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中国档案学的学科评价机制，实际上就是如何选择或制定一定的标准，对该学科进行评价的问题。如果没有一种评价标准，就很难作出对中国档案学的正确判断，就无法理性地把握学科的发展，甚至不能说明该学科的基本属性。因此，制定和选择科学理论的评价标准，就成为中国档案学研究不可逾越的环节。
一、中国档案学理论评价标准的选择
在以往对中国档案学理论的评价过程中，人们习惯的作法基本上是采用事实评价，即要求理论与事实相符合。但是，笔者认为，相对于理论而言，档案管理实践的局限性在于其直接目的并不是为了形成理论，而是产生具体的工作结果。因此，档案学理论作为一种科学体系，它取决于档案管理实践，但不是档案管理实践的“临摹品”，并不能也没有必要直接再现档案管理实践中的所有问题。也就是说，虽然采用事实标准对档案学进行评价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如果完全采用事实标准来评价档案学理论，则会遇到由于标准本身的缺陷而带来的困难。
(一)采用事实评价存在逻辑的困境
这种“困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经验事实很难充分证实和评价一种理论。人们的经验事实是特殊的、有限的状态，而科学理论则是普遍的、全称的命题；因此，我们如果用特殊的、有限的经验事实去证实、评价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称的命题，其判断和评价的结果并不具有逻辑的必然性。
其二是作为不可观察物的理论不能够采用可以观察的结果去证实和评价。如果作为不可观察物的理论必须用可观察的结果去评价，由于这种外展推理本身就不科学、不合理，所以这种评价的结果也就无所谓真与假、正确与错误、最优与最劣。
其三是观察渗透着理论，观察本身也是要以理论为指导的。因为任何感觉材料或原始事实在未被概念化之前没有认知意义，所以人们的感官本身或者未加工的事实并不能成为评价科学理论所需要的证据。因此，每一种理论的支持者总是利用他所偏爱的理论的概念系统，把原始事实概念化或语言化，这样就使被评价的理论问题陷入逻辑循环和预期理由之中。我国档案界对档案学的种种非议往往就是这种“逻辑的困境”所造成的直接结果。
(二)采用事实评价存在操作的困难
这种“困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具体的事实难于包容全部的历史。这是因为任何科学理论都不是静态的知识实体，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所以科学理论也是一种历史“产品”。这样一来，科学理论的提出、评价和接受，在某种程度上也依赖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比如，对“档案自然形成规律”理论的认识与评价，就不能离开“大跃进”中种种非正常行为及其社会背景；讨论电子文件问题，也不应忽视新技术革命对社会发展的种种影响。然而，时过境迁，当人们采用当今的事实对一种理论进行评价时，那种造就理论的历史却往往容易被忽视。
其二是经验事实可以根据“经验者”的意志去修正。当某种理论与经验事实不相符时，人们总可以人为地使理论与事实相适应。也就是说，人们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作出选择时，不仅依赖于共有的准则，还依赖于一些因个人经历和个性不同而各异的因素。比如，个性心理、所受教育、专业研究的模式、社会思潮的影响等，这就使得事实评价的结果带有很强的人为色彩。因此，科学评价一种理论的状态，如果仅仅依靠事实评价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的。①
(三)理性价值评价标准及其应用
正是由于事实评价本身和实施过程中的种种困难，使另外一种科学理论的评价标准应运而生。这就是科学理论评价中的理性价值评价标准。价值评价标准是爱因斯坦在论述科学理论的评价时提出的。他认为，科学理论的评价具有两种标准：其一是“外部的证实”,即事实评价；其二是“内在的完备”或“内部的完美”(inner perfection)，它指的是对作为科学理论前提的“自然性”或“逻辑简单性”的要求。虽然爱因斯坦并未对作为理性价值评价标准前提的“自然性”或“逻辑简单性”进行详尽阐述，但是，根据李醒民先生对爱因斯坦各种言论以及哲学思想的研究，可以初步确定“自然性”就是“逻辑简单性”。在爱因斯坦看来，“逻辑的简单性”是对科学理论形式体系的基础的要求，即一个理论前提的简单性越大，它所涉及的事物的种类就越多，它给人们的印象也就越深；而在理论前提简单的基础上，科学理论体系本身也应当是“统一、”“和谐”和“对称”的。这种“统一”、“和谐”和“对称”是对科学理论体系的美学要求，也是“自然性”的基本含义。这就是爱因斯坦所倡导和应用的科学理论的理性价值评价标准。
在爱因斯坦之后的许多科学家又相继提出了理性价值评价标准的其他要求，这些要求与爱因斯坦的理论一起共同构成了理性价值评价标准的科学体系。从总体上看，这些标准体现了以科学理论的结构与整体水平为评价对象、可以被正常认知能力的人所接受、具有可供操作的规范和方法，以及与科学研究对象、材料和结果等客体取向密切相关等基本特征。理性价值评价是相对意义上的评价，它是相对于事实评价仅要求科学理论正确性而言的，是一种对科学理论的前提和体系完美的要求。此外，理性价值评价还给予了科学理论更多的人文关怀，进而使科学理论避免了客观主义的非人格化倾向。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档案学及其理论的价值实际上就是中国档案学及其理论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在以往对中国档案学及其理论的评价中，人们大多注意了这种理论与社会实践的吻合程度，也就是采用了“外部证实”—事实评价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比较直观和易于掌握，在中国档案学及其理论发展的特定阶段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但是，正如上文中指出的那样，这种方法会遇到由于标准本身的缺陷而带来的困难。因此，需要一种根据理论的“内部”的状况去说明理论价值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爱因斯坦等所推崇的理性价值评价的方法。理性价值评价标准的积极意义突出地表现在，它是一种通过学科的本身特征去分析和说明学科状态，进而揭示这一学科对科学理论本身的贡献的评价机制。
二、中国档案学在科学学科结构中的定位
通过学科在科学体系中的定位来评价其价值，是理性价值评价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档案学者多年来一直在反复探寻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档案学在科学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最终将取决于两个因素，即中国档案学的研究对象的层次和中国档案学与其领属学科的关系。其中，中国档案学的研究对象的层次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一)中国档案学研究对象的层次
在人类社会已经确认的学科中，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特定的研究对象，而这些研究对象既涉及物质的层次，又涉及物质运动的级别。在一般情况下，每一种特殊的物质类型都有严格确定的相应运动形式与之对应。换句话说，一定的运动形式都有其特殊的物质承担者。如果将运动形式作为科学体系中的一个维度的话，就不难发现每一门学科与运动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比如，社会活动所对应的社会学、政治活动所对应的政治学、管理活动所对应的管理学等。这就是科学学科的一维结构。在此基础上，再将运动的物质层次和运动的进化程度作为科学体系中的另外两个维度，即物质层次维和运动程度维，使科学体系真正成为一个可供观测空间。建立这种“观测空间”的意义在于，当不同的学科沿着由个体、群体、组织和社会所构成的物质层次维向前发展时，就可以清晰地发现每一种运动的物质承担者的转移在相应学科理论扩展中留下的印记；当不同的学科沿着由初级、中级、高级等所构成的运动程度维向前发展时，就可以清晰地发现不同运动的升级在相应学科理论深化过程中留下的印记。如果这两种结果与运动形式所对应的结果加以综合考查的话，就会为研究学科的定位问题提供一个更为理性的方式。实际上，每一种社会活动都是在运动形式、物质层次和运动程度所构成的三维空间中发展的。因此，只有同时从三个维度中寻找某一门学科的确定点，才能确定该学科在科学三维空间中的坐标，从而正确地把握该学科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并进一步了解其发展状态。
根据我国档案学界通行的说法，中国档案学是一门以揭示档案现象的本质与规律为目的的学科。而所谓“档案现象”，就是由档案引发的各种现象。如对档案的管理、对档案管理活动进行的筹划等等。实际上，档案现象的基本构成就是档案。因此，我国档案学界对档案学的界定及其结果，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如果将档案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就必须考虑这门学科所研究的物质类型所对应的运动形式。档案学并不是简单地以研究特定载体的内容与形式为目的的学科。因此，对档案学认识也不能停留在对其研究载体的认识上，而是要更多地研究这种物质载体所对应的物质运动的形式。中国档案学的研究对象的物质载体所对应的物质运动形式，是一种以保管和开发信息资源为基础内容的管理活动。具体地讲，中国档案学对档案、档案组织、档案运动方式等问题的研究，都是有其特定的管理活动背景和目的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认定档案学是一门管理科学更为确切――这个结果更接近档案与其物质类型所对应的运动形式之间的关系。再则，正如笔者一贯主张的那样，档案作为管理活动的特有形式――文件方式的基本内容，不仅仅是一种历史记录，也不仅仅是一种面向未来的信息资源，而是一种非常确切的现实管理因素。作为一种物质的层次而言，档案所“记录”的不仅仅是“信息点”，而是一种“管理区间”，即管理程序的科学连接方式和模式，因此。中国档案学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对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之外，其更大的优势可能在于从文件的运动规律中总结出管理活动的基本规律。这就是中国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在运动形式维和物质层次维上所呈现的结果。中国档案学在科学学科结构中的位置，正是由它所研究的物质对象的运动形式、层次和程度决定的。
(二)中国档案学与其领属学科的关系
档案作为一种管理现象，它的运动形式、层次和程度所对应的理论成果必然构成一门管理学科。因此，中国档案学的建构和发展就必须遵从管理学的发展规律。
首先，中国档案学的直接研究对象――档案是一种管理现象。档案是作为管理基本方式――文件的特殊存在形式，它的形成实际上是对文件“剥离”的一种结果；从本质上讲，档案不能完全脱离文件而独立存在。因此，档案――文件的基本功能是管理活动赋予的，其基本内容是与管理活动相一致的。具体地讲，档案――文件并不是以知识的传播和积累为首要目的，它所记录的是管理活动的特定状况。正是基于这一点，使它与其他信息载体存在很大差异。也正是这种差异，使档案――文件的管理方式与价值取向与其他信息载体存在很大的不同，而这种研究对象的不同才是中国档案学独立于其他学科的基本前提。中国档案学作为一门研究管理现象的学科，它的逻辑起点、建构方式，乃至基本的理念与模式，都是与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从管理现象的状况和特征活动出发，通过对管理活动基本方式的系统分析，研究和揭示管理活动的基本规律。这就是由中国档案学直接研究对象所规定的学科基本属性，也是它作为管理科学重要分支的基本依据。
其次，中国档案学的基本学科结构是按照管理科学的模式设定的。从“管理主体”、“管理对象”和“管理过程”的研究，到部分地涉及管理活动的价值取向，使中国档案学基本具备了一门管理科学的基本结构特征。而一门学科的基本结构特征是其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主要依据。也就是说，一门学科的归属必须以其基本学科结构为判定标准，而不能依据这门学科的其他结构。否则，就会出现学科分类体系的混乱。在我国档案学研究的历史上，曾经一度将档案学归入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其主要的依据是《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结构和功能。需要指出的是，“为历史研究提供素材”乃至从整体上“为历史研究服务”，并不是中国档案学基本学科结构所体现的功能，而是其学科“衍生结构”的一种价值取向；这些“衍生结构的价值取向”相对于中国档案学的学科基本结构而言都是非主流的。之所以一门学科的衍生结构的价值取向不能作为评定学科属性的依据，是因为一门学科在“衍生结构”层次上的“价值取向”并不是惟一的。具体到中国档案学而言，在其“衍生结构”层次上还存在诸如《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学概论》(“衍生之衍生”)等学科，如果按照这些学科结构和功能来界定中国档案学的属性，那就会得出技术科学或者科学哲学的结论，而这些结论与中国档案学的实际状况是不相符的，也是不能为档案学界所接受的。因此，中国档案学的基本结构特征，是决定其学科归属的重要依据。
三、中国档案学在科学演化结构中的定位
科学学科的发展是存在一定历史顺序的。不论是就具体学科而言，还是从科学学科总体发展状况来说，都存在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在学科发展的不同阶段，它所呈现的状况是不尽相同的。因此，可以根据某一学科的特定发展状况，评估其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的位置。这就是美国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科学的理性价值评价倡导者T．库恩(Thomas Kuhn)提出的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
(一)库恩的科学发展动态模式。T．库恩194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物理系。他在攻读物理学博士期间，对科学史发生了兴趣，并形成其科学观。1958年到1959年间，T.库恩在斯坦福行为研究中心任研究员，他发现各位社会科学家对于科学的合理性问题和科学方法的本质存在着许多深刻的分歧，而自然科学家对这一切也没有更可靠、更稳定的答案。他还发现，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所特有的根本原则上的争论，在自然科学的各部门却没有――这缘于自然科学家的共同体成员之间意见的一致。这种“一致”是解决问题的一组标准事例。于是T．库恩就找到了阐述其科学观的核心概念――范式。根据这种核心概念，T．库恩于1961年完成了一部在科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③
T.库恩认为，任何一门科学在形成公认的范式之前，处于相互竞争的前范式或前科学阶段；一旦形成范式，就标志着该科学已经成熟，进入常规科学阶段；在常规科学阶段，科学共同体在范式的指导下解决各种疑难，使科学得到迅速的发展；科学发展必然会出现用原有范式解释不了的种种反常现象；反常现象积累多了，就会造成原有范式的危机，使该科学进入危机阶段；而危机的结果则必然导致科学革命，即从旧范式过渡到新范式，或用新的科学共同体取代旧的科学共同体，进而重新进入了新的常规科学阶段。
(二)中国档案学的演化“范式”
在我国档案学界通行的认识中，中国档案学是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一种理论。中国档案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重要时期。
第一阶段是中国档案学的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时间为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笔者之所以将这一时期称为中国档案学的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是因为这一时期存在一些与中国档案学本身(确立)密切相关的标志性事件：其一是“档案学”一词在我国的正式出版物中首次被提及。即滕固在《档案整理处的任务及其初步工作》一文中提出的“用科学方法处理档案，有叫做档案的学问”；其二是出版了一批中国档案学的早期著作。如程长源的《县政府档案管理法》、何鲁成的《档案管理与整理》、周连宽的《档案管理法》和殷钟麒的《中国档案管理新论》以及《行政效率》杂志上刊载的大量关于档案管理及档案学研究的文章；其三是随着档案管理工作的发展和档案教育工作的出现，形成了一批以档案管理为研究内容的学者。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档案学研究所涉及的问题相对较少。而且比较分散，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档案学。这与库恩提出的前科学阶段有几分相似。如前所述，库恩所称的“前科学阶段”是指作为人类知识的规范化形态的科学在独立存在之前的工作形态的知识和研究的总和。前科学阶段的特点是：从事同类学科的科学工作者对共同研究的问题基本观点很不一致，许多理论经常争论、相互批评和竞争，没有形成为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公认的理论(范式)。因此，前科学阶段的理论和研究存在“不确定性”、“易变性”和“待定性”等特征。
第二阶段是中国档案学的重构与渐进发展时期，时间为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国家规模的档案事业开始起步，其相应的理论研究――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科体系也开始了其重构的历程。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与中国档案学本身密切相关的标志性事件，比如，档案学在1956年被列入国务院规划委员会主持制定的《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中国人民大学开设历史档案系并形成由，《档案管理学》、《技术档案管理学》、《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保护技术学》和《中国档案史》等学科组成的教学体系、和专业研究人员，创办了中国档案学的研究阵地——《档案工作》(原为《材料工作通讯》)并开展了对档案学若干问题的讨论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明中国档案学已经得到国家和社会的承认，正在逐步向独立的学科过渡。这一时期的某些特征与库恩提出的常规科学阶段十分类似。库恩所称的“常规科学阶段”，是指严格根据一种或多种已有科学成就进行的科学研究，某一科学共同体承认这些成就是一定时期内进一步开展活动的基础。也就是说，常规科学阶段就是科学家集团严格按照既定的理论规范(范式)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发展阶段，是科学发展的成熟阶段。
第三阶段是中国档案学的完善与繁荣时期，时间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需要说明的是，我国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出现了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事件。在这种环境中，档案学的研究也受到几近毁灭性的冲击。因此，有的学者将这一时期作为中国档案学发展的一个阶段。④实际上，这一“阶段”在学科研究方面几乎毫无建树；如果刻意要按时间维度来描述中国档案学的话，那么，这一阶段也只能称其为“负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状况的恢复，中国档案学的研究也逐步趋于正常，开始了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档案学的分支学科不断建立、档案学的研究重点开始向基础理论转化、档案学的研究随着实际问题的拓展而出现了一些新的领域、档案学研究主体的变化使其理论产生多元化的趋势等。正如库恩在描述常规科学阶段之后的情形时所说的，由于事实和理论中所包含的本质上的新东西的作用，在现有范式下进行的研究就必然是一种特别有效地引起范式变化的方式。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常规科学却不断揭示出与范式预期不相符合的反常现象，科学家也一再发明出崭新的理论。因此，使科学进入了一个不稳定时期，而这种“不稳定”的根源则是常规科学长期解不开的、它所应当解开的难题。目前，中国档案学“因成长所带来的烦恼”，也正是源于这些“长期解不开的、它所应当解开的难题”。而随着这些问题的再次被提出和逐渐被解决，就预示着一个科学发展的新阶段的到来。
如果将中国档案学的发展与库恩所描述的科学发展动态模式进行简单比较。几乎可以认为，中国档案学已经具备了科学发展正常形态的基本待征。这种结论同我国档案学界对自身的评估也是基本一致的，即中国档案学已经成为一门科学。⑤但是，库恩理论的真正意义在于根据某一学科的特定发展状况，评估其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的位置；而在库恩的评价体系中，对一门学科发展状态的认定，是看其是否具备“范式”。也就是说，范式是库恩的理论模式的一个核心慨念。尽管库恩自己也没有能够为范式给定一个完整、惟一的定义，但是却为科学的形成和发展规定了一个起码的“下限”，即要有可以公认的科学准则和规范，要有围绕着这种“科学准则和规范”而形成的具有共同信念的科学家集团。实际上，库恩就是根据这种标准来商量和评判一种理论体系是否已经构成一门科学及其处于何种状态的。如果按照这种思路去分析中国档案学的状况，特别是用“范式”去衡量我国档案学界存在的对一些基本理论旷日持久的争论，就会产生一些忧虑。而这些“忧虑”集中到一点，就是我国档案学界所认定的这门学科究竟是正在突破已有的范式，还是根本就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范式?也许这才是中国档案学取得科学资质的症结所在。当然，一门学科得到科学界的认同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它自身能够认识并且找到一种自我发展的正确模式。这才是一门学科真正走向成熟的标志。
注释： ①李醒民：《科学理论的价值评价》，《自然辩证法研究》1992年8期。 ⑦李醒民：《科学理论的评价标准》，《哲学研究》1985年第6期。
③T．库恩著、李恒宝等译：《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
④吴宝康主编：《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40页。
⑤吴宝康著：《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l13页。
（郭红解、李军摘自《档案学》200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