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京津沪渝档案学会
学术研讨会论文
上海城市发展与档案资源
娄承浩
[内容提要] 档案伴随着城市发展而产生，城市需要档案，档案紧贴城市的轨迹。上海开埠前，上海县城还是落后的农村社会生活方式，官方活动在政务方面，形成的文件局限在咨文、照会、契约，单据方面。上海开埠后，租界当局面临市政公用事业工程，人口激增和地税、房税等问题，有意识地留存大量的城市管理数据文件。上海进入50年代后，在规模的经济建设中档案是城市发展的依据越来越凸现，尤其是地下管线、管道普查建档工作意义重大。实践证明，城市发展牵涉到城市各个方面，只有把城市数据积累起来，才能成为城市发展的依据。上海是个只有700多年历史的城市，城市历史短暂，但是百年上海史留给人们的不仅是物质的上海，而且是充满曲折离奇和活力的上海。
记忆历史，是一种责任，留住历史更是一种责任。整合城市档案资源，是城市政府的职责之一，应当建立档案资源共享的公共服务体系，城市市民也应当履行法定义务。
[关 键 词]城市 发展 历史 资源
[作者简介]娄承浩，男，1945年7月生，浙江绍兴人，大专文化。任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档案室主任、副研究馆员，中国档案学会会员、上海市档案学会常务理事。在省市级以上刊物发表《试论科技档案的社会化经济效益》、《建立和健全软科学档案工作的浅见》等论文和专题文章178篇。
上海原是东海之滨的一个小渔村，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开始设置上海镇，元代二十八年（1291年8月9日）设立上海县。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后，上海城市优越的自然地理和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封建主义经济，在外来文化、经济的不断催化下，至20世纪30年代蔚然成为举世闻名的国际大都市。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城市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大发展。1992年以来已连续12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03年上海生产总产值（GDP）达6250.81亿元，财政收入达2828.87亿元，完成财政收入占全国八分之一。今天的上海已跨入世界10座最佳商业城市行列，上海让全世界瞩目，全世界关注着上海。
上海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得益于中外精英汇聚的人力资源、中西合璧的海派文化资源、各方投资的财力资源。
我在研究上海城市发展历史和实践活动中，发现档案伴随着城市发展而产生，城市需要档案，档案紧贴城市的轨迹，由此萌发了以上海为例，研究城市发展与档案资源关系的想法。下面将个人研究的心得叙述如下：
一、城市管理的数据
英国经济学家K·J·巴顿在《城市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一书中说：“城市是一个坐落在有限空间地区内的各种经济市场—住房、劳动力、土地、运输等—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网状系统，是各种活动因素在地理上的大规模集中。”[1]在这个人口高度集中、社会关系广泛发达的区域里，规范和制约人们的活动是政权机构第一位工作。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从春秋战国开始就出现城市，唐代强盛时期城市达1400多座，并出现了长安、开封、临安等可称为特大型城市。但是主要是政治、军事、宗教的集聚地。上海开埠前，上海县城还是落后的农村社会生活方式，官方主要活动在政务方面，形成的文件局限在咨文、照会、契约、单据方面。上海开埠后，原来的城镇逐步衰落，一个现代城市迅速形成。1843年至1895年随着租界的不断扩展，辟路盖房不断。1895年至1915年租界的扩张，使总面积达77694亩，这个面积与1845年第一次划定界线的830亩相比较，扩大了近100倍。上海城市市区的版图基本形成后，新的工厂、商业机构与日俱增，至20世纪30年代初，市区出现28座十层以上的高层建筑，标志着上海大都会城市的诞生。
当上海城市迅速发展，租界当局首先面临的是三大问题：
一、市政、公用事业工程，形成现代城市必备的道路、排水系统、供电、供水、供煤气和电话系统。
二、人口激增和相应的治安、住房、卫生、教育问题。
三、租界当局收入所依赖的地税、房屋税和其它调节税，从上海市档案馆馆藏租界档案来看，工部局和公董局成立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留存上述各种文件。
人口统计，是城市管理和发展最基本的数据。1865年工部局每隔5年人口调查，公董局1865年第一次人口调查，1879年第二次调查，1890年第三次调查，次后每隔5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的数据是租界当局研究和制订行政法规的依据。
人口与住房直接关联，一次次人口高潮引发一次次房荒。1870年工部局取缔易燃的木板房，以后制订中式建筑章程，提倡连排式石库门住宅。巡捕房的设置和巡捕的配置甚至公厕和菜场建造，都依据人口数据。
租界当局规定在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和管理中都得备案申办许可证，这种制度改变了城市建设中无序的状况，辟路、造厂、盖房都必须留下申请材料和图纸，为城市留下了大量的建设数据。
租界实行市政会议集体讨论制度，会议议题、讨论主要情况及决议均记录在案，工部局会议覆盖1849-1943年，公董局会议记录覆盖1907-1943年，此外还有公文处理存案制度。
因此租界档案是上海近代城市发展中数量大、内容丰富的最原始数据。上海这个特大型城市每一历史发展阶段，每一项重大政府决策都需要追溯历史的轨迹，不断积累城市数据。
我国档案工作历史悠久，早在西周就建立档案工作，但是封建社会主要局限在皇家档案和官府档案，城市档案应该说从租界开始。上海租界当局留存城市数据的意识，不是自然而生的，这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有关。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前，西方社会已有各种档案馆，但是都属于各机关、社团和私人所有。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末期已经积累了管理城市的经验，懂得档案对城市管理的重要性，因此通过法令建立政权控制的国家档案系统。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政府颁发法令推进档案工作改革，档案界产生一批档案学理论。西方资产阶级档案工作改革对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档案工作的理念逐渐成为西方科学文化文明的一部分，许多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人士都灌输进档案的意识。
近代上海，租界当局一批西方人士具有档案意识外，我还发现一批我国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和洋务运动实业救国的企业家，也十分重视档案材料的积累，江苏巡抚李鸿章筹办江南制造总局留存一批档案文件，洋务派重要人物盛宣怀留下的大批档案文件，还有荣宗敬的申新纺织公司档案、刘鸿生帐房档案，吴蕴初的天厨味精厂档案等，这些工业企业的档案丰富了城市经济管理的数据，弥补了城市管理数据的不足。
二、城市发展的依据
当上海租界大发展时，国民党在1927年将上海设置为南京国民政府的特别市，企图将被租界隔离的南市、闸北、浦东和吴淞统一起来，发展起来，然后收复租界，上海特别市第一次编制上海城市规划—大上海建设计划，专家们提出了许多很好方案，如开辟吴淞新港口，开发浦东使黄浦江两岸整体改变，都是远见卓识，对今天上海城市建设仍有指导作用。但是由于政治腐败经济实力衰弱，大上海建设计划只实施了一小部分就搁浅了。
上海进入50年代后，城市才大发展，通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调整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上海市区建设卫星城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发现档案材料不归档或者归档不齐是个普遍问题。1959年国家档案局在大连召开技术档案工作会议以后，各单位成立了档案室，加强了技术档案工作。1961年国务院针对城市基本建设档案工作薄弱情况，提出了《关于加强管理城市建设档案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管理好城市建设档案，是管理好城市的必要条件的思想。上海城建档案馆和各区县城建档案馆的成立，及时地接收城市建设活动中形成的各种档案材料。但是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又经常发生因缺乏地下管线档案乱挖电缆造成通讯中断，乱挖水管造成供水切断等事故，影响了城市的正常运转，影响了人民的正常生活。1987年江泽民同志担任上海市市长时，提出抓地下管道工程竣工图问题，并且语重心长地说，这是一项城市基础工作，要对子孙后代负责。
特大型城市的上海，地上建筑星罗棋布，地下管线交织如网，在上海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中，做好地下管线普查建档工作意义重大。1990年上海地铁1号线上马，地铁线路16.365公里，穿越闸北、黄浦、卢湾、徐汇和闵行区，工程最难的问题是处理地下无数个管线和隐蔽工程，由于城市数据的积累，在城市综合开发时显示了它的依据作用，工程进展顺利。南京西路西藏中路口的新世界商厦，1993年在设计施工中，也是遇到难题，地下现状复杂，有解放前建造的新世界南北楼地下通道，地下一号线穿过，还有盘根错节的地下管线、管道，查阅了有关竣工图档案，摸清了现状，分别采取技术措施。实践证明，城市发展牵涉到城市各个方面，只有把城市数据积累起来才能成为城市发展的依据。
过去在很长时期里，谈城市发展即理解为搞城市建设大兴土木，现在看来是狭隘的认识，城市的发展涉及到城市规划和布局、住房、商业和公共文化事业、交通运输和通讯、城市环境和治安、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城市精神与文明建设等等，任何一方面档案资源的缺乏，都会制约和影响城市的整体发展。比如社区档案，过去是空白点，现在建立了社区档案后，依据档案可以开展劳动力再就业工作、医疗卫生保障工作和治安防范工作等，这样使城市管理更现代化、科学化，城市发展更上层次。
三、城市历史的载体
上海是个只有700多年历史的城市，城市历史短暂，但是不平凡。它是我国受到西方科学文化影响最早最深的城市，也是中西文化交融具有“海纳百川”特点的“海派文化”城市。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上海开埠不久，1849年就由天主教创办圣依纳爵公学（后为徐汇中学）以后，教会又陆续开办圣约翰书院、圣玛利亚女校、格致书院、中西书院等学校，中国近代洋务领袖盛宣怀，在创办实业过程中深感人才缺乏，1896年奏请朝廷获准后创办南洋公学（后为交通大学）。在中西文化教育环境下，一批批大名鼎鼎的英才从这里起步，有的以后成了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和企业家。中西文化的环境也将西方的生活方式逐步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造就了一批著名的电影明星和在中西文化夹缝中求生的著名作家。上海特殊的环境，还是我国近代工业最早发展的城市，我国民族工业的发祥地。
正由于近代工业革命，使一大批农民转变为工人，上海成为我国工人阶级最早诞生最集中的城市，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陈云、张闻天等一批共产党人早期都在这里依靠工人阶级从事革命活动。上海又是“五方杂处”的冒险家乐园，一批社会名流、大亨曾经风光一时。
没有历史底蕴的城市，是贫乏的、枯燥的城市，有着丰富历史底蕴的城市是耐人寻味的，是城市的宝贵财富。
历史留下的文字、照片、图纸，是上海历史活动客观的反映，是记载历史的主要载体。百年上海史，留给后人的不仅是物质的上海，而且是充满曲折离奇故事的活力的上海。
在刚刚建成启用的上海市档案馆外滩新馆1400平方米的展览厅中，展出1854年的《上海土地章程》、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版中文全译本、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上海解放照片、巴金《随想录》手稿、上海市城市规划概要（1999—2020）等等，一份份珍贵档案，将上海城市发展脉络凸现。
记忆历史，是一种责任，留住历史更是一种责任。现在，上海除了各单位做好日常的档案工作外，档案主管部门和档案馆还及时参与上海市重大活动和重大工程的建档验收工作。世界500强财富论坛、APEC会议和抗击非典斗争后，档案部门及时参与积极开展收集建档工作，上海重大市政工程、建设工程建档工作更有一套科学的管理规范。城市经济社会活动发展到哪里，档案工作就延伸到哪里，现在民营企业、城市绿化、劳动就业、企业信用、郊区农业和街道社区等都开展建档工作，源源不断的档案续写着上海的历史。
四、城市政府的职责
追述上海城市发展与档案紧贴的轨迹，可以悟出这样的道理：档案是城市管理的数据，档案是城市发展的依据，档案是城市历史的载体，档案与人力资源、财力资源一样，是城市发展宝贵的资源。
档案资源是城市发展的公共资源，有利于当代、造福于后代、得益于民众。城市政府作为城市的管理者，应该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责任。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政府的角色也在转型，政府不再是生产建设的投资者和生产经营者，而是城市社会的管理者。政府的职责是建立公共服务体系，为城市市民营造一个和谐、发达的社会环境。
整合城市档案资源，是城市政府的职责之一。档案资源分散、各自为政的局面不打破，形成档案信息的封闭堵塞，难以形成档案信息系统的网络，更难以形成档案资源的合力，势必影响城市的发展。城市政府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制订相应行政规章，打破封闭围墙，建立档案资源共享的公共服务体系。
目前，档案工作体制还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上海市政府职能机构序列中没有档案局设置，市政府网站上也没有档案局网页，上海市档案局虽然保留行政局牌子，但是实际划归党务系统。因此在行政管理上存在着瓶颈口的障碍。综合档案馆与城建、气象、地震、工商、土地房产等专业档案馆档案资源还存在着各自为政的局面。社会公众查阅利用档案难的问题尚未彻底解决。
为了保证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政府应当将纳税人的一部分钱用于档案馆的硬件和软件建设，为城市公众提供良好的条件和必须的档案资源。
五、城市市民的义务
城市是个大家庭，每个城市市民都是大家庭的一员，城市的发展与市民的关系休戚相关。档案资源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不仅是城市政府的职责，也是城市市民的义务。
《档案法》规定，“对国家规定的应当立卷归档的材料，必须按照规定，定期向本单位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移交，集中管理，任何个人不得据为己有。”职务行为形成的对国家对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材料，公民都有法定义务，将其归档。
归档的意识现在并非在广大市民中牢固地树立。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知识私有的观念还是根深蒂固，他们认为知识成果是自己的，往往将成果材料据为己有，把知识产权的署名权、著作权、收益权和获奖权与成果的归属权混淆在一起。因此往往将职务行为中形成的知识成果材料不肯归档。在一部分企业中，挣钱是硬道理，管理是花架子，档案材料事先不抓，事后散失。
开展档案执法检查和档案普法宣传，双管齐下、以点带面，努力营造增强档案意识的社会环境，提高市民的档案法律素质是十分必要的。现在开展的“百姓话档案”活动和建立家庭档案活动，都是贴近社会、贴近市民，有助于提高市民档案意识的活动，其意义深远。全社会市民档案意识增强了，档案的积累和利用就会呈现更广阔的天地，我们的城市将会更快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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