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生命周期最初是以“学说”和“模式”的学术形式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并在短短几十年内得到西方国家的普遍推崇和应用。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却是在“中国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所谓“中国化”，顾名思义，就是把源自国外的原创性的理沦成果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修正和完善，从而使这一理论更具针对性和指导意义。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为了找到一条更好的解决我国文档管理实践问题的出路，许多学者开始致力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国化”的探索和研究。同时，由于这一理论的“非本土”性，亦有部分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或批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国化”问题由此开始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总结这场大讨论，一般存在这样三派：
一、以中国特色的名义：否定论
持这一论断的是以安徽师范大学王茂跃教授等为代表。王茂跃教授曾撰写《档案概念不宜欧美化》、《文件生命周期理沦不宜中国化》、《文件生命周期为何不适用中国----兼答何嘉荪先生》等一系列文章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笔者以为此派学者反对文件生命周期理沦的现由主要有：
一是认为文件生命周期理沦所规定的文件与档案的概念与中国的不同。即“我国认为文件与档案属于同一事物，是同一事物在不同阶段上的两个不同名称。我国是将文件与档案作为两个并列概念去看待的。而西方国家的文件概念，或相当于我国的同一事物，或与档案是同一概念，而我国则认为文件与档案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文件不是档案，档案也不是文件”(1)。在我国，关于文件利档案的概念之争可谓是旷日持久。
二是认为我国已存在档案自然形成规律，不能用文件生命周期这种“舶来品”来影响传统理论的地位，并认为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同时，从理论内涵上讲，认为“档案形成与运动理沦”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不谋而合”和“非常相似”(2)的，故也没有必要再提倡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了。
三是认为与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工作实际不相适应。我国实行文书、档案分开管理的体制，且具有严格的归档制度。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提出的文件“从现行文件到历史档案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3)等观点恰恰与之相左。
四是从文件生命周期在国外产生的实践基础来分析，指出我国没有发展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实践基础----文件中心，因此在我国不能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指导档案工作的实践。
二、以共同科学规律的名义：实用论
主张实用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何嘉荪、陈兆?、傅荣校、潘连根、黄存勋等学者。纵观他们的理由，主要可以归纳如下：
一是指出各国的文件运动具有共性，而文件生命周期学说曾明确指出“文件从形成到最后消亡或永久保存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即文件的运动具有整体性”(4)。这对各国而言总是相通的，因此，文件生命周期学说本身就是对文件运动的规律性认识，是可以借鉴和运用的。
二是强调文件生命周期学说“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扬弃与自我完善和提升的过程，这一“中国化”的成果就是形成了用以解决中国档案管理实践问题的新的“文件生命周期理沦”。从我国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中国化”了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西方的文件：生命周期学说的最大差异就在于：西方学者只把文件生命周期的研究看作是文件管理的一种模式或学说，而我国却通过进一步的充实与改进，已经把它上升为档案学的重要理论之一。因此，西方的学说一般只对文件管理有意义，而“中国化”了的理论则被用来指导文件、档案管理的全过程。同时，“中国化”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作为一个系统理论是有自己较为明确和系统的表述的，这就是何嘉荪、傅荣校教授提出并被学界公认的“三点”总结：即：第一，文件从产生、形成到最后消亡(或臻于永恒)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即文件的运动具有完整性；第二，文件在全部的生命过程中先后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和价值，使其整个生命周期可以区分为不同的运动阶段，即文件的运动具有阶段性；第三，文件运动过程中各种因素之间有着特定的内在联系，因而在不同的运动阶段应根据其不同的特点，采用适宜的存放与管理方式”(5)。文件生命周期学说引入者之一的陈兆?教授对文件运动阶段提出的“四分法”的具体划分模式(即文件的制作产生阶段----文件的现实使用阶段----暂时保存阶段----永久保存阶段)更是对我国现行文件与档案管理体制的一种较好反映，对实际工作起着更为直接的指导作用。因此，它并不是对“西学”的简单翻版，而是比旧学说更具有生命力的档案学的重要理论。
三是指出虽然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基于广义的文件观，但它并不强求人们对文件档案概念认识的统一，而只要求人们在文件、档案的联系问题上达成共识，即承认文件与档案之间天然的、密切的联系，把握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精髓。
四是认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中国化是理论与现实的共同需要。有学者认为提倡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势必威胁到档案自然形成规律。实用论的学者则强调要正确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它们是有区别的，首先档案自然形成规律是对档案运动过程的直观描述和总结，因此它的适用范围较窄；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对文件现行运动规律的抽象总结，因而它的适用范围和指导领域更为广阔，所以它们之间并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虽然档案自然形成规律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研究角度、具体对象、指导范围上有所差异，但它们本质上是对同一事物即文件的运动过程的认识，因此，作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理论，它们是不相冲突和抵触的；恰恰相反，它们都有着属于各自的学术位置，而且必将在新时期的档案学发展中得到共生。再说到现实的需要，此派学者以新兴的“文档管理一体化”、“电子文件管理”等正面案例和传统的文档分开管理体制导致的管理效率低下、重复建设严重、无法实现超前控制等一些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为由，认为生命周期理论中国化是实践的呼吁。
三、以两点论的态度：折衷论
此学派以周玲、宗培岭、林清澄、吴品才、陈作明等学者的观点为主。他们的观点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他们认为文件生命周期理沦的中国化对于档案学理论的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另一方面，他们又对肯定派学者所致力于的这一理论保留着一些看法。其中焦点之一集中在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所基于的文、档概念及其关系的质疑上，认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符合我国关于档案概念的认识，是一种“重大偏差”(6)。然而在理论阐述中没有明确表明自己对文件转化为档案的条件和阶段的认识，而认为“回避档案的概念去讨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或者认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档案概念无关，其实质在一定意义上贬低了文件生命周期的价值”(7)。争议的焦点之二依然落在了档案自然形成规律等所谓“土生土长”的传统理论上，认为“在引进与研究国外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时，决不应遗忘或贬低我们自己的理论而一味去诠释甚至照搬国外的理论，应该更多的宣传、发展我国档案界业已产生形成的档案自然形成规律和文件运动周期理论”(8)。与否定沦者不同，他们并不反对发展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而主张在传统理论的框架和思路下去研究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使传统的档案自然形成规律得到进一步完善。他们认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引入只是手段，而传统的理论才是目的与核心。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站在宏观的视角上思考问题，指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揭示和描述文件运动的形式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没有穷尽文件运动的全部，因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揭示的是所有文件共同拥有的文件纵向运动，是定向的、单向的、线形的，而文件运动除此之外还有横向运动”(9)，故而不能为各类文件提出一个均能适用的管理模式。同时它也缺乏对文件管理连续性和整体性的关注，而“主要是对文件线性运动规律而不是管理模式的科学描述”。(10)
更有学者从批判文件生命周期“万能论”角度，列举了它所不能胜任的方方面面。有学者指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作者注)对文件运动最后阶段(历史阶段)的运动状态还缺乏深入的分析研究，忽视了对文件运动的特殊形式(跳跃和回流)的研究，对文件群体运动的规律也缺乏概括，当然更无法对电子文件的生命周期作出理论阐释”（11）。还有人认为它不是文书处理部门立卷的理论依据；没有提供文件和档案价值鉴定的理论依据；担当不起对我国档案机构设置和管理体制改革进行指导的重任；等等。总之，折衷派学者们在审视“中国化”过程中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时角度各有侧重，不能不说是颇有见地的。
四、小结与评价
以上三种对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态度，笔者的观点更倾向于实用派的观点，并对否定派的理由持有不同见解。
如否定派提出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所规定的文件与档案的概念与中国的不同”的理由，笔者就认为是值得商榷的。笔者以为，概念之争终究是没有定论的。因为，这种争论的焦点仅仅停留在阶段划分的表象上，而没有触及文件运动的本质规律或者说触及不深。阶段划分是一个具体的操作层面上的问题，属于应用理论而不是基础理论所讨论的问题，因而，可以预见这种争议是不可能也不应该有定论的，从世界范围来看亦是如此。在这一点上，何嘉荪教授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归根结蒂，把什么样的文件视作档案，主要取决于人们的整体客观需要，取决于每个国家不同的文化和行政管理背景、社会利益等”（12），“至于文件被视作档案加以保管和利用，则是社会主体的自觉行为”（13）。故而概念问题并不构成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国化”的诟病。“以中外文件与档案概念的不同为由，来拒绝接受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科学的”（14）。
同时，笔者对论战中出现的对“档案形成与运动理论”的引用也存在一定看法。本文姑且不去探讨档案形成与运动理论本身或者说它与否定派所推崇的档案自然形成规律有何差异等问题，单就在论据的引用上提一点个人的看法。为了解释“档案形成与运动理论”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不谋而合”和“非常相似”的观点，王茂跃老师曾在文中引用张中同志1961年的学术成果，即“文件从产生、办理到立卷归档??结束了文书阶段，它就转化为档案。向档案室移交以后，它就进入了档案阶段”，“档案阶段也还是有它的段落的，第一步进入档案室”，“它第二步就转入档案馆”“档案室主要为本机关领导工作和本机关服务，同时准备为其他机关服务；将来进入了档案馆，为大家服务，为长远服务”（15）。将之作为“档案形成与运动理论”的理论内涵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进行比较。但是，四十多年前的学术成果是否还能用来作为反驳新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理论的一个依据?档案学是在不断发展的，“档案形成与运动理论”固然也是在逐步改进和深化的。相比上世纪60年代，今天的档案工作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笔者认为上述引用的说服力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对于否定派，笔者认为他在论述中最致命的一个错误就是对“实践”这一概念在理解上的偏差。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告诉我们：理论来源于实践，而又高于实践，理论对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从实践这一概念的外延来看，其实此“实践”已非彼“实践”。以没有文件中心的广泛建立为由来排斥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是站不住脚的。其二，是在“实践”内涵的把握上。理论之所以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所作用的实践是自发的、初级的，不完善的或低层次的，因此才需要理论去指导和提高它。所以说，只有以全面的实践观为基础才能接受理论的正确指导。在向信息化社会迈进的今天，我国档案工作实践显露出不少弊端，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笔者以为这种所谓的“不相适应”恰恰可以看作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一个生长点。
综观上述三方观点，其共同之处就是都提到了档案自然形成规律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关系问题，并各有所见。笔者以为这个孰“本”孰“末”的“地位”之争也恰是各种矛盾的焦点所在。然而究竟谁为”本”谁为“末”?在这个问题上，笔者更倾向于“实用论”派的观点和理由。正如前文中所总结的那样，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和档案自然形成规律都是对文件运动规律的探索和总结，只不过由于观察角度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使得它们的适用范围和指导，拟有所不同。即一个更为直观、更适合指导传统的。档案管理工作；而另一个由于更加抽象和概括，适合于成为一种思想和精神，渗透于文件和档案管理的各方面，推动着管理理念的进一步更新。
总之，无论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持何种态度，批评也好，意见也好，这些都为它的继续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无限生机。近来，文件连续体理论的提出被部分学者认为是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挑战，笔者认为它所质疑的依然是停留在文件生命周期学说阶段的西方版本，而中国化了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仍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正如前文所述，得到我国学者发展的新的文件生命周期理沦已经同西方国家的原有学说发生了很大差别。如“中国学者提出的‘文件的运动具有整体性的特点’和‘文件运动过程中各种因素之间存在着特定的内在联系’等观点，是与文件连续体理论表达的基本思想完全一致的”（18）；而且我国学者于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文件与档案管理一体化”，“不再明确区分文件与档案的一体化管理模式”等思想与文件连续体理论所提倡的“从文件形成到文件作为档案保存和利用的管理全过程中连贯一致的管理方式”（19）亦是相通的。因此，笔者也颇为认同何嘉荪、叶鹰两位教授的观点，即文件连续体理论虽然否定了西方版的文件生命周期模式和学说，但它绝不能否定中国版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诚然，我国的文件生命周期理沦亦不是完美无缺和无懈可击的，它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与文件连续体理论相比它只是从单一维度对文件自身线性运动规律的研究，而对整个文件运动规律而言，是不够全面的。也正基于此，笔者认为未来我国对文件运动规律的研究必然是循着业已形成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断走向深化的。
注释：
(1)王茂跃：《再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宜中国化》，《浙江档案》1998年第7期
(2)王茂跃：《以档案自然形成规律并非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浙江档案》2001年第8期
(3)潘连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档案目然形成规律之比较研究》，《浙江档案》2001年第8期
(4)(10)（18）何嘉荪、叶鹰：《文件连续体理论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丈件运动理论研究之一》，《档案学通讯》2003年第5期
(5)（12）（13）何嘉荪、傅荣校：《文件运动规律研究----从新角度审视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第76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6)(8)周玲：《文件生伞周期理论的研究应该为我所用》，《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5期
(7)周玲：《怎样看待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兼与潘连根同志(如何认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一文商榷》，《中国档案》1999年第11期
(9)吴品才：《文件多维运动的揭示----冲破丈件生命周期理论研究又件运动现象》，《北京档案》2002年第8期
（11）潘连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档案自然形成规律之比较研究》，(浙江档案》2001年第8期
（14）吴品才：《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中国化是理论与实践的共同需要》，《湖南档案》2002年第8期
（15）张中：《我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认识》，《档案工作》1961年第6期
（16）何嘉荪：《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课题----关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和“档案运动周期”的几点思考》，《上海档案》2000年第3期
（17）何嘉荪、盖书芹：《应该如何看待中外“文件”“档案”概念的不同----再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完全适用于中国》，《浙江档案》1998年第11期
（19）澳大利亚国家标：A5 4390．Standards Australia 1(AS4390：1996第4．22条)
(郭红解、黄晓瑾摘自《档案学》2005?3 原载《浙江档案》20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