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后妃嫔的养生上品
清代宫廷内广泛使用人参来进补,主要有两种方式:噙化和入药。噙化是指将人参含在口中慢慢溶化,一般量都不太大,大约每人每日噙化一钱左右,可长期食用。乾隆朝《人参底簿》记载:“乾隆三十年六月二十日起至三十一年五月十三日,皇太后陆续噙化用过三等人参壹斤拾伍两捌钱,下存三等人参壹两陆钱叁分”;“自乾隆六十二年十二月初一始至乾隆六十四年正月初三止,皇上共进人参三百五十九次,四等人参三十七两九钱”。档案中具体的实例枚不胜举,反映出清宫皇室滋补食用人参是普遍现象。
而且,清宫还有一条养生常规,就是嫔妃到了中年就开始噙化人参,以达到美容驻颜的目的。《人参底簿》记载:“乾隆三十年十二月二十日起至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颖妃噙化用过人参叁两壹钱。”此时,颖妃35岁;同一年相同时间,“庆妃噙化用过人参叁两壹钱”,庆妃也值中年。可见清宫嫔妃有用人参保养的惯例。但这是一定级别的嫔妃的待遇,等级低的常在、答应等没有资格。
中医认为“噙化”是最能发挥人参药力、最安全的首选方式。因为人参在煎汤剂或炮制成膏丸的过程中会失去一部分有效成分,若将人参鲜品或生晒品小剂量噙化便可避免这种情况。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噙化时口腔中的多种酶会与人参发生作用,可使其有效成分被人体充分吸收,这种方式还方便调节用量,避免因汤剂或膏剂中人参含量大以致机体出现“激素”样反应等症状。
除噙化外,佐药煎服、用酒浸泡、制成各种膏丸散剂也是传统进服人参的方法。清代宫廷每年都需要大量入药之用的人参:或者制成汤药、丸药、膏药等药剂,如人参汤、参苓白术丸、温经丸、温中理气丸、琼玉膏、人参珠子散等;或者以人参配伍当代茶饮,如参麦饮、参莲饮等;或者制成药膳,如八珍糕等。
雍正十三年(1735年),《太医院用人参药档》记录了宫廷从正月至年底一般入药人参就达230斤之巨。
值得注意的是,太医院一般入药用的人参,不同于清宫帝后嫔妃噙化及入御药所用人参,主要是人参等级不同。大体言之,四等及四等以上的人参是专门供帝后食用或是配制御药之用。乾隆帝时期,五等以下人参主要用以赏赐官员、变价出卖及一般入药。清宫当时所用的四等参如今已是十分少见,五等参、六等参相当于今天的一等野山人参。
人参存贮在清宫内务府广储司茶库。嘉庆朝以前,野山参产量高,宫中库贮量常在五六十斤至二三百斤,个别年份甚至达到七百至一千多斤。嘉庆朝开始,由于东北参源枯竭,宫中库贮量最高时也只有 26.8斤。
此外,清帝谒陵及出巡期间,可带五等人参半斤备用,如乾隆十六年(1751年)六月十六日乾隆帝出哨行围,带人参2斤。所带人参的多少与出宫时间有关,最高有带5至10斤的情况。
总体而言,清宫帝后妃嫔使用人参的量十分惊人。以雍正十年(1732年)为例,此年五月之后,雍正帝移居圆明园,即从五月至十二月的7个多月,皇家内廷共使用人参800多斤。
起死回生的救命良药
古人认为人参具有起死回生的作用。《药性本草》谓:“补五脏六腑,保中守神。”《本草纲目》述:“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现代医学研究认为,人参中的主要成分人参皂苷可以影响人体多重的代谢通路,可以增强大脑皮层的兴奋过程,改善神经活动的灵活性,快速改善心肌缺血和缺氧,具有抗休克、抗疲劳的显著功效。所以,人参皂苷的这种刺激神经、营养心肌的作用,在某些暂时休克的案例中确实“起死回生”,中医学很早便发现了人参的这一奇特功用,将人参列为补中圣品。从清代宫廷医案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这样的现象,也就是在临死之前加量进补人参。
乾隆帝生母孝圣宪皇后,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正月二十三日崩于圆明园长春仙馆,享年86岁。就在她死前半年,开始大量进补人参,“乾隆四十一年八月初八日起至十二月初七日,皇太后合参苓白术丸十三料,用过三等人参八两四钱;合八珍糕一次,用过三等人参二钱,参姜饮用过三等人参九钱;汤药内用过三等人参五两”。
乾隆帝容妃和卓氏,也就是传说中的“香妃”,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四月十九日薨,据《人参底簿》记录,在她临终前一个月,即三月十五日专门增服人参珠子散,“合人参珠子散一料,用过五等人参一钱”。
乾隆帝皇五子永琪,荣纯亲王,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三月初八日薨,年方26岁。就在其临终前,“乾隆三十年十二月二十日起至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五阿哥“汤药内用过人参拾伍两伍钱,人参汤用过人参叁钱”,一月之内服用人参共十五两捌钱,平均每日服用人参五钱有余,看来御医们是希望用人参来大补元气,挽回住五阿哥年轻的生命。
乾隆皇帝更是如此。嘉庆三年(1798年)十二月,乾隆帝病重;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日辰时(早上7—8点),崩于养心殿,终年89岁。参详乾隆朝《上用人参底簿》,从嘉庆二年(1797年)十二月初一日到逝世,约在一年时间里,乾隆帝“共进参麦饮三百五十九次,用四等人参三十七两九钱”。
以其临终前一个月的脉案为例,可以更加详细地了解清代宫廷御医们是怎样一步步加大人参用量,藉此来刺激心脉复苏、挽救生命的。
嘉庆三年(1798年)十二月初一日到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日,乾隆帝每日都服用参麦饮,时间大约在寅正时刻(凌晨4点)前后,“进参麦饮一次,用人参一钱”。参麦饮是种代茶饮,可以作为茶水单独服用,也可以送服药丸时饮用。十二月初一到初九日,乾隆帝尚能服用药丸,所以每日“进温中理气丸三钱,参麦饮送”,此后,药丸改为汤药,看来乾隆帝吞咽能力下降。
十六日,御医沙惟一、钱景请脉后,将所服参麦饮内的人参剂量加大,再加五分,共一钱五分人参。
二十二日开始,乾隆帝每日早晚两次服用参麦饮。正月初二日,临终前一天,御医们将参麦饮改为参莲饮(将人参一钱五分、建莲三钱、老米一钱炒,水煎)以增强脾气,所以从初二日巳初(上午9点)至初三日卯正一刻(早上6点15分),陆续进参莲饮四次,用人参六钱,以此希望刺激乾隆帝心脉,但是已无回天之术,“太上皇圣脉散大,原系年老气虚,屡进参莲饮无效,于本日辰时驾崩”。
据此脉案的记载,现代中医学专家陈可冀院士分析,乾隆帝当属自然老死。乾隆帝年已耄耋,求助于人参以补气血、以延其寿。其临死之前持续服用参麦饮等人参制剂,实与年迈之体有益,此法可作为今天医学研究老年病的一个参考。
清宫皇室所食用的人参大多是东北野山参。乾隆朝以后,随着参源逐渐枯竭,清宫中也开始增加山东人参、朝鲜高丽参的使用量。晚清光绪时期,随着中西交流的不断加深,美洲产西洋参(即花旗参)和日本产东洋参也被内廷引进使用。如光绪皇帝素来气阴两虚,常选择西洋参配伍制成药剂,因为西洋参药性较东北野山参缓和,尤适用于阴虚火旺体质的人,所以诸如光绪帝所服的保元代茶饮、益气养胃健脾代茶饮、益气和肝健脾代茶饮等均用西洋参。
稿件来源:《北京档案》杂志
作者:邓玉娜