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版本、目录学与档案编研
整理研究历史文献典籍，还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说明书籍刊刻和流传的源流，称之为版本学；一是叙述书籍的种类和内容，提供参考的资料，指导读书治学的门径，称为目录学。版本、目录学是从事档案文献整理工作的重要基础。
（一）版本学与档案编研
1、古书的版本
“版本”之名的产生，与中国古代文字的载体形式密切相关。“版”的本义原指木片，在纸张未发明以前，古人是用竹简、木牍来记事的。《论衡·量知篇》载：“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析之为版，刀加刮削，乃成奏牍。”可知古代以竹简写书，木版可兼用于奏牍。除了简牍之外，书写材料还有缣帛。缣帛以卷为单位，为便于收放，在缣帛的一端装有卷轴，卷起来后放在架上。卷轴的轴头露在外面，这就是“本”，即根的意思。由此可知，“版”的名称，源于简牍；“本”的名称，源于缣帛。“版本”合称使用，则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
无论是写在简牍，还是写在缣帛上，从记载的形式上看，中国古代的书籍，全是写本。自从雕版印刷术出现之后，才有“版本”之名。最初称“版本”只是为了区别“写本”而言。后来，由于雕版印刷的书籍不断增多，各书的印版有种种的不同，藏书家便对不同的版本进行著录、研究，于是就有了版本学的产生。
重视和讲究版本的风气，开始于南宋，而大盛于清朝中期。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中所提到的版本，一书多到好几种，有成都石经本、秘阁本、旧监本、京本、江西本、吉州本等等的名称。时岳珂刻《九经三传沿革例》时家中所藏版本有二三十种之多。此时所讲版本还只在说明某书有多少种版本。明末清初时李鶚翀的《得月楼书目》开始注明某书是宋版，某书是元版，某书是抄本等等字样。钱曾的《述古堂书目》、徐乾学的《传是楼书目》又把宋版元版列为专名。清朝乾隆嘉庆年间，于敏中、彭元瑞等先后奉命编纂《天禄琳琅书目》，把宋版、元版、明版、影宋版、抄本，各从其类，分别叙列，并对刊刻的时代和地址，收藏家的姓名，所盖的印章等，样样考证，一一记载。讲求版本的风气由此开始。
区分版本的类别，有多种方式，有从刻印形式区分，有根据刻书机构和地方区分，有根据印期墨色区分的，有根据字体形状区分的，等等。约略介绍如下：
其一、根据出版方式划分：第一类为印本：（1）椠本（刻本或刊本）：用木版雕字所印的书籍称为椠本。刻本、刊本是从椠本词义引伸而来的。（2）原刊本（原刻本）：凡初次雕印的书籍称为原刊本或原刻本一般人以为原刊本校勘精审，重刊本常有讹误，实则不然。（3）旧刊本：著录图书时，凡不详年代的刊本，例称旧刊本。（4）精刊本：指雕版字体工整且经过精审校勘的书。宋元时代刻书，不但刻手是有名的工匠，即其书写，也多出于当代名人之手，故宋元版字体，大多遒劲秀美。（5）写刊本（写刻本）写刊本的书稿，多出于名人手笔，照烈把书写人的姓名刻在版上印出。（6）翻刻本：木版印刷日久，容易损坏。要想长期流传，就靠翻刻，大多据原刻版影摹，然后上版开雕。、翻刻本多与原刻无异。（7）通行本：即普通流行的刻本。或为坊间刻本甚多，随时可以得到；或为雕刻平常，不值特别珍藏。（8）修补本：雕版屡经印刷，势必有漫漶烂损的现象，因此需要修补。使用修补版印出的书籍，称修补本。修补版的的版心、版框和字体等，因修补时代和工匠的不同，优劣悬殊很大。（9）活字本：即用活字制版本，有胶泥活字、铜活字、铅活字等，活字本又称“聚珍本”，武英殿聚珍版均为善本。（10）邋遢本：南宋绍兴年间四川所刻的七史到元代大部分版片模糊漫漶，很不整齐，被称之为邋遢本。（11）拓本：凡摹拓金石、碑碣、印谱之本，称拓本。初拓本字迹清朗，为人所贵。（12）影印本：用原书逐页照相制版所印成的书，通称为影印本。因制版时所用材料不同，名称亦异。如用玻璃制版者称珂罗版印本，用石材制版者称石印本。（13）铅印本：铅印技术由西方传入，最早的汉文铅字本为清咸丰年间上海墨海书馆出版之《六合丛谈》。（14）油印本：近代以来用腊纸刻本油墨滚筒印刷，简易方便。油印的小册子或宣传单在档案中较为多见。
第二类为写本：（1）抄本：凡是手写而非版印的书称为抄本。明末以后，藏书家多重视抄书，手校眉批，多为善本。抄本中有乌丝栏格者称乌丝栏本，有朱丝栏格者称朱丝栏本。（2）影写本：摹写宋元版书籍字体点画、行格款识依照原式不差分毫者，称影写本。（3）稿本：凡经写定而未付印的书稿，称稿本；其为著书人亲手写定的稿本，称手稿本；凡经他人代为缮写后又经本人校定者，称清稿本。（3）毛抄：即毛晋汲古阁影宋抄本。毛抄本字体挺秀，影写宋本，形神酷似，几可以假乱真。（4）内府抄本：清廷内府专设抄书署，各署所抄之书不同，如升平署专抄戏曲小说类。
其二，根据刻书机构和地方区分者：（1）官刻本：凡经官府雕版印行的书，称为官刻本。官刻本中，又有种种不同的名称。如监刻本，为各朝国子监刻印之书；经厂本，为明司礼监下属刻书印书的机构经厂所刻之书；殿版，为清武英殿本的专称；内府本，清朝凡经皇帝订定的书，均由内廷印行，称内府本；局本，清同治年间在江宁创立金陵书局，其他各省亦先后开办书局。由这些官书局所刊印的书称为局本。（2）私刻本：有家刻本：凡私人在家所刊印之书，称家刻本；毛刻本：明常熟汲古阁主毛晋，校刻书籍四十余年，刻书六百余种，称毛刻本或汲古阁本，刻工精良。（3）坊刻本：即指市上的“书坊”所刻之书。如五代时的书肆，北宋时的书林，南宋时的书棚、书铺等等。（4）宋本：两宋时期所刻之本，有蜀本、闽本、浙本、婺州本之分。闽本又分建成本和麻沙本，麻沙本讹误较多不为世重。浙本多为南宋国子监所刻，是宋本中最好的本子。（5）外国本：分朝鲜本和日本本。
其三，根据印期和墨色区分：（1）初印本和后印本：专指雕版印刷的书籍，初印本字迹清朗，边框完整；后印本字迹漫漶，常有修补痕迹。（2）朱印本和蓝印本：印谱、符籙等书，一般全用朱色印刷；明末的志书，多用蓝色印刷。（3）朱墨本和套印本：用墨色印书文，用朱色印评语、圈点的书，即后来套版的先声。清人印书套色有至六色套版者。
其四，根据字体形状大小区分者，（1）大字本：宋版书多大字，版框纸幅均高大，每行至多不过十七八字。（2）小字本：小字本每行字约二十余字。大字本小字本专指宋元版书而言，明清版无此名称。小字本尤少见，藏书家珍之。（3）仿宋本和聚珍本：清人模仿宋版书字体所刻之书称仿宋本。其用仿宋活字所印者，称聚珍仿宋本。
其五，根据印刷、装订和版形大小等区分者：（1）单行本：相对丛书而言。汇聚多种书，雕刻一个版式，称为丛书。若把丛书中之一种抽出来，单独印行，则称为单行本。（2）合订本：把两种以上性质不同的书，合订在一起，称合订本。期刊中按期续印的书，每隔一段时期，汇订在起，亦称合订本。（3）毛装本：凡新刻、新印而未加工剪裁的书，称毛装本。另有一种“毛边本”或只切地头而留天头，或三面都不切齐全留毛边。鲁迅先生早年自己设计印制的书都采用此形式。（4）巾箱本与袖珍本：指版式特小便于携带的书。（5）夹带本：清代专用于科举考试作弊之用，石印细字，大小约等于128开本，还有更小的。
其六，根据批点评注等区分者：（1）校本：普通本经校勘家取善本精心较过的，称为校本。“书籍不论抄刻好歹，凡有校过之书，皆为至宝”。（2）批注本：经过批点、注释的本子。（3）节本与增订本：抽原书一部分付印者为节本，一书数次刊印后有增加内容者为增订本等。
其七，以版本的优劣来区分者：（1）孤本：凡海内外罕见的本子称孤本。（2）珍本：较为稀见或较为珍贵的本子。（3）善本：指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的本子。（5）残本：不完整的书称残本。（6）巾帕本：明万历年间作官的文人刻书成风，其所刻书往往妄加删改，错谬百出，时称巾帕本。其他还有禁书本、配本、百纳本、三朝本、膺本、大花脸本等等的名称。
版本的款识与鉴定
无论是手写还是版印的书籍，一经写出、印出，就会有一定的样式，如书的行格、版框、边栏、字体、墨色等等。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刻书机构，不同的抄刻家等，其所制作的书籍的样式也不尽完全相同，藏书家和版本学家据此将书籍区分为不同的版本，并对版本的年代、优劣等进行考查鉴定。这里所说的版本样式就是版本的“款识”。
版本的款识多种多样，主要有三部分，一是版本本身的形制，二是书中文字的样式，三是书籍装祯过程中所形成的样式。各部分的主要内容及名称如下：
其一，版本的名称：（1）行格和版框：书的行格，一般以半叶为准，著录时，多记每半叶多少行，行若干字。或省去“每半叶”字样，如说“十三行，行二十四字”等。书的版框尺寸称“高广”（纵横），如高若干寸若干分，广若干寸若干分等。近代以来，说明高广，采用公制厘米。（2）边栏：书版的四边界格，称为边栏。有单边、双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等名称。（3）版口：书叶正中的折缝处，称为版口，亦称版心。版口中有专为折叠时作标记用的象鼻和鱼尾，刻在上下两端。象鼻中空的，称为白口；象鼻中有墨线的，称为黑口或细黑口、小黑口；象鼻中有宽黑线或全黑的，称大黑口或粗黑口；象鼻中间刻不容刻有文字的，称花口。鱼尾亦有白黑两种，刻在版口上节或下节，上下均有的称双鱼尾，仅有一处的称单鱼尾，黑色者称黑鱼尾，白色者称白尾。鱼尾与黑口作作用相同。（4）天头、地脚：天头指书页上端栏线以外部分，有的书天头较大，可以作校勘家提供方便。地脚即书页下端的空白处，地脚较天头窄些，约四分。（5）口题：在书的版口中刻上书名、卷次，或刻叶数、字数，或刻上刻工姓名及刊行人姓名等，统称为口题。（6）书耳：或称耳子，刻于左栏外上角，用于刻子标题或卷数，多出现于经部书中。
其三，文内样式及符号名称：（1）字体：版本中所称字体有匠体、异体、古体等名称。匠体即指书工所写的字，有宋匠体和明匠体之分，宋匠体整齐方正带有楷书风格，明匠体横轻竖重，缺乏精神。异体往往是以讹传讹。宋版书籍中，字体讹误处不少，版本家往往根据书中异体讹误的痕迹辨别其刊刻年代。（2）讳字：避讳之风始于秦汉，盛于隋唐，严于两宋、明清，宋版书中因避讳而改字缺笔的痕迹触目皆是。各朝讳字特点不尽相同，可根据讳字大略推断版刻年代。（3）黑钉：或称墨等，四方或长方形黑块，用以表示阙文。（4）白框：亦称空白，表示阙文之处。（5）阴文：为使读者省目或注意，文内有时特意将字刻成阴文，以使与大量阳文相区别。（6）墨围：把书中某些字用墨线围住，如疏，以表示注疏或小标题。（7）白文：凡无注、无笺、无疏的书称白文。
其三，装订名称：书籍的装订形式随着书写材料的发展而发展，最早的是竹简木牍，为了阅读的方便和不致错乱，就用绳子编连起来，遂成为最早的图书装订形式；而用缣帛写成的书采用了卷轴的形式。纸发明以后，最初用纸写成的书仍沿袭缣帛的卷轴式方法，但由于书的内容有长短，卷轴的长度也相应长短不一，长的可达几丈以上，翻阅的时候，打开、卷起都很麻烦，到了唐代，发明了把卷子折叠起来的方法，即把一长幅的纸，向左右反复折叠成一长方形的折子，再在前后加上两张硬纸版作为前后的封面，以便于翻检。这种折叠的书，多用于佛经的刻印，故称经折装，又称梵夹装。其后，人们又在此基础上，把前后封面改为一张整纸，一端正粘于最前面的左边，一端向右包到书背面粘在最后一页的左边，这样就把书的首尾粘连在了一起。展开时，不但不会散落，还可以从第一叶翻到最后一叶，再从后翻到前面，周而复始，连续不断，有如旋风。故称为旋风装。客观存在是从卷轴演进到册叶式的一个过渡形式。经折装或旋风装虽比卷轴式进步，但在使用时，翻阅久了，在折叠的地方容易裂开，散成单片，于是又出现了一个改进的方法，索性把一张一张的叶子，不去粘连成折，就钉在一起，伏成一册，既牢固又方便。到了唐末宋初，书籍的装订形式，已从卷轴过渡到了册叶。因时代的不同，又有种种不同的形式。最初是“蝴蝶装”，其次是“包背装”，最后是“线装”。（1）蝴蝶装：这种装订方法，是书口和书口相连，书皮用硬纸包裹，用浆糊粘结书背，版心向内，单边向外。翻阅时，书叶展开如同蝶翅，故有此名。（2）包背装：把版心折叠，使书口向外，其后背用书皮包裹，不露书脑，一如今本书的装订方法。明《永乐大典》、清《四库全书》等均用此法装订。（3）线装：实际上包背装也是线装之一种，只是其装订线不外露，而线装书的装订线则露在外面。线装书普通打四个针孔，亦有六个或八个针孔，用白珠线双股平行，穿孔订紧。线装书美观实用，既便于翻阅，又不易破散，且便于拆开改装，整旧如新。中国古代图书装订技术发展到此，可谓几臻于完美。
鉴别版本作为参考的名称还有诸如大题小题、书尾、书牌子、藏章、帮手、书品、出相等等，这些都是比较专业的术语，这里就不一一介绍。关于版本的鉴别，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先考查其有无封面及封内大题。封面一般有书名、撰者名、刻版年代等，无封面者看卷端书名，以确定该书的基本年代。
其二，考查其书有无序言。从序言的字里行间找出此书的刊刻情况，判断此书的年代。另外从书的后跋中也可以找到有关刊刻情况、版本源流、编撰旨意等线索。
其三，考查是否经过圈点，有无题跋和校勘及名人藏章，从中可以得到判断该书价值的可靠信息。
其四，考查此书的边栏、版口、用纸和用墨等，这些书的外表形式特征可以作为判断版本年代的旁证。
还有如检查刻工牌记、考查避讳用字、考查各书叶数及行款等，都是在鉴定版本时所需要注意和参照的重要方面。
2、档案中的版本问题
版本是书籍印刷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形式，而一份档案文件，在其形成和流传的过程中，也会形成许多不同的“版本“，我们一般称之为“文本”。如草稿、底稿、签发稿、正本、副本等，以及写本、打印本、铅印本等等。在档案的形成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不同的档案文本，在文字和内容上，有时会存在一些较大的差异，在进行档案整理时，就必须充分考虑到它的“版本”问题。因此，鉴别异同，区分优劣，选择最好的文本，参照不同的文本进行校勘，也是保证档案编研质量的重要基础之一。
文本的选择：版本的选择，是档案文献编纂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版本的选择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编研工作的质量。因此，在实际的档案编研工作中，要认真对待版本问题。档案的版本，我们称之为文本，同一份档案文件，往往会有多种版本，在内容或时间上也略有差异。如公务文件，就有底稿、草稿、正本、抄本的区别。公文正本是发文机关的正式发出的文件，有标准的公文格式，有主管人或主管机关的印信等标记，具有法定的实际效用，是最可靠而有效的文本，应以此作为编纂史料汇编的文本。众所周知，在历史上相当一段时期内，文件的归档及档案的保管工作并不完备，加之主管机关对下级机关来文的保管缺乏应有的重视，致使缺头少尾的公文大量存在，因此，要编纂准确反映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过程的档案史料，有时仅强调文件的法定效用是不够的，在正本已经亡佚的情况下，就要考虑利用正本以外的其它文本形式。
底稿，或称原稿，是我们在整理档案史料过程中经常看到的文本形式。它一般是发文机关据以发出正式公文的底本，在真实性可靠性方面与正本具有同等价值，如正本已亡，可以用作编纂公布史料的文本。
抄本，又称副本，它是根据正本抄写或复制的。主管机关在文件转发中往往采用抄本的形式，如“司法行政部训令：令署上海江苏高等法院……。此令。计抄发原呈二件。”抄发的呈文即是原件正本的抄本，在正本已佚的情况下，亦可选用抄本。但是，一般而言，发送单位的抄存件要比收到单位的抄存件可靠些。
草稿，是尚未定型的的文件稿本，有时与正本会有很大的出入，它反映的是文件的撰写、修改过程，一般尽量不作为编纂公布的文本。然而，档案作为一种历史性资料，具有反映历史发展原过程的重要使命，任何一项规章、法令、制度等的形成，都有一个历史的过程，而档案就是这一过程的忠实记录者，在这种情况下，有关某项内容的所有的档案文本形式，不论是草稿还是定稿，对于研究者来说，都具有同样的研究价值。有时，草稿的价值甚至更高。
历史档案中除公文档案外，还有大量的个人档案，如个人在公务活动及其它社会活动中形成的档案材料。这些个人文件比较复杂，有亲笔手稿、记录稿、抄稿、代拟稿、签发稿等等。如汇编个人文集，则以亲笔手稿为主，亲笔稿又有草稿、修订稿、誉清稿之别；而讲话记录稿则有经审稿与未审稿之别。在选择时，应取择后原则，即手稿取最后誉清稿，记录稿取经审稿。至于抄稿，一般取择先原则，即应优先选择最早的抄本，因为辗转传抄的次数越多，出错的机率就越大。代拟稿和签发稿一般视具体情况而决定取舍。
印本的选择：对于已经印刷出版过的档案文献资料的选编，尤其是在汇编革命历史文献时，更要从版本的角度去进行考查。因为革命历史文献除了以档案文件形式保存下来的以外，很多都是在期刊、文集及一些印刷宣传物中保存下来的，这些印本文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经过长期的流传，多次的传抄和翻印，会造成很多的错、讹、漏、误现象。因此版本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革命历史文献在形成过程中，由于抄校、印刷、译报、文字润色、有意修改等原因，不同的版本在文字和内容上往往有很多差别，有的差别甚至很大。如，《中共八七会议告党员同志书》最早发表于1927年出版的《中央通讯》第一期，稍后，有些省委照此翻印下发。1930年，该文件又由《共产国际对中国决议案》刊载，1937年编入《中国问题指南》，1942年编入《六大以前》。现在常见的史料书中，都是以1930年以后刊印的版本为依据的。但是对照27年版的《告党员书》，可以发现，后者仅文字不同处就有数百处。即使是同一刊物，有时也有不同版本的情况，如《向导》就分别在上海、北平、广州、湖南、河南五个地方印刷出版，不同的版本在文字、编排、篇目等方面就会出现差异。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在文件形成过程中经过作者本人、他人的修改，另一方面则是在文件的传抄翻印过程中出现的错、讹、衍、脱等现象。在革命年代，由于白色恐怖，各地向中央的报告，许多都是密写的，中央收到后照抄几份保存，有的则由党刊发表，而中央的决议或文件也是经过各种秘密交通线，送至各地传抄或翻印，经过辗转的传抄，就不可避免地出现错讹现象。又如，抗战初期的电报，发报后一般不保存原稿，而是抄成单页抄件或抄入电报“抄存本”，此外，收报单位收到后，也有抄报保存下来。因此，一份电报因译语的不同，抄写时的差误等，就会有几种不同的抄报版本。
对于档案文献材料中存在的版本问题，仍需通过校勘学的方法加以解决。如对革命历史文件作者和形成时间的考订，有学者总结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对作者的考订：（一）根据已知的事实考订作者；（二）根据被考订的文件中提到的刚刚发生的事件之发生地点及报刊引文的出版地点进行考订。（三）根据档案原件的字体、用纸、保存地点等进行考订；（车）从有关电报是寻找考订根据；（五）根据档案史料的不同文本、版本考订；（六）根据刊物的出版时间考订；（七）从下级、收到机关的文件中寻找考订根据；（八）根据会议记录、个人日记、笔记等进行考订。对时间的考订：（一）根据会议记录考证时间；（二根据文献内具体提到的具体事件的时间判定；（三）根据文件内提到的口号、主张等判断时间。（四）根据不同的版本考查时间；（五）根据有关文件判定时间，如有关文件的来往文电，相同内容发给不同单位的文电等；（六）从文件中提到的时间相互关系换算判定时间；（七）从文件作者署名判断时间；（八）从收文人的情况判定时间；（九）根据文件的有关顺序号、发文登记、文件标志等进行判定，此外纸张、笔迹等也可以作为考证时间的依据。
（二）、目录学与档案编研
1、古典目录学
目录最早的含义是指一书的篇目；后来，目录被解释成对一批相关图书简要的、系统的记载。姚名达先生说：“遍辨其名之谓目；详定其次之谓录；有多数名目且有一定之次序之谓目录。”[①] 汉代刘向在整理文献时，每完成一部书，都要按部类编次（条其篇目），并撰写提要文字（录而奏之），两者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目录”。原来刘向的《叙录》都载在本书，随书而行，后汇集所有的《叙录》为一书，以别行于世，故称《别录》。正如清代修《四库全书》时，每书之首，写有提要一篇，后又汇集所有提要，成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一样的做法。
一般认为，我国目录学的萌芽开始于孔子整理六经。孔子与其弟子在整理六经时，对《尚书》、《诗经》、《易经》中的一些篇章作了简要的说明，这就是后世所说的大序和小序。如《尚书·禹贡》序称：“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仅仅十二个字，就说明了《禹贡》的主要内容。又如《大诰》序：“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说明了作《大诰》的历史背景。后来，在先秦诸子著作中，往往在书后有一篇提要钩玄的自序，作为阅读的指南，如《吕氏春秋》中的《序意》，《准南子》中的《要略》等。但是将所有图书作有系统的分门别类著录说明，还是开始于刘向、刘歆的《七略》、《别录》。其后，班固《汉书·艺文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创立了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史志目录，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随着古代文化的发展，古籍文献数量的增加，目录书亦不断增加，到清代，目录书的数量已经相当可观。这些目录书按编撰体例划分，主要有三大类：其一、官修目录。即由政府敕令某些学者编撰的国家藏书目录。我国从西汉开始都有在政府组织下进行的大规模的整理图书文献工作，其整理成果记录下来即是官修目录。如刘歆的《七略》、魏郑默的《中经》、西晋荀勖的《中经新簿》、宋王俭《元徽四年四部书目》、隋牛弘《开皇四年四部书目》、唐毋煚《古今书目》、宋王尧臣《崇文总目》、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
其二、私家目录。是由私人编撰著录的目录，收录书目基本上以私人藏书为主。私撰目录始于南朝宋王俭的《七志》和阮孝绪的《七录》。私修目录数量众多，主要分两大系统：综合目录和专门目录。
综合目录：系综合群书的目录，按著录范围可分为藏书目录、地方目录、丛书目录和初学目录。（1）藏书目录：是藏书家对所藏图书的编目，最早有唐吴兢的《西斋书目》。宋代雕版印刷发展，图书流通，刻书藏书风气盛行，从北宋到清代，著名藏书家已有一千余家。藏书家的藏书数量逾十万卷者亦不在少数。宋代著名的藏书目录有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尤袤《遂初堂书目》，明代的有高似孙《百川书志》、祁承《澹生堂书目》、钱谦益《绛云楼书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等；清代有钱曾《也是园藏书目》、毛 《汲古阁珍藏秘芨书目》、黄丕烈〈士礼居藏书记〉等。（2）地方目录：把专记有关某一地区图书编制成的目录。明陈其瀚的〈两浙著作考〉、曹学俭〈蜀中著作集〉是较早的地方目录专书。（3）丛书目录：汇集丛书书名和子目的一种综合性目录。宋宁守嘉泰年间所刻〈儒学警悟〉是最早的丛书。明清两代，丛书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很大发展，到清末已有丛书三千余种。编制的丛书目录有朱学勤、王懿荣的《汇刻书目》收丛书500种，李之鼎《增订丛书举要》收丛书1605种，沈乾一《丛书书目汇编》收2086种，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收全国41家图书馆馆藏丛书2797种。（4）初学目录：专供初学者读书入门的目录。鲁迅先生曾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作为指导初学的重要工具。初学目录中较有影响的是张之洞的《书目答问》。
专门目录：专为某一专门学科，或针对一种、一类书而编写的目录。前者称专科目录，后者称专书目录。专科目录有：（1）释道目录：专门记录佛教和道教经典的目录最早的佛典目录有梁僧佑的《出三藏记集》，唐代有释道宣《大唐内典录》、明释智旭《阅藏知津》等。道藏目录最早的是葛洪《抱朴子·遐览篇》，后南朝齐宋时道士陆修静编有《灵宝经录》，明代白云观道士白云霁有《道藏目录详注》。（2）经籍目录：著录儒家经籍的专目。以宋欧阳伸的《经书目录》为最早，清朱彝尊的《经义考》为经籍目录的代表作。（3）史籍目录：专载史籍书目者，最早为宋高似孙的《史略》，最有影响力者为章学诚的《史籍考》。（4）单科目录：其范围较广，如地理书专目，如清代顾栋高的《古今方舆书目》；书画专目，如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金石专目，有宋欧阳修《集古录》；图书专目，有善本书目、版本书目、禁毁书目等等。专书目录有：（1）注引书目：将某一书的引用书编成目录，如《三国志注引书目》、《世说新语注引书目》等。（2）参考书目：将与此书有关的书或资料编成的目录。如《史记书录》、《红楼梦书录》等。（3）篇名目录：又称书内目录，即把一部书中的有关篇名、章节、细目等按一定编排体列、页次等顺次排列，以便读者可以综览全书结构内容，并迅速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材料。这是近代目录学理论在
其三，史志目录。是指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和有些朝代的国史经籍志一类的书目，及有些政书中的目录书。史志目录的收书范围有三种：（1）专记一代藏书，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经籍志》等；（2）专记一朝人著述的，如《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等；（3）记历代藏书，如郑樵《通志·艺文略》、《图谱略》，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等。实际上二十四史中只有六部正史艺文志，是为史志目录的主干。清代学者为其他无史志的正史进行辑补工作，出现了各种补志。
2、目录的体例与书目分类
目录的体例，主要有三种，一是书名目录，二是类序目录，三是解题目录。书名目录较为简单，除书名外，所著录的内容还有作者、卷数、版本及藏者等等，各书名目录书著录情况不尽相同。这种体例虽然简单，但若出自大家之手，仍能达到条例分明，体制井然，类例自分，学术自明的境界。类序目录，主要为辨章学术，对某类书的学术特点加以记述，故这种小序对了解和掌握图书特点有提纲挈领的作用。解题目录，此类目录书每一类中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解题的主要用途在揭示图书的主旨和用途，向读者指示门径和提供方便。《四库全书总目》在解释“解题”之意时称：“各详其卷帙多少，撰人姓名，而品题其得失，故曰解题。然而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借是而得其 略；其传于今者，得借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以考证者必之。”这种解题目录或称之为书目提要。
中国图书的分类，最早起源于《七略》。《七略》中的《辑略》实为综述学术源流的绪论，其他六略是：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略即六类，是六分法，大类之下再分种类，计三十八种。所有图书均按此分类分别归属，可谓是纲举目张，秩然不紊。《七略》簿录群书，实寓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深意。
继《七略》六分法之后，在魏晋之际，出现了四部分类法。魏元帝时郑默编成《中经》，晋武帝时荀里边在此基础上另编《新簿》，分为甲、乙、丙、丁四部总录群书。甲部，纪六艺、小学等书；乙部，纪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荀里边的甲、乙、丙、丁四部的次序就是经、子、史、集。后来，将子部移后，史部提前，使甲、乙、丙、丁的次序成为经、史、子集的顺序。唐初修《隋书·经籍志》时，已经直标经、史、子、集四部名称。在此后的一千多年时间里，四部分类法成为中国图书分类的主体。
在四部分类法盛行时期，也有一些学者看到了四部分类法的局限性，不足以统括群书，有的图书即使勉强归类，大有“削足适履”之叹。遂于四部之外，又创立新法。如郑樵自创体例，将所有图书分为十二类：经类、礼类、乐类、小学、史类、诸子、天文、五行、艺术、医方、类书、文类。计分为十二大类，八十二小类，四百四十二种。清代学者孙星衍编《祠堂书目》将群书分为经学、小学、诸子、天文、地理、医律、史学、金石、类书、词赋、书画、小说等十二类，较之郑樵，又向前进了一步。
3、目录学的作用
目录学对读书治学起着指示门径的作用，不仅可以即类求书，因书究学，还能有助于了解学术源流及其发展情况。分而言之，重要有如下几项：
其一，有助于了解古代文献概况：有助于了解历史上某一时代的藏书情况，因官修目录基本上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该朝代藏书状况。有助于了解各类书的归属情况，古代目录都是分门别类加以著录，可使我们对该书属某大类、某小类有个清晰的认识。有助于了解各个时代图书的亡佚及发展情况。如早期目录中著录的书，经过一段时期后，再不见著录，就基本可以断定该书已经亡佚。有的类别的书的发展情况也可以在目录中反映出来，如史部的书，在《七略》中是附在“春秋家”下的，而到魏晋时，数量已经太多，无法再作附庸，遂独立出来。
其二，有助于了解图书本身状况：无论哪一种目录书，对书的基本状况都有详略不等的记载，如书的撰注者、版本、源流、残、佚、亡等情况，都能从书目得到反映。即使读者未看到原书，也可从目录书中得到有关该书的信息，以便在日后根据目录书提供的线索去搜集、辑佚。
其三，帮助考辨古籍：对一部古籍要想知道它的真伪价值，首先就要从目录书中寻求答案。余嘉锡从目录学的角度提出了古书辨伪的六项原则：（一）以目录书之有无，断书之真伪；（二）以目录书考古书篇目之分合；（三）以目录书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四）因目录访求缺佚；（五）以目录考亡佚之书；（六）以目录书所载的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古典目录在古书辨伪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当然档案文献真伪错综复杂，辨伪方法也非一种，要用综合的方法加以考辨。
其四，指导读书的门径。清代学者王鸣盛十分强调目录学的重要性，他在《十七史商榷》卷一中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又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
4、目录学与档案编研工作
读书治学离不开目录书的指导，同样档案编研工作与目录学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档案编研工作作为一项编纂、研究档案史料的工作，离不开目录学的指导。
首先，目录学可以为档案编研究工作者提示读书治学的门径。
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和图书印刷术的发明，图书数量不断增长，卷帙日益浩繁，性质也越来越复杂，各门各类的著作极其丰富。但是浩如烟海的图书财富与读者有限的精力时间之间就存在着矛盾，唐代目录学家毋煚曾说：“窃以经籍浩广，罗图纷博，寻览者莫之能遍，司总者常苦其多，何暇重屋复床，更繁其说？”“苟不剖判条流，甄明科部，则先贤遗事，有卒代而不闻，大国经书，遂疑年而空泯。使学者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倚仗追日。不亦劳乎？不亦弊乎？”[②] 因此，目录学自产生以后，就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把它视为读书治学的门径。因而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得其门而入，才能事半功倍。
在知识日益增多的现代信息社会，要想迅速了解或掌握某项专门知识，同样离不开目录学的指导。一个科研工作者，在从事科研时，从选定课题到最后写成定稿，编制引文书目的过程中，每一步都离不开查找资料，要从浩如烟海的图书资料中，迅速准确地找到所需要的特定资料，就必须借助目录学这把打开人类知识宝库的钥匙。前已述及，目录书的种类十分繁富，要学会利用各种目录为自己的科研工作服务，如想要了解某一学科的学术源流、发展状况，可以查看有关目录中的类序（包括总序、小序、案语等），还可以从解题书目中以解有关的信息；要了解某一类书或某一部书的情况，可以查找有关的专题目录或专书目录，如陈垣先生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是一部专题目录，其所收录的书按成书年代先后排列，每书下记书名、异名、卷数、作者小传、版本情况、简要评价等。陈亘先生还注意介绍本书在学术上的利用，如后人所写的书中，有哪些是摹仿此书体制的，哪些是引用了此书的材料的。也说明本书有些什么材料，适合作某项研究之用等等。象这样的一部目录书，就不仅仅是单纯地“部伍甲乙”了，而是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角度对中国佛教典籍的再整理。因此说，目录学可以作为科学研究的指南。
其次，编研工作需要借助目录学成果。无论是编纂档案史料汇编，还是进行相关课题的研究，都要充分利用目录学的成果，以少走弯路。如选定某一汇编题目，制定好编纂体例之后，就要考虑选材问题。选择档案汇编材料主要是以馆藏档案为基础，在选材时，借助已有的档案检索工具如全宗目录、案卷目录、文件目录等一步步地查找，有时还要检索人名卡片、专题目录、特藏目录等等。汇编某一专题的档案史料，仅靠馆藏档案往往是不够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还要采择大量的资料、报纸、期刊、文集，以及其他档案馆的档案材料作为补充，如《金城银行史料》一书所所用的材料除金城银行档案外，还有《大公报》、《新闻日报》、《光报》、《银行周报》、《中国金融》等各类报刊，以及有业务往来的各公司档案，如通城公司档案、太平保险公司档案、盐业银行档案等等，还有各种有关的统计资料、专著等，如《中国经济年鉴》、《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等。可见其材料的采择面是很广的，这就需要借助各种目录作为寻找文献资料的途径。因而，要搞好档案编研工作就要有关的目录著作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以便知道到什么地方能够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材料。目录学的基础，也是档案编研工作者的基本功之一。
在档案编研工作中，目录的制作亦十分重要。一部史料汇编在确定了编纂体例之后，就要考虑其采用何种目录形式，既可以使读者通过对目录的综览，迅速了解该书的体例及内容，又可使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所需要的档案资料。任何类型的档案史料汇编，目录都是必不可少的。档案汇编的目录形式主要有三种：
其一，汇编目录，就是书内目录。即按照档案史料汇编的编排体例，把有关的类别、文件标题、页次等顺次排列，形成书内目录。以便读者可以通过目录综览全书结构内容，并迅速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材料。汇编目录一为简要目录，一为详细目录。
简要目录，只列出汇编的类、目或章、节的名称，不在目录中列出每份文件的标题。这种目录多用在按类编排的节录式档案汇编中。因为这一类档案史料汇编，每一类、目下，所收的不一定是一篇完整的档案史料，有的一份档案史料因其涉及多方面的内容，往往因分类汇编的需要而被分割成几个部分，分属于不同的类目，如果在目录中详录每段节录史料的标题，就会显的过于零碎庞杂。有些汇编内体例结构比较复杂，章、节、目，大小类过细，一般也采用简要目录。如《中国近代航运史料》第一辑分上下两册，上册前面有一总目，列出全书各编及章的目录、页次，而详细的章、节及细目则在上、下册的卷首分别标列。书中所录的档案资料并非全文载录，而是根据类目情况择其中有关内容分别归属，但在每条档案资料后均注明详细出处。这种汇编目录可以使读者十分方便地找到所需的资料，并可根据每条档案资料后面所标注的出处按图索骥，寻找更多的有关材料。
详细目录，即直接列出档案史料汇编中所有档案史料的标题和页次。这是全录式档案汇编中所采用的方法。这种目录一般按内容分为几个大类或是章、节，把选定的档案文件标题按时间的先后依次录入。如上海市档案馆编纂的《日伪上海市政府》一书的编目就采用了详细目录形式。该书将有关档案材料分为四大类：（一）市府傀儡政权的更迭与组织概况，（二）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统治，（三）横征暴敛的经济统制，（四）奴颜卖国的宣传教育。每一类目下不再分细目，而是按时间先后顺序进行排列，全录文件标题、时间、页次等，极方便检索。又如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纂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也是采取的这种目录编排方式。由于后者是多卷本的汇编，每一辑有若干编，每一编又分上、中、下等分册，其目录的编排，即在每一编中的第一册前详列全书的总目，后面均不再出现。这种集中编排法虽有利于综览全书概况，但对查阅有关史料，还是会带来一定的不便。另一种多卷本的目录编排法是不做全书总目，而是在各分册中详列本分册的目录，这是一种比较通行的汇编目录形式。
其二，参考书目 从目录学的角度看，参考目录也是专书目录的一种。汇编的参考目录就是将与本汇编题目有关的图书、期刊、文章、档案资料等编制成目录，附于本书之后，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参考。如《鲁迅思想研究资料》一书收录了研究鲁迅先后的文章一百零一篇，书后附有《鲁迅著作出版目录》、《论述鲁迅的专著、文集目录》，所列的汇编以外的书籍文章名目计有七百篇。对读者进一步研究鲁迅的思想提供了方便。又如大型资料汇编《中日战争》的最后一册（第七册）就列有与中日甲午战争有关的“参考书目”。编制参考书目时，要使书目尽可能地详尽，如名称、作者、出版者、出版时间、卷数等，都要准确无误。参考书目的排列顺序，一是按成书先后顺序排列，二是按其重要程度排列，与汇编主题关系密切、史料价值最高者排在前，较次要者排后，以便利读者的应用。
其三，书目解题 在编制汇编参考书目时，若在录制书目时，对列举的图书资料作一些简明的介绍与评价，即成为书目解题。书目解题又称解题书目，是由书目和解题两部分组成的。书目部分的著录不仅要求详细著录一书的基本情况，还要求对一些珍本、善本书指明藏书的地点，以便读者去查找。解题主要是对所列举的图书资料的介绍和评价，如书的主要内容、书中档案史料载录情况、史料来源、史料真伪价值、作者情况等等。《中法战争》所附的解题书目有一百多条。有介绍加简要评价者，如《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二十二卷，故宫博物院编，民国二十五年排印。此书就军机处之上谕档、电寄档、洋务档及录副奏折选辑而成，起光绪元年，至光绪十年六月；以芦沟桥事变起，未能继续完成，前三卷尚多一般交涉文字，自第四卷起，几全部为中法越南交涉事。惜所收稍滥，错字亦不少。”还有对所列书刊史料真伪的质疑、思想观点的评论、比较各书之优劣等等。此外，目前国内档案馆编制的馆藏档案全宗指南，也应属于解题书目的一种，但是它为之解题的 “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书”，而是一个个的档案全宗。全宗指南对该全宗的档案形成者、形成时间、主要内容等，都作了简明扼要的评述，对档案利用者查找阅读档案起到了指示门径的作用。书目解题形式多样，内容详略也各不相同，但对读者的阅读和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庄志龄）
[①]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重印本，第1页。
[②] 毋煚《古今书录序》，见《旧唐书·经籍志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