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近代档案的四大发现和整理
1、甲骨档案
甲骨档案是以龟甲牛骨为载体的档案，其内容多半为占卜之辞。殷代的统治者十分信奉鬼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商王事无大小，都要取决于占卜，凡政治、军事、收成、病丧、祭祀、风雨以及日常大小事件，事先都要占卜一下，并把占卜的结果刻在甲骨上面。甲骨卜辞的记载形式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君举必书”的最早起源，日积月累下来的甲骨卜辞便成为殷商时期的官方档案记录。
随着殷王朝的覆亡，甲骨卜辞也逐渐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默然无闻，长达三千年之久。直到十九世纪的最后两年，才被世人所发现。在殷墟遗址河南安阳西北的小屯村，农民在翻耕田地时，常常可以挖掘到一些牛骨龟甲之类的东西，当地人称之为龙骨，用作肥田之用，或以贱价卖给药铺作为药材。北京的一位金石收藏家王懿荣，最先发现了药铺所售龟板上的文字，经考订发现其文字奇古，所记多为殷商帝王之名，便率先托人以重金搜求，一年内搜集到甲骨片一千余枚。由于有人肯花重金收购，原本在当地人眼里不值几钱的甲骨竟然可以卖出好价钱，于是就盲目挖掘搜寻，殷墟甲骨大量出土，据统计，从1899年到1928年间，出土的殷墟甲骨总数约有8万余片，这些甲骨一部分由国内的收藏家所收藏，一部分被外国传教士盗运出国，流散海外。
殷墟甲骨的出土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轰动，被称之为近代文化史上最重大的发现。随着对殷墟甲骨卜辞研究的逐步开展，人们愈来愈意识到它的重要价值。1928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开始以科学方法对殷墟进行考古发掘。先后主持发掘工作的有梁思永、李济、董作宾、郭宝均等一批学者。从1928年10月到1934年3月，进行了9次发掘，共发现龟甲和兽骨6513片。1934年秋季和1935年春季，又进行了3次发掘，仅找到了殷代帝王的墓地，而未发现甲骨。从1936年春季到1937年春季，又进行了3次发掘，收获甚丰，共发现甲骨18405片。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至1949年，甲骨仍时有出土，但多为日寇所劫掠而流落国外，其余由京、津、沪各地收藏家著录收藏者约万余片。
最早对殷墟甲骨卜辞进行搜集、整理、编纂的是江苏丹徒人刘鹗。王懿荣在得到殷墟甲骨后不久即死去，其收藏的甲骨为刘鹗（字铁云）所得。其后刘鹗又多方奔走购买，所得更多。罗振玉在刘鹗处看到这些带字甲骨片后，以为系“汉以来小学家所不得见者”，遂怂恿刘鹗拓印行世。1903年，刘鹗从所藏五千余片甲骨中挑选字迹清晰完好者，共得一千零五十八片，拓印刊行，共六册，名《铁云藏龟》。是为著录甲骨文字的第一部书。刘鹗将过去收藏家秘不示人的甲骨档案公诸于世，推动了甲骨档案史料的整理和传播。
继刘鹗之后，在甲骨档案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方面较有影响的是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人。罗振玉从1906年开始收购甲骨，并派专人至安阳采掘，前后所得甲骨达三万余片，为历来收藏家所不及。辛亥革命后，罗振玉流亡日本，开始整理、编纂甲骨档案，1913年编成《殷墟书契前编》八卷，影印出版。是书共收录自藏及别家所藏甲骨拓片二千二百二十九片。1914年，编《殷墟书契菁华》，收自藏甲骨片中最大及细字六十八片，影印刊行。1915年，编成《殷墟书契后编》二卷，收录甲骨一千一百零四片。回国后，又收集国内各收藏家的拓片，共得三千余纸，编成《殷墟书契续编》，于1933年影印出版，共六册，收录甲骨二千零一十六片。罗振玉对甲骨文片的搜集、整理与编纂，对学术界的贡献很大，这些甲骨档案文献的汇编为甲骨学和殷商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宝贵资料。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在历次对殷墟的考古发掘工作过程中，也陆续将出土的有关甲骨档案整理编纂出版。第一部为《殷墟文字甲编》，系根据前九次发掘的甲骨文片整理而成，收录甲骨三千九百三十八片。第二部为《殷墟文字乙编》上、中、下三辑，系根据第13-15次发掘所得一万余片甲骨片选编而成，收录甲骨九千一百零五片。《殷墟文字》甲、乙编，是当时著录甲骨文字的最大总集，其著录方法科学严谨，每一片拓片均有编号，出土前后顺序一目了然，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建国以后，加强以对对甲骨档案的整理、编纂工作。1979年出版的《甲骨文合集》著录甲骨四万一千九百五十六片，是对国内所藏骨档案一次全面系统的整理和公布。
对于甲骨文字的研究，始自孙诒让的《契文举例》。孙诒让是清末著名经学家和文字学家，他根据刘鹗的《铁云藏龟》著录的甲骨文字，从文字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他以金石遗文与甲骨刻辞来论证古文字的形体，1904年写成《契文举例》二卷，是为用甲骨文考证古文字之始。另一位对甲骨文研究具有重大影响的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王国维从1913年开始研究甲骨文，他侧重于将对甲骨卜辞的考释与古史研究相结合，其所作《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释》、《殷墟卜辞所见地名考》、《殷墟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三代地理小记》、《说自契至于汤八迁》以及后来所撰《古史新证》等，开创了古史研究的新局面。此后，董作宾、郭沫若、胡厚宣等人也都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甲骨文档案的发现与整理，为我国上古史特别是殷商史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推动了中国古史分期及相关史学研究的发展，同时也使得一门新的专门学科——甲骨学由此形成。
2、汉晋简牍的发现与整理
在造纸术发明以前，人们主要利用竹木材料作为文字的载体。用于书写的竹片称之为“简”或“策”；木版叫作“方”，也称为“牍”。竹简形制狭长，一片竹简所载字数有限，一篇文章要用去很多的竹简，为便于阅读，人们就用绳子把它串连起来编成为册。木牍的用途，主要用作通信或书写短文。当时，绝大多数的官方档案文书及书籍使用的都是这种竹木材料。历史上，曾多次从地下发现过这样的竹简文书。如汉武帝时的孔宅壁书，西晋时的汲冢竹书等，都是较大规模的发现。而二十世纪初，中国西北地区汉晋简牍的发现与整理，则是近代史料学上的又一次重大发现。
近代中国西北地区汉晋简牍的发现是与外国人对中国文物的劫掠分不开的。1899年，瑞典人斯文·赫定进入我国西北边地进行所谓的考古“探险”，他在罗布泊北部，发现了古楼兰遗址，获得汉晋简牍一百二十一枚及其他文物。消息传出后，引起国际考古界的注意，此后，一批又一批的“探险家”们打着“考古探险”的旗号深入中国西北地区，大肆窃掠。
1901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天山南路和阗尼雅河下游一带发现魏晋竹简数十枚，有字书、方技、《论语》、文书等。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附近的汉长城遗址内，得到汉代简牍七百零三枚，此即有名的敦煌汉简。后来斯坦因又在罗布淖尔以北的北海头故城得魏至北宋木牍一百零三枚。1915年，斯坦因在敦煌汉代遣存中，得到汉代木牍一百六十六枚，在楼兰遣址中，获晋简四十九枚。1926年，北平中国学术协会与瑞典的斯文·赫定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赴西北四省考察。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内蒙额济纳河汉代张掖郡居延地边塞遗址内，获取汉代简牍一万余枚，是近代以来发掘汉简最多的一次。从1899年至1945年，中外学者陆续在西北发现的汉晋简牍总数在一万五千余枚。在发现的汉晋简牍中，早期的如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得到的汉晋简牍均被其掠往国外，流落各地。如斯坦因所得即分别为大英图书馆和大不列颠博物馆所收藏。
对汉晋简牍的整理始于法国汉学家沙畹，1913年沙畹曾把斯坦因所得简牍编为《斯坦因所获中国简牍考释》一书，共收简牍九百九十一片。1914年，罗振玉、王国维在日本根据从沙畹处得到的简牍影印件，选出其中的五百五十八片进行整理考释，编成《流沙坠简》三卷、《流沙坠简考释》三卷、《流沙坠简补遗》一卷、《流沙坠简补遗考》一卷，在日本刊布。1917年，沙畹的学生、汉学教授马斯伯乐继续整理藏于国外的汉晋简版，编成《中国古文书简影》一书。居延汉简发现后，中国学者集中力量进行了大规模整理工作，先后参加整理的有刘复、向达、贺昌群、劳干等人。1937年抗战爆发，整理工作一度中断。劳干先生将汉简影印本带到四川大后方继续整理。1943年，出版《居延汉简》释文之部四册，1945年，又出版《居延汉简》考订之部二册。西北汉晋简牍尤其是居延汉简的发现与整理，对进一步研究汉晋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提供了新的文献材料。
3、敦煌文书的发现和整理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是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史最具魅力的一件大事。
莫高窟又名千佛洞，位于敦煌县城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崖壁上。始凿于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后历代均有开窟，至唐代极盛时达五六百窟，前后历时千年，现存石窟编号至492号。藏经洞位于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窟高仅2米多，面积不过一丈见方。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发现该窟时，洞内堆满经卷文书法物，卷子都用白布包着，十来个卷子一包，重叠堆放着，总数据今人统计约有五万号，是从魏晋十六国到北宋时的遗物。其中佛教经卷占大部分，还有道教经卷、儒家经典文献、诗词曲赋、通俗文学以及寺院契约、账簿、户籍、信札等文卷，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全部遗书都是印刷术发达以前的手写本和早期刻本，其中唐咸通九年（868）所刻的《金刚经》，是现存世界最早的木刻本书籍，故弥足珍贵，是举世无双的文化瑰宝。
1900年5月，藏经洞在被遗忘了差不多九百年后，偶然被重新发现。当时一个叫王元篆的道士在清理16号窟的甬道流沙时，无意中发现甬道北壁是空的，他打开洞口，发现了藏经洞的秘密。近乎文盲的王道士并不知道这批稀世之宝的价值，他选了几个卷子送进县衙门，县长汪栗庵又将其转赠给当时正在甘肃学政任上的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叶昌炽判明这是唐物，便建议运往省城保管。昏庸的官衙并未办理，只是命王道士将藏经重新封闭起来。
但有关藏经洞的消息很快不胫而走，斯坦因、伯希和等一大批外国考古“专家”闻风而至，采用哄骗、欺诈、盗窃等种种手段先后从敦煌掠走了不计其数的珍宝。1905年，俄国人奥勃鲁切夫第一个赶到敦煌，骗走了两大包手写本。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来到敦煌，盗走24箱文书，5大桶各种绣像，不久斯坦因再回敦煌，又掠走200捆手稿。继斯坦因之后，法国人伯希和接踵而至，伯希和是汉学家，精通中国的史料学、目录学和历史地理，当看到那些手稿时，与斯坦因一样，“简直惊得呆若木鸡”，他估计斯坦因劫余的手稿，大约还有2万件左右。在藏经洞中，伯希和“翻阅了每一张纸片”，临走时携走了6000余件手稿，将藏经洞中的精品一网打尽。1909年日本人大谷光瑞也赶到敦煌，先后劫走500余卷敦煌遣书。此外，俄国人鄂登堡窃走的遗书，包括大量汉文、回鹘文的写本以及多种壁画（片段）、绢画、纸画及纺织品等，总数达一万件。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率哈佛大学考古调查团“远征”敦煌，用特殊的方法，盗剥走26方精美的敦煌壁画，并盗走了几尊最好的唐代塑像。这些所谓的“探险家“和“学者”在敦煌的行径无异于强盗式的打劫。
1909年，伯希和在回国前将一部分敦煌遗书带到北京修裱，内地学者得知后，大为震动，上书清廷强烈要求禁绝此类事件。1910年清政府命甘肃学台将洞中残卷悉数运京，移存京师图书馆。敦煌遗书在运送途中，又被各地大小官僚层层窃劫，最后到达京师图书馆时，其卷数为8697号。后陆续收回流散的卷子，待1928年移交北平图书馆时，总卷数增为9871号。
据近年的统计，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敦煌遗书的总数大约为五万卷（号）。其内容涉及范围查当广泛，政治、经济、文化、史地、社会生活、科学技术各个方面，几乎无所不包，为我国各种学术研究提供了大批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敦煌遗书的主要内容有8个方面：（1）宗教文献：敦煌遗书中绝大部分是佛教的各种经典写本，其数量约占全部遗书的95%。敦煌佛经中的许多佛经抄写年代较早，很多梵文原经在印度早已散失，所以这些材料尤显珍贵。而有些残卷中关于摩尼教的记载，有助于了解摩尼教在唐代流传情况。（2）儒家经典：敦煌遗书中的儒家经典多系六朝和唐代写本，总数达百卷以上。其在校勘、训诂、辑佚等方面都有较高价值。（3）史籍与地志；这类遗书数量虽然不多，但内容却很丰富，如唐代《姓望氏族谱》、《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诸道山河地形要略》、《沙洲都督府图经》等关于唐代西北边地的历史地理资料，为研究当时的对外交通提供了重要依据。（4）公私档案文书：敦煌遗书中保存了大量中古时期的官府档案和私人契约等，其中汇编成册的有《唐律》、《永徽东宫诸府职员令残卷》、《开元水部式残卷》、《神龙散颁刑部格残卷》提供了唐代律令格式的范本样式，是研究唐律的第一手资料。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官府档案文件一种是各种形式的往来公文，如表、状、牒等；另一种是簿籍。公文如《张义潮进表》、《大晋皇帝祭文》、《括逃使牒并敦煌县牒》，以及官府的判文，有单独判文，也有集中抄写存档的“判文集”，如《唐河西节度使判集》、《唐开元二十四年九月岐州眉县尉判集》等。官府档案中的各种簿籍包括有手实、户籍、差科簿、授田簿以及军政机关的各种会计簿等如《天宝三年敦煌县龙勒乡都里籍》、《沙州会计簿》《军仓收纳籴栗牒》等。私人契约约有一百余件，有借贷契约、租佃契约、买卖契约等，如《乙未年赵僧子典儿契》、《天复四年贾员子租地契》等。（5）文学语言资料：敦煌遗书中有文人作品专集、选集、写本歌辞、民间诗歌、变文、话本小说等。（6）文化教育资料：有各种童蒙课本、书仪、字书及识字课本等。（7）科技资料：有医学、天文历法、算学、雕版印刷、建筑等方面的内容，如医学类的写本就有《内经》、《伤寒论》《脉经》、《食疗本草》等多种。（8）其他民族语言文字资料：敦煌遗书除汉文外，还有古藏文、粟特文、于阗文、焉耆文、龟兹文、梵文、回鹘文、希伯来文等，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古藏文文献。
对敦煌遗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敦煌学。国内敦煌学的研究最早有罗振玉的《敦煌石室遗书》、《鸣沙石室遗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拾零》，以及王仁俊的《敦煌石室真迹录》、蒋斧的《沙州文录》、《沙州文录补》等8种书籍，其中所载遗书共200余件，多是伯希和的劫品。佛学专家李翊灼据北图所藏敦煌卷子编的《敦煌石室经卷未入藏经论著目录》开启了研究敦煌佛经的门径。1925年——1948年，我国学者刘复、向达、王重民、于道泉、姜亮夫、王庆菽等人先后赴巴黎、伦敦去抄录和拍摄敦煌文献，在我国拥有敦煌文献的缩微胶卷以前，这是国内学者使用敦煌资料的主要来源。与此同时，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敦煌卷子也开始得到整理研究，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是我国学者编纂的第一部大规模的关于敦煌文献的目录书。建国后，敦煌文献研究进一步深入，王重民等编撰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成为每个敦煌学者必备的案头工具书。大型的敦煌资料丛书、影印本也都相继问世。
4、内阁大库档案的保存和整理
清代内阁大库所藏档案，主要由四部分组成。一是明档：原明代内府所藏实录、诰敕等档案以及清初为修《明史》征集的天启、崇祯朝档案等；二是清档：为清入关后形成的所有诏令奏章、府衙案卷、图册、试卷等等；三是盛京旧档：即清入关后从盛京移来的后金天聪、崇德年间的档案文件；四是书籍：为明代文渊阁的旧藏，以及各省府县志等。这些档案文献材料，作为秘藏，堆积在内阁大库中，尘封不动，“三百年来，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学士大夫，罕有窥其美者”。[i] 秘封于内阁大库中的这些宝贵材料，实为研究明清史的渊薮。
内阁大库旧址在故宫东南隅内阁衙门东，临东华门内通路，原属典籍厅掌管。1909年宣统初即位时，摄政王载沣监国，命阁臣到内阁大库检寻国初摄政典礼档案。结果不但没找到，还认为大库内堆积如山的档案都是毫无用处的废纸，奏请予以焚毁。此时正值张之洞以大学士、军机大臣管理学部，罗振玉为学部参事。罗氏在得知奏焚事后向张之洞说明大库旧藏多属明清史料，应妥加保管。张之洞采纳其言，奏请以大库所藏图书，设京师图书馆，档案移置国子监的南学，试卷等移至学部大堂后楼。
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在国子监设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档案便转归该处管理。因无处存放，故将其存于故宫午门、端门的门洞之中。当时的历史博物馆经费紧张，并没有对这批档案进行妥善的保管，只是将其中比较整齐的检出，其余的装进麻袋堆放原处。1922年，历史博物馆因经费紧张，遂将八千麻袋的档案卖给旧纸商，总数达15万斤。罗振玉得知此事后，为抢救这批无价之宝，四处举债，以三倍的价格把这些明清档案从旧纸商手中买回，移藏于彰义门的善果寺。而历史博物馆剩余的档案，也转由北京大学收藏。这些堆积如山的档案总算是抢救出来了。
要把如此巨量的内阁大库档案整理刊布，供学者研究之用，并非易事。第一个从事大库档案整理刊布的是罗振玉。罗振玉买进八千麻袋以后，便运了少部分到天津，雇人整理，他自己也亲自参与其事，后选取其中史料二十二种，汇编成《史料丛刊初编》十册，于1924年刊行。他在《史料丛刊初编·序》中说：“检理之事，以近数月为比例，十夫之力，约十年当可竟。顾检查须旷宅，就理者须部署庋置，均非专馆不可。私意此事竟非一二人所之而能及。”他意识到此项大工程绝非一二人精力、财力所能及，非集体合作，不易成功。于是，他留下一小部分，将其余未经整理的档案卖给学部大臣、古董收藏家李盛泽。李盛泽亦无力整理。1928年，这批档案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购得。
自罗振玉编出《史料丛刊初编》后，学术界对这批档案也愈益重视，积极开展整理与研究工作，较重要的整理单位及编纂成果有：（1）北京大学明清史料整理会：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接收了历史博物馆保存的大库档案，随即成立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委员会（后改称明清史料整理会），开始了整理、编纂工作。先后整理公布了《清太上皇帝起居注》、《崇祯实存钞》、《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等史料汇编。
（2）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故宫博物院文献部成立于1925年，主要任务之一是接收、集中、整理明清档案。从1929年到1948年，共编辑出版各种档案史料汇编、图集、史料目录等五十余种，其中较为重的史料汇编有：《筹办夷务始末》、《清三藩史料》、《清代外交史料》、《清代文字狱档》、《太平天国文书》、《李煦奏折》等。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为适应学术研究的需要，还创办了《文献丛刊》、《史料旬刊》、和《掌故丛编》等刊物，以便及时公布在整理中发现的重要档案史料，供研究者参与利用。《文献丛刊》按专题辑录史料，每一辑中有数个专题，或精选，或连载，从1930年至1949年总计刊出四十六辑，有一百五十余个专题，其中重要者如《清康熙朱批御旨》、《清雍正朝关税史料》、《乾隆朝天主教流传中国史料》、《浙江办理秋瑾革命案史料》、《圆明园史料》等。《史料旬刊》又名《史料丛编》，共出四十期，所公布的档案史料以清康熙至咸丰年间的各种要案为主。《掌故从编》共出十册，按专题编录，如《年羹尧奏折》、《鄂尔泰奏折》、《英使马嘎尔尼来聘案》等。
（3）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从李盛铎处购得档案后，即成立明清档案史料编纂委员会，开展整理编辑工作。陈寅恪、傅斯年、徐中舒等都先后在此工作过。1930年，《明清史料》甲编付梓，其后又陆续刊出乙、丙两编。丁编未及出版。1951年由中国科学院予以出版。甲、乙、丙、丁四编各十册，共四十册。所选档案材料时间自明隆庆元年至清乾隆三十一年，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十分丰富。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台后，继续从事编纂工作，陆续编出戊、己、庚、辛、壬、癸六编，至1975年出齐，合计十编，一百册。1985年，北京中华书局据原版缩印（影印）精装，每编分上下两册，总共二十册。
此外，其他一些文化机构和个人也在明清档案的整理编纂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如罗振玉在编成《史料初编》后，又编辑出版了《清季史料丛编》、《明季史料拾零》等；由肖一山辑录刊布于《国闻周报》上的《戈登文书》；王彦威、王亮父子先后编纂的《清季外交史料》等等。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保存、整理与编纂出版，直接推动了明清史研究以及近代史研究的深入，而在整理编纂大内档案的过程中所积累的档案整理编纂方法，也为中国档案编纂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i] 王国维《观堂集林·库书楼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