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汲冢竹书》的发现与整理
在西晋初年，我国北方发现了大批的竹简篆文古书，大约有十余部书，其中很多内容与当时流传的记载有较大差异，因此引起了学者的注意。由于这批竹简文书是在汲郡的古冢中发现的，故统称之为“汲冢竹书”。
1、《汲冢竹书》的发现和整理
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今河南汲县）发生了一起盗掘古墓案，盗墓人名不准，他在盗掘一座古墓时，得到了许多宝物，有周代的玉律及钟磬、铜剑、金质器具等。不同的是，这墓中还堆有大量的竹简，这个盗墓贼对竹简不感兴趣，把竹简当作点火照明的材料。案发后，官府在检查被盗古墓时，发现了散落的竹简，并发现竹简上有古文篆字。晋武帝知道这件事后，命令秘书省派员前往，经初步发掘整理，共得竹简数十车。
由于竹简遭到盗墓者的破坏，原堆放次序被打乱，有的还被烧毁烧残，所以要恢复古书原貌，困难极大。晋武帝命秘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著作郎束皙等人负责整理这批竹简。他们先“校缀次弟”，即根据竹简的内容，将其排比归于某一篇，再将数篇的材料归于一书。经过数年的整理，大致知道了汲冢所出竹书的种类和篇目。根据《晋书·束暂传》的记载，有下列几种：（1）《易经》二篇；（2）《易繇阴阳卦》二篇；（3）《卦下易经》一篇；（4）《公孙段》二篇，言楚、晋事；（5）《国语》三篇；（6）《名》三篇；（7）《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策；（8）《琐语》十一篇；（9）《梁丘藏》一篇；（10）《缴书》二篇；（11）《生封》一篇，帝王所封；（12）《大历》二篇；（13）《穆天子传》五篇，言见西王母事；（14）《图诗》一篇；（15）《杂书》五篇；（16）《竹书纪年》十三篇（自夏至于魏安厘王）。总计有16种，75篇。[i] 全部是漆书蝌蚪文字。
《汲冢竹书》的整理工作前后历时约二十年，这是中古时期一次规模浩大的文献整理工作，其所运用的方法基本上沿用了汉代刘氏父子创立的方法，整理工作的主要步骤为：
一为抄攥，即以“今文”（隶书）抄录竹简古文字。因为这批竹书，都是用古文“蝌蚪文”书写的，而“蝌蚪文久废，推寻不能尽通”，经过秦始皇“书同文”的变法之后，到晋时已经很少有人能够识得这种文字。因此，第一步的工作就必须用“今文”将竹简古文重行抄录，以便于阅读。荀勖等在抄录时以魏明帝时所刻《三体石经》为参照，其古文字形为《三体石经》所有者，即以古文下之隶字写之；其字形为《三体石经》所无者，则据其上下文推求为某字，称“古隶定”[ii]，而不准轻改某字，以存其真。遇有脱漏之处，则以“□”号代其位置。其书写格式，也尽量保持原书原貌。据荀勖《穆天子传·序》称：“所得书皆竹简素丝编。以臣勖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简，长二尺四寸，以墨书，一简四十字。”竹简的长度，以晋尺度之，约为二尺。荀勖即以“二尺黄纸写之”，分为两行，每行二十字。忠实地保持了原简的形式和风貌。
二是寻考指归，校缀次弟，撰写序言。荀勖等人在以今文写定《汲冢竹书》时，就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考订工作，不仅有文字上的考订，还有对内容、作者、冢主等的考释。在古文字的考订上，卫恒、束皙用力最多。卫恒世习古文，曾撰《四体书势》，他把《竹书》与《三体石经》中的古文相比较，找出同字异形的古文字，解决了大量令人费解的问题。但不久卫恒遭遇意外之祸，其好友著作郎束皙继续其工作，束皙能“妙解古文”，继卫恒考订《汲冢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在卫恒、束皙等的文字考订基础上，荀勖又进行了编次、注写、校对工作，编次成16种、75篇，列于《中经新簿》丁部之末。荀勖每整理一书毕，又仿效刘向故事，撰写序录。如现存的《穆天子传·序》称：“古文《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古冢所得书也。……其书言周穆王游行之事。《春秋左氏传》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于天下，将皆使有车辙马迹焉。’此书所载，则其事焉。……汲郡疏书不谨，多毁落残缺，虽其言不典，皆是古书，颇可观览。谨以二尺黄纸写上，请事毕以木简书及所新写，并付秘书缮写，藏之《中经》，副在三阁。”这篇序言将汲冢竹书的出土时间、地点、竹书内容等作了扼要叙述。
2、关于《竹书纪年》
《汲冢竹书》至唐末五代战乱以后，陆续散佚。今所存者，只有《穆天子传》与《竹书纪年》两种。
《竹书纪年》又称《汲冢纪年》，内容是记叙夏、商、周三代的史事。至周宣王以后接记晋国殇叔（晋殇叔四年即周幽王元年）的事。其下历文侯、昭侯，接记曲沃庄伯以及武公、献公等事。至战国三家分晋后，专记魏国的事，而止于“今王”二十年。以世次推之，今王即魏襄王。当时学者都认为它是魏国的史籍。《竹书纪年》文意简明如《春秋》，记事却又同于《左传》，但其中与传说相异者很多。如关于尧、舜、禹禅让之事，儒家经籍中说的确乎其实，而此书则以为是相互篡权夺位。又如伊尹与太甲之事，传说是太甲有过失，才遭伊尹的废弃，三年后太甲悔过，伊尹又迎接他复位，而此书则以为他们是相囚相杀。再如关于共和行政事，儒家说是周、召二公共和行政，而此书则以为是共伯和摄行天子之事。还如益干启位，启杀之；文丁杀季历；……凡此种种。因《竹书纪年》与儒家正统说法不一样，当时学者以为它是骇人听闻的异说，唐代孔颖达作《十三经注疏》，斥该书为不经，即不受重视。至宋以后逐渐失散，其中的古本《竹书纪年》，到南宋只残留三卷，此后再不见著录，可知原书已亡。
到了明代嘉靖年间，忽又出现《竹书纪年》上、下两卷，称为南朝梁沈约作注。此即今本《竹书纪年》。清代人已经知道今本乃伪作，于是从事于古本的辑佚工作。重要者有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二卷。后来王国维在此基础上加以补辑校正，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一卷，共得四百二十八条。辑本虽非原书，但仍为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另有《竹书纪年》二卷，近代称为《今本竹书纪年》，系出于伪作。王国维作《今本竹书纪年疏证》逐条证明今本伪托之迹，于是《竹书纪年》古今本真伪之案遂定。
《竹书纪年》既为魏国史籍，那它所记载的战国时事，当较为可靠，足以补证《史记》等书记载的缺误。如按《史记》说法，魏文侯即位于公元前424年，在位16年；惠王即位于公元前370年，在位36年；襄王即位于公元前334年，在位16年；哀王即位于公元前318年，在位23年。《史记·六国年表》说子夏为魏文侯师，时在魏文侯十八年，离孔子之卒72年。孔子卒时子夏才29岁，若按此说，则子夏已逾百岁了，这显然是年岁有误。如果按照《竹书纪年》所记文侯即位于公元前446年，乃称侯于公元前424年，在位50年；武侯即位于公元前396年，在位26年。照此改正后，则子夏的年龄也正相合了。又齐伐灭燕，《孟子》、《战国策》等均称是宣王时候的事，而《史记》却记在涽王时期，依《竹书纪年》，则宜在宣王时期。可知《竹书纪年》一书虽只有残文存在，而其中的史料价值却不宜忽视。
[i] 《隋书·经籍志》称为“十五部，八十七卷”。
[ii] 即字形结构保留古文字体的原状，但笔法则变成隶体，用这种隶书笔法改写古文的方法称为“古隶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