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档案学研究的社会化，是指档案学研究要立足于社会实践，而不是远离社会实践；档案学研究应该具有社会效益，而不应该是有投入没有产出的无效劳动；档案学研究的成果应当为社会所接受、所需要，而不是为社会所漠视、所排斥。“社会化”在本质上是档案学理论的实践化，是档案学理论在实践中所获得的意义和价值。档案学研究的社会化表现在档案学研究主体、研究方式、研究成果等多个层面。
一、档案学研究主体的社会化
档案学研究主体的“社会化”，指所有的档案工作者及有关人士关注档案学、研究档案学，使档案学研究实现大众化。具体要求注重研究者的个体劳动与团队协同攻关的结合，注重理论工作者同实际工作者的互动作用。
档案学首先应该是群众科学，只有这样才能夯实发展的根基。我国现有专职研究人员估计在150人以上，院校档案专业中教授、副教授、讲师有400余人，档案专业实际从事一定业务研究的人员约4500人以上。以上三项人员合计，档案学专兼职研究人员约在5000人左右。⑴按1999年底全国3733个档案馆平均计算，每个馆从事档案学研究的人员只有一个多一点。可见，档案学研究的群众性、普及化明显不足。并且，实践工作者往往只是对本地区、本部门档案工作的总结或“解释自己已经确定和实施的实际主张”⑵，很少做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相反，专职研究人员容易走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理论的研究之路，为保持理论的相对独立性而滑向脱离实际的岔道。只有当实践工作者真正进入档案学研究的“殿堂”，和专职理论工作者?起都来关注、研究档案学时，才能扬其所长、避其所短，实现二者优势互补。这样形成的理论才会与实践紧密相联，能够真正解释实践中的现象，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因此，应当鼓励尽可能多的档案界人土参与档案学研究，为档案学的发展贡献力量，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最终形成科学的档案学理论。
二、档案学研究方式的社会化
档案学研究方式的“社会化”，包含多方面的内容，主要指实现档案学的开放式、集约化和综合性研究。首先，档案学研究要向开放式发展。档案学研究需要一个继承与创新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连续必然要与外界保持交流，必须要开放。没有开放，过程将因封闭而中断，从而停顿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上。美国社会学教授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呼吁，要“打破现有的学科结构”，开展对“社会科学的目前状况和未来前景的思考”⑶。面对这一呼吁，档案人是否应当思考，我们构建的学科结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是否制约了档案学的开放?是否影响了档案学与其他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之间的相互开放?正如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所说：“科学的理论结构是永远不会完全封闭的，科学上各方面总是开放的，并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只有用动态和发展的观点来看待科学发展的思想基础，才能不断提出新的理论，推动科学不断前进。”⑷中国的档案学不应限于教室里和书斋中，不应受制于已有的理论框架与体系，而应大胆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学科自身的内涵，实现“变内向性的学科成为内外兼向性的学科”⑸。T?库克也深刻指出，“档案人员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封闭在专业的狭小圈子里，有时档案人员必须超越‘世俗’和现实，探讨档案规则，抛弃已公认的常识，打破人为障碍和界限。”⑹档案学研究应力求打破专业界限，致力于让社会各界都能理解、接受和承认档案学，使档案学在学科林中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如，合理运用哲学、社会学、创造学、数学以及新旧“三论”等科学成果，加强档案学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新课题；引进先进的科学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载体材料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唯有如此，才能形成科学的档案学理论及其体系。
其次，档案学研究要向集约化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档案学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⑺可见，单兵作战、家庭作坊式的粗放型、分散式研究模式对档案学研究造成了诸多的负面影响。为了改变这一落后的状况，档案学研究必须走集约化的研究之路，探求具有规模效率的集约化研究模式。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实质是“充分开发和利用档案科研资源，减少各种人、财、物投入的损耗，增加档案科研成果的产出，在国家和社会等方面对档案科研资源投放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实现其最佳配置。”⑻集约化对档案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一，各科研部门及研究者树立全局观念，打破地区、部门、行业甚至专业界限，广泛开展学术交流与科研。其二，以实践的需求和国家科技发展战略为价值取向对档案科研资源进行人为理性配置。其三，对档案科研实行宏观控制、微观搞活的管理体制，以实现宏观科研资源配置最佳化与微观科研开发创新的效率化。
再次，档案学研究要向综合性发展。当前，社会科学一方面高度分化，许多分支学科不断分解、分化出来；另一方面又高度综合，许多横向学科、交叉学科大量涌现。具体到档案学，就分化而言，在原有“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及档案利用学等分支学科；就综合而言，档案哲学、档案社会学、档案法学、档案行政管理学相继产生；实践的发展使得档案心理学、档案经济学、电子档案工程学也初露端倪。分化与综合产生的分支学科反映了档案学研究对象(或问题)的复杂性与多变性，面对复杂多变的对象(或问题)，单靠传统的单一学科或几个学科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档案学诸分支学科和相关学科形成的学科群联合攻关。如InterPARES就“涉及档案科学、古文书学、凭证及版权法、计算机科学、计算机工程技术、历史、存储介质的化学性质、法律制裁”⑼等学科领域。从档案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档案学的理论基础产生时就不同程度地构架于政治学、行政学、组织学、管理学等基础学科的原理之上。”⑽21世纪的档案学研究则更需要突破学科的限制，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主动吸收相关学科中有益的理论、原则、方法和手段，以促进档案学的发展。
三、档案学研究成果的社会化
档案学有着很强的实践性，档案学研究人员需要有一个深入、了解、认识档案工作实践的过程。只有到社会档案工作实践中去，运用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去指导档案工作实践并受其检验，才能真正实现研究成果为社会服务，从而实现档案学理论研究与档案工作实践的紧密结合。
长期以来，由于档案学理论研究的价值是通过研究者的专著出版、论文发表来体现的，造成许多情况下都是遵循着“写文章?发文章?拿稿费?计成果?评职称”的轨迹运行，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种认识误区，从而造成行为的误区。档案学研究的根本目的不能单纯理解为在国家一级刊物上发表论文，或出版专著。档案学理论研究的真正价值在于对社会档案现象及规律的揭示，运用它开拓创新的研究成果，对档案工作实践乃至人类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如果忽略了档案学研究成果的社会性、实践性，就会出现理论成果与实践分离的“两张皮”现象。要实现档案学研究成果的社会化，必须做好以下三点：
第一，档案学研究的课题要为社会所需要。为社会所需的研究成果不仅要以论文、专著的形式与社会“见面”，也通过咨询服务、讲演、培训等途径成为档案工作者与社会公众的思想概念与行为习惯。
第二，档案学研究成果不仅要包含丰富的学术思想，具备深厚的学术价值，还应该具有明显的应用价值，能为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服务。观档案学已有的理论成果。其中不少成果在实践意义上是“虚”的，而所谓学术上的“高”、思想上的“深”是“实”的。笔者认为，这是档案学研究成果的一种“错位”现象。如欲改变这种“错位”现象。就必须要在档案学研究方法与价值评价上有一个根本的变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档案学界深刻的思考。
第三，档案学研究成果要让广大档案工作者了解、认识并掌握。当前的档案学研究中，由于许多成果的理论术语未能转化为“公众语言”，致使理论难以为公众所接受，诸如“文件连续体”、“元数据”、“背景信息”等术语，就很难被一线广大的档案工作者所理解，这是需要引起学界重视的。
注释：
[1]陈兆?：《我国档案学研究的规模、条件和成就》，《档案学通讯》2000年第5期
[2]刘吉祥《对区县档案馆开展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思考》，《兰台世界》1999年第2期
[3]华勒斯坦等编：《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31页
[4]布鲁克斯：《情报学基础(一)》，《情报科学》1983年第4期
[5]吴宝康：《档案学未来发展问题的思考》，《档案学探索》1988年第2期
[6]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编：《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页
[7]方鸣：《论我国档案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与对策》，《北京档案》1999年第4期
[8]李财富：《档案学研究集约化会议》，《档案》1997年第5期
[9]露西安娜?杜兰蒂：《永久保护真实的电子文件国际研究项目(InterPARES)》李英（译），《兰台世界》2002年第5期
[10]方鲁：《档案学产生、发展的基本因素》，《档案学通讯》2000年第4期
（牛角摘自《新上海档案》200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