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的起源

一、档案起源诸说

档案起源于何时？档案产生的历史背景怎样？历来众说纷纭。搞清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借助考古学、文字学、历史文献学、社会发展史、民俗学等相关学科中相关课题的研究进展，对有关历史资料进行充分的查证、分析和研究，而且取决于对档案本质属性的正确认识。1947年， 四川大学毛坤教授， 在为黄彝仲所著《档案管理之理论与实际》一书作序时写道：“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老子为柱下史，今日胥谓图书馆之滥觞，实则所掌皆档案也。”同年，许同莘的《公牍学史》认为，“唐虞以前已有档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外有些档案学者认为档案产生于国家形成之后。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档案界曾有档案是阶级社会产物和社会产物的论争。 70年代末以来，对此又有了进一步的研究，但仍有不少异议。

中外档案学家和有关学者，关于档案起源的诸多不同观点，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第一，认为文字是产生档案的必要条件。自从人类发明了文字，就开始用文字记录社会活动，并将这些记录保存下来，成为档案。第二，认为文字和国家的出现是产生档案缺一不可的条件。随着阶级的出现和国家的形成，为了管理大规模的生产，进行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或战争，国家需要有文字记录作为管理国家和交际的工具，于是产生了文书，保存起来便形成了档案。第三，认为以原始记事方法形成的记录就是档案，如结绳、刻契、编贝、结珠等。这些研究，对于探索档案的起源，从而了解档案的性质，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

许多历史事实表明，档案并非自人类出现就同时诞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和物质实体，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文明产物。档案是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记录。人类在原始群和原始公社前期的漫长时代里，没有也不可能创造记录和表达语言的书写符号，更不可能用它来作为扩大语言交际功能的文化工具。远古人只能靠语言和动作表达思想，凭人脑记忆存储信息。但是，语言声音的传达受到时间和空间的极大限制，不能直接通达远处，无法准确地存储起来备用，更难以流传后人。人脑记忆和口传，也是难免遗忘和失真的。为了弥补这些缺陷，人们创造了“结绳记事”和“刻木为契”等记事方法，唐朝李鼎祚在《周易集解》中引《九家易》写道：“古者无文字，其有约事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古代秘鲁、埃及、日本等国，我国的高山族、哈尼族、独龙族等少数民族也都有过结绳之事契就是在竹、木、骨等材料上刻上各种痕迹和记号以记事、记数或传达信息。我国很多地区古时都有刻契记事的做法，一些少数民族，如独龙、怒、基诺、瑶族等直至解放前夕还保留有刻契记事的方法。与结绳、刻契相类似的还有编贝或结珠记事。所谓“编贝”、“结珠”就是把各色的贝壳磨成扁圆形的小珠或者直接用穿孔的贝壳按各种习惯的方式穿在绳子或树皮之类的纤维上，编成各式的花纹，记载不同的事情。我国台湾土人曾使用过编贝或结珠记事，美洲的若干印第安人部落也用过这种方法。结绳、刻契等原始记事方法与一定思想联系了起来，在一定范围内有约定俗成的含义，可以保存，可以传递，起着记录和备忘、凭证和信守的作用。但它们毕竟都是标记和符号，没有记录语言，与有声语言不相联系，因此具有记事人的随意性，其意义仍是不确定的。这些记事方法只能帮助人们唤起某些具体事物的记忆，不能表达确切、完整、抽象的思想和语义，需要辅以一定的口头说明才能明确其含义。因此，结绳和刻契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档案，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把依靠此类原始记事方法记忆的时代称为“助记忆时代”。

社会生产的发展，人际交往的扩大，人类智力的提高，文字的发明，特别是作为记录语言的文字--表音字的出现，为准确地记录事实提供了条件，为档案的产生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在人类历史的复杂过程中， 文字的产生、记录的应用和保存，各地情况不尽相同。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来考察，特别是从一些文明古老的国家和地区的早期历史来看，文字一般产生和应用于原始公社制度解体的时期，即国家形成之前的原始社会后期。

下面分别对古代中国、古代埃及、古代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地区的情况，进行讨论。

二、中国档案起源

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中国古代文字的产生和应用，不仅标志着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发展水平，而且为产生文字记录的档案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关于中国文字的起源，最为流行的传说是黄帝时期仓颉始造文字。文字是人类在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出于记事和传递信息的需要，在人类群体创造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完善的，不可能主要是某个人的独创。《荀子解蔽》认为：“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仓颉可能是古代，特别是黄帝族整理文字和保存文书的代表人物的象征。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传说总是把仓颉造字和保存文书记录联系在一起。据《周易系辞》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晋人皇甫谧《帝王世纪》也有“黄帝史官仓颉，取象鸟迹，始作文字，记其言动，策而藏之，名曰书契”，“史官之作，盖自此始”等说法。

在古文献中关于保存和传留书契典籍的记载不绝于史。《左传 昭公十二年》丘”。这些文献通常被视为上古之书。唐人孔颖达《尚书曾说到左史倚相：“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序》说：“伏曦、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尚书正义》又称：“上世帝王之遗书有三坟、五典、训、诰、誓命。孔子删而序之，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几百篇，以其上古之书，故曰尚书。”现在一般也认为，《尚书》是上古历代文书的汇编，后世保存下来的只有《尧典》至《秦誓》29篇，其中有些是后人补充进去的。《尚书》保存了有关虞、夏特别是商周的重要史料，它是迄今我国最古的历史文件汇编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文集。

古代传说的各种记载，其人其事未必完全准确。但总的看来，还是曲折地反映了从黄帝到尧、舜时代前后，“炎黄子孙”发明了文字并应用于记录和保存文书、档案的某些情景。现在我们将这些传说与考古发掘的实物联系起来考察，则更能显示出这些记载的文献价值。

仰韶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是中国先民所创造的重要文化之一。其中西安半坡村出土的距今6000年左右的陶器上， 有二三十种刻画符号。郭沫若的《中国史稿》和《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认为，“这些刻记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在陕西临潼姜寨等不少的仰韶文化遗址中，也曾多次发现刻在陶器上的符号。只姜寨就发现100多个，约40多种符号，有的与半坡村的符号相同。上述遗址分布的范围，达3万平方公里之广。上述材料说明，仰韶文化遗址的刻画符号，是原始先民在比较广泛的地区里和较长的时期内，比较普遍使用的、带有某些规范性的记事符号。对这些记事符号，虽然至今未能更多地识读出来，但是可以看出，中国原始文字记录的产生时间，可能距今已有5000多年。这也可认为是中国古代档案起源大致的时期。文字的产生、文字记录的应用、档案的产生，中间不可能有很长的空白，有了文字就会使用，使用的记录保存下来，就其性质来说，就是古代的档案。

属于龙山文化时代晚期的文字今已有发现。陕西省考古工作者于20世纪80年代在西安市西郊斗门乡花园村发掘了一个原始社会遗址，内有一批原始先民刻写的甲骨文。它被分别刻写在骨笄、兽牙和兽骨上。现已清理出一批单体字。这批甲骨文，字体与殷代甲骨文字体接近。经有关专家分析认为，这里出土的甲骨文大约是距今4500年到5000年的文字。对已出土的各种文化遗迹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在这一时期出现文字和保存文字记录也是比较可信的。山东大汶口文化中发现的刻在陶樽上的文字符号，大约出现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有关专家认为，陶樽文字是我国文字的远祖，属于意符文字，大汶口文化已经是有文字可考的文明时代了。

中国古代由原始公社向奴隶社会过渡阶段，许多地方已有铜器，农业、特别是金属冶炼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分工和交换，扩大了奴隶制的领域。国家形成之后，为了适应继续发展的社会生产和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特别是进行国家的管理，需要比较有条理、有系统的文书记录和传递各种信息。这些文书记录，又被比较系统地保存起来，形成了数量可观的古代王朝档案。1899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发现的甲骨文，就是商王朝使用的一种文书，属于约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100年的遗物。此后历经多次发掘，共得约15万余片甲骨。商代甲骨文，是迄今我国大量发现的最早的较为系统的文字和古代档案。因这些文字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所以被称为甲骨文。又因甲骨文多是王室占卜的记录以及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所以又叫“卜辞”。

占卜虽然是迷信性质的活动，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商王朝的一种重要活动。举凡祭祀、军事、农耕、牲畜，或者关于风雨、年成、疾病等事，都要卜问吉凶，并且用龟甲或牛骨记下占卜人的名字、占卜时间、占卜事项以及后来的效验。因此，甲骨文的内容相当丰富，记载了商王朝的许多事迹，反映了王令、臣仆、巡游、征战、犁田、渔猎、天象、医药等各方面的情况。比如，“王打令众人曰 田”的众字作 ，日下三人形，像许多赤身的奴隶在太阳底下劳动；“乎禽”、“乎渔”等等，都是监督奴隶生产的记录。还有，奴隶成批逃亡，商王亲自指挥追捕的记录。此外，诸如“月一正曰食麦”，“七日已巳夕，有新大星并火”。“丧明”、“疾趾”等等。记载了哪月发生月食，何时观测到新星，以及关于眼病、脚病的情况和名目--此时已有了对疾病的分类。这些甲骨文书，多是比较集中地保存于宗庙的所在地，有的按朝代排列，有的把龟甲和牛胛骨分别保存，有的龟甲还穿孔编连成册，可见是被有意识地收集起来，保存在库房的档案。

商代甲骨档案的内容及其管理，显示了当时人们的智慧，它闪耀着中华民族的文明之光。中国有近四千年的文字可考历史，主要是以这些内容丰富的甲骨档案为最早的信证。它为研究我国奴隶制社会，比如考证商代的经济、政治制度和帝系、京邑、卜法、文字及许多其他相关领域，提供了比较系统的最直接的史料。这些古老的档案，不仅是我们国家的文化瑰宝，也是人类文明的历史珍品。

多年来，经过深入研究， 甲骨文的字数， 据至今为止的不完全统计约有4500字，这说明商代晚期的文字已相当发达。从其文字结构分析，后人所谓的“六书”，或称为“六义”，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这六种构成文字的原则，在甲骨文中都已具备，已经形成比较严密的文字系统。例如，“国”字写作“或”，意即以武力（戈）守卫土地（一）、人口（口）。这已同许慎《说文解字》中的解释很接近：“国，邦也。从口，从或”；“或，邦也，从口，戈以守其一。一，地也。”甲骨文中的“聿”字，即古“筆”字，像右手执笔。这已同《说文》中的字形很接近，《说文》解释为“所以书也”，也就是写字用的笔。在后来的演变中又加上了竹字头成为“筆”，而它在甲骨文早已成形了。此外也有如“犁”（黑牛）、“疾趾”、“龋”等等比较复杂的字。显然，这样较为完善的文字，已是经过长期发展形成的；因而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书当不是历史上最初始的文书和档案。据郭沫若的研究，认为中国文字的发展，到商代后期已经基本成熟，殷商的甲古文字，毫无疑问是经过了至少两三千年的发展的。所以说，由于中国原始社会后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之间社会交往的扩大，社会管理和生产管理的加强，加之人们智力的提高，在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产生文字记录和保存早期档案，也是合乎历史逻辑的。

三、外国档案起源

古代埃及是世界文明的摇篮之一。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即早期王国以前，就发明了文字。有材料表明，古埃及还在第一王朝以前，史官们便用墨水把文字写到储物罐上了。而且这些文字的笔迹有的具有比较流利和稳健的特色。到第一王朝和第二王朝时期（约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700年），墨水写在器皿上的象形文字，笔画越来越流利了。大约出自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埃及纪年石刻，碑文上载有前王朝至古王国第五王朝（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2420年）各法老的名字，他们进行远征等活动，以及尼罗河水位的标记。这部分石刻断片，现藏于意大利西西里的巴勒摩博物馆，因而被称为巴勒摩石碑。它是现存的埃及最古老的历史记录，成为研究埃及早期历史的重要史料。

在埃及发掘出公元前1300年前后的古埃及档案库时，曾获得大约400块泥板档案。其中有些是埃及法老与巴比伦王、亚述王、叙利亚公侯等相互交往的外交函件。泥板档案是保存下来的两河流域、古埃及等地当时使用的泥板文件。他们用黏土制成泥板，以削尖的棍棒刻写文字，然后晒干。重要文件需要长期保存的，则以微火烘干。埃及新王国时期与小亚细亚兴起的赫梯国家，长期争夺属土，公元前13世纪双方签订的和约文本，现在仍然被保存着。在历史上，古埃及人曾用纸草书写。纸草是古埃及的特产：取植物茎干排连成片，压平晒干而成纸。墨汁用菜汁加烟渣调成，以芦管制笔书写文件。在保存至今的纸草档案中，记载有公元前2000年前后埃及天文学、数学和医学等方面的知识。现在收藏于荷兰莱顿博物馆的古埃及纸草卷《伊浦味陈辞》，亦称《伊浦味箴言》，记述了中王国末期（约公元前18世纪中叶）贫民和奴隶大规模起义的某些情景。其中写道：“大地像陶轮一样翻转起来”，法老被穷人掠走，官吏被打死，档案库也被打开，租税表册和审判厅的法律纸卷（指纸草卷）任遭撕毁。反映了起义群众对奴隶主及其国家用以作为剥削统治工具的档案之仇视。

世界古代文明的另一个摇篮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希腊文为“美索不达米亚”，意即两河之间的地方。两河流域有亚述、巴比伦、阿卡德和苏美尔。最古的奴隶制国家发生在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大约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500年，苏美尔地区开始了最初国家的形成过程。在这之前，于原始公社解体时期，比较贫穷的公社社员常常到较为富裕和显贵的社员那里去寻求“保护”，成为他们的附庸。同时，公社还拨出一部分社员去耕种供奉首领生活和祀神用费的农场土地。考古学和世界史的材料表明，两河流域最古的文献（约公元前4000年），就是供奉祀神费用的农场的文件。苏美尔人在乌鲁克后期（约公元3200年）产生了最古的图形文字，是后来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的前身。最初时期是图形符号，以后发展为表音符号和指意符号，一起组成词组。这种文字用芦管刻画在泥板上晒干后成为可以长久保存的文书。文字笔画如楔形，因此称为楔形文字。

苏美尔地区早期城市国家之一的拉伽什在公元前2300年前后，由于人民和奴隶主贵族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对剥削和压迫异常愤怒的人民和寺庙的下层祭司等起来推翻了卢伽尔安达的统治，拥立乌鲁卡吉那为拍达西（即国家首脑），乌鲁卡吉那在两块泥板上写道：宁吉尔神赐给他王位，让他统治（当时自由民男子人数为3.6万）。这两块泥板档案，现在保存于巴黎卢浮宫博物馆。1975年在叙利亚发掘的古代埃勃拉王国的王宫档案库中， 出土有公元前2400年的1.5万多块刻有楔形文字的泥板档案。

古代两河流域也有石刻档案。古巴比伦王国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于公元前18世纪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是两河流域阶级社会第一部最完备的成文法典。原文刻在一个玄武岩石柱上，亦称《石柱法》。法典分为引言、法典本文和结语三部分。本文共282条，包括诉讼手续、租佃关系、债权债务、处罚奴隶等内容，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这个法典至今仍保存得比较完整，它是了解和研究古巴比伦社会的极其珍贵的史料。

简要的结论：

从中外历史的发展可以看出，档案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它以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类交往的扩大以及文字发明为基础，产生于原始公社向奴隶制过渡的时期。因为从石器时代进入金属时代以后，生产力空前提高，阶级和国家的雏形逐渐产生，强化社会关系和社会管理的实践，要求使用文书来记录和传递信息。而文字的出现又为文书记录提供了工具。同时，社会各种实践活动的继续和发展，需要人们存储有价值的文字信息，以资查考和充作凭证，因而保存起来的文书则成为档案。随着国家的出现和社会的继续发展，逐渐形成了比较有条理的文书，进而保存积累成较有系统的档案。总之，档案是有史以来最早的文字信息记录，是社会发展中的第一代文献。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这段话的基本思想，大致概括了世界各主要国家历史发展的规律，同时也说明了文书与档案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历史意义。档案不仅是社会文明的产物，也是人类社会和国家文明的一种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