成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由于王溥在编《五代会要》时从五代实录中收录了大量奏章、诏令，故其史料价值较高，可与新、旧《五代史》相互补充。到了南宋，徐天麟模仿《唐会要》体例，编撰《西汉会要》和《东汉会要》，其所选材，主要是前三史的志，以及东观汉纪等书中有关材料。对研究两汉时期的典章制度及其演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宋代统治者对会要的编纂十分重视，专门在秘书省设立“会要所“组织人力，设馆修纂，前后共历十次，共成书二千二百余卷，包括两宋十三朝的典制。因卷帙浩繁，当时未能刊行。元灭宋后，稿本北运，存于燕京。元修《宋史》各志，材料多取于此。明初其书尚未存，故修《永乐大典》时，多整段抄录。宣德年间，宫内失火，《宋会要》全部被焚。清嘉庆时，徐松开始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分帝系等十七类，其中以礼、食货、职官等篇幅为最巨。这就是现在流传的《宋会要辑稿》虽已残缺不全，仍近五百卷，其中十分之八的史料，都是《宋史》所未载，为研究宋代政治、经济、文化各种制度沿革变迁必不可缺的重要史料。
3、《元典章》与《明会典》、《清会典》的编纂
元代统治者仿唐宋以来会要体例，设官编撰《皇朝经世大典》，成书八百八十卷，另有目录十二卷，公牍一卷，纂修通议一卷。至顺三年三月，由总纂修官欧阳玄奏上。全书分为十类：帝号、帝训、帝制、帝系、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法典、工典，每类之下再分若干细目。《元史》各志多以此书为本，如《食货志》第一至第四卷，全出于《经世大典·治典》之文。原书早已散佚，仅《永乐大典》残文中尚有小部分遗文。
另外，元朝还有一部《元典章》，系官修，原名《大元圣政国朝典章》，是元英宗时所纂，为元代典章法令汇编。其编纂体例略仿《唐六典》，分前后两部，前部为前集，六十卷；后部为新集，不分卷。前集大纲分为十类：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每类分列条目，共计为八十一目。六部另有子目，共为三百二十七目。包括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五朝事。新集之大纲分为：国典、朝纲、吏、户、礼、兵、刑、工八类，分列三十九目，又列子目九十四，随事立名，与前集不尽相同。书中材料，多为诏令、律命和有关事例等，与会要叙制度沿革有所不同，但所收材料，多系原始档案文件，向为学术界所重视。但《四库全书总目》因其所载者皆案牍之文，兼杂方言俗语，因此屏而不取，仅列之于存目，说它“体例瞀乱，漫无端绪”，“乃胥吏钞记之条格，不可以资考证”，显然未能认识其作为原始档案汇编的重要性。
明清两代典章制度的编纂，承袭了元代的变通会要之法。明代编有《明会典》，性质与《元典章》近似，而条理较为整齐。《清会典》仅有条律规定而不载事例，其范围较《明会典》狭。
《明会典》是明代历朝典章的总汇，最初本成于弘治年间，由吏部尚书徐溥纂修，共二百八十卷，武宗时命大学士杨廷和重校，于正德四年刊行，称《正德会典》。嘉靖八年，明世宗又命阁臣霍韬等续纂，未及刊行。万历四年，张居正奉命重修，万历十五年由申时行等修成奏上，称《万历重修会典》，成书二百二十八卷，即现通行的《明会典》。
《明会典》的材料是以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刊布的《诸司职掌》一书为主，兼采《明祖训》、《大诰》、《大明令》、《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礼仪定式》、《稽古定制》、《孝慈录》、《教民榜文》、《大明律》、《军法定律》、《宪法纲》等十二种书，并附以历年的有关事例。按照明代制度，臣僚题本一经圣旨“是”了的，“准”了的，都成为了“题准”和“奏准”。这些“题准”和“奏准”，在当时即奉为“例”，并完全具有律令的性质和效力。在编纂会典之前，须 “行文各该衙门迭委司属官，将历年题准见行事例，分类编纂，呈送堂上官校勘明白，候开馆之日，送入史馆，以备采择。”由于建立了档案史料选送制度，保证了编纂材料的完整性和权威性，避免了一般官修典章汇编常见的倚重倚轻现象。
《明会典》的编纂体例系以官职为纲，叙述官职，录入事例。全书分文职衙门与武职衙门两大部类，文职衙门以宗人府为首，其下依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六科与各寺、府、监、司等为序，分述各行政机构的职掌、事例，各官职之下多列有详细的统计数字，如田土、户口、驻军、粮饷等，计二百二十六卷；武职衙门仅二卷，叙列五军都督府及各卫等。南京衙门事例，分附于各相关衙门之末。《明会典》所录多为明代原始档案文件，故向研究明代典制的重要资料。
清朝于康熙初年就开始编纂会典，雍正、乾隆、嘉庆、光绪各朝相继修纂。共成书五部。有《康熙会典》一百六十二卷，自崇德元年迄康熙二十五年（1636-1686年）；《雍正会典》二百五十卷，起自康熙二十六年迄雍正五年（1687-1727年）；《乾隆会典》会典一百卷，事例一百八十卷，迄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嘉庆会典》会典八十卷、事例九百二十卷、图一百三十二卷，迄嘉庆十七年（1812年）；《光绪会典》会典一百卷、事例一千二百二十卷、图二百七十卷，迄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代五部《会典》前后相连，其体例与《明会典》基本相同，《乾隆会典》将会典与事例分开，各自成书。嘉庆时所修《会典》增加了图的部分，嘉庆和光绪时重修本的图，是把礼部的仪式、祭器、卤簿，户部的舆图，钦天监的天体图等，绘编而成。各朝续修的部分，主要是增加事例。事例作为会典的辅助，是把各门各类的因革损益的情况，按年进行排比。所以会典前后各本的编排体例、内容基本一致，对清后期一些新增加的机构，则相应增加一些类目，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与《实录》一样，《会典》汉文本与满文本同时并行。
在清代的官修本朝会典之外，私人从事于编辑历代会要者亦不乏其人。其中有姚彦渠的《春秋会要》，孙楷的《秦会要》，杨晨的《三国会要》，龙文彬的《明会要》等等都先后成书刊行。可见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史书体裁，既有辑录一代法典律令的文件汇编，也有偏重于“沿革损益”的会要体史书，还有将制度史与相关资料汇编融为一体的会典体史书。这些典章制度史撰著及资料的搜集编纂，成为有关典章制度研究的极丰富的资料宝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